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风物辽宁/辽宁省档案局（馆）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9ISBN978-7-205-07463-0Ⅰ.①风?Ⅱ.①辽?Ⅲ.①辽宁省—概况—图集Ⅳ.①K923.1-6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7607号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编：110003http://www.lnpph.com.cn印刷：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幅面尺寸：185mm×245mm印张：39.5插页：3字数：640千字出版时间：2012年9月第1版印刷时间：2012年9月第1次印刷责任编辑：王丽竹?伯?灵装帧设计：杜?江责任校对：王绍斌书号：ISBN978-7-205-07463-0定价：100.00元（全两册）法律顾问：陈光咨询电话：13940289230前言辽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然风光秀美，山海景观壮丽，文化古迹别具特色。早在远古时代，辽宁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营口大石前?
言桥南金牛山发现的金牛山人化石及其遗址，距今已有28万年，是迄今为止辽宁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处人类栖息地。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的鸽子洞遗址及出土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遗址，距今有5万年左右。这些古人类的出现及其繁衍生息，在辽沈大001地留下了众多的古文化遗迹，记录了辽宁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开端。辽宁地区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辽宁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从氏族公社到阶级统治的全过程。从新乐人的和睦大家庭到北方各民族部落的争斗与融合，从后金的崛起到大清的建立，从军阀的割据到东北易帜，从“九一八”沦陷到“八一五”光复，从东北解放到现代化建设，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新乐遗址让我们仿佛看到了7000年前沈阳人的生活；日新月异不断扩大的沈阳城，又不禁让我们联想，它最初建成时是怎样的模样？城里破旧的古庙与那些仍然气势恢弘的老宅是否有过同样的辉煌？
北大营、东大营里又上演过怎样的刀光剑影？眼前光洁的大道上，也许几百年前正有一队清兵骑着高头大马绝尘而过，抑或是一群穿着长袍马褂的路人操着手围观那个突然出现在路中间怪模怪样的红绿灯??
历史就像一条纽带将各个阶段的社会文明连接起来，并一直传承下去，这就是地域文化的根源。在同一片大地上，不同的时空里，同样的芸芸众生演绎着或喜或悲的故事，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文明。不论时代怎样进步，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们，身上总会带有这一地域文化的烙印，它已深入骨髓，影响着人们的思绪，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一旦远离，就会像一棵失了根的浮萍，孤独迷茫。这就是为什么人总是思念故乡，总要落叶归根。
在当今社会，因为科技的发展，因为交通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故乡。他们为了追逐理想拼搏奋斗，可无论成功失败，独处时，心底风物辽宁总有一丝空虚、落寞挥之不去，身边围绕的都是急急忙忙的异乡人。当他们回去寻找故乡时，却发现故乡也在一群异乡人的建设中变了模样。
没了熟悉的柴草垛，没了村头的老水井，人们不再聚在广场上聊天，孩子们也不再热热闹闹地捉迷藏??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忽然002发现弄丢了自己的故乡。于是人们开始变得慌张、浮躁，不知道怎样排遣自己的孤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曾有一位哲人说过：“当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就回头看一看你从哪里来。”我们身边的一砖一瓦一石，也许都曾见过千百年来人类怎样的繁衍生息，社会怎样的发展变化，如果你虔诚地叩问，也许它就会向你展示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走进历史吧，历史会帮你找到前进的方向。
辽宁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乡也随着时代大潮，日新月异地变着模样。老建筑越来越少，大楼越盖越高，许多历经百年风霜的历史遗迹都已湮没在了现代文明里。记载历史，传承文化，是档案工作者的责任。
我们在厚厚的档案里，寻找有关辽宁历史的点滴记载，从各个角度还原历史长河中的某个瞬间。意图通过这些片断的记载，让人们了解我们的故乡曾经金戈铁马、风起云涌，我们是怎样艰难地穿越历史走到今天。
通过不断的挖掘，我们已写出了近200篇介绍辽宁历史片断的文章。
2009年我们选取部分文章编辑成《奉天纪事》，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今天，我们再选100篇文章汇编成《风物辽宁》以飨读者，也希望爱思考的读者能借此找到辽宁地域文化形成及发展的足迹。
2012年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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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003目录前言?/001第一章?前清往事努尔哈赤缘何另建东京城?/002370年前皇太极发布禁烟令?/007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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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赌难题困扰清朝267年?/013录清代东北地区最大的衙门——东三省总督府?/021清代盛京地区最高权力者——盛京将军?/028清朝为保全东北在奉天开了13个商埠地?/033中国最早的铁路——京奉铁路艰难铺筑50年?/038001中东铁路支线强行穿越昭陵禁地?/046同治年间在沈阳诞生了我国最早商会组织?/051奉天华产商品陈列所专卖国货的官办机构?/057赵尔巽创办辽宁第一所法政专门学校?/063赵尔巽两度主政东北?成为张作霖的伯乐?/068为日俄战善后?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074满铁附属地盘踞东北30年成“国中之国”?/080满铁靠贿赂骗取鞍山铁矿开采权?/090抚顺煤矿的百年沧桑?/095清帝退位五天后奉天降下黄龙旗?/102第二章?民国风云1920年辽宁首开跨省赈灾先河?/110张氏父子艰难修筑葫芦岛港?/116为摆脱日俄控制张作霖建东北铁路网?/122风物辽宁东北交通大学创办五年就毁于战火?/128张学良创办同泽新民储才馆?专门培养青年官员?/134邴克庄主持修筑鸭绿江大坝?/140奉天市长李德新最早提出城市规划概念?/147惠临火柴点燃沈阳民族工业之火?/154002辽宁迫击炮厂造出中国第一辆汽车?/159肇新窑业开启东北民族工业的新曙光?/164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前后后?/170九一八事变前大炮已对准北大营?/176沈阳北大营里发生的故事数不清?/184沈阳东大营硝烟已逝书声犹存?/191关东军为打造傀儡政权催生“自治指导部”?/197彭贤为安葬张作霖奔走9年?/202第三章?辽海新生撒向关东的革命火种——中共满洲省委?/210《满洲红旗》飘?/216旅顺民众联合会在旅大地方自治中巧夺权?/221辽宁解放后的首次行政区划?/226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扫盲运动?/232“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239沈阳首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245235万辽宁民工组成钢铁运输线?/2531951年末辽宁鸦片余毒基本根除?/260目?
从人民币的图案到矿山公园?/266录1952年辽宁开始建设防护林带?/273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从沈阳起飞?/280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286大伙房水库的建设改造可防千年一遇洪灾?/2940031959年辽宁首次进行人工降雨?/301沈阳铁西工人村曾是中国最现代化工人住宅区?/308曾经辉煌的锦州轻工业?/314南大荒奏响石油会战的凯歌?/319第四章?岁月拾趣十几万年前辽宁人生活在朝阳鸽子洞里?/326清代玉牒大揭秘?努尔哈赤应叫弩尔哈齐?/331盛京堂子庙有六位皇帝在这里祭拜?/337沈阳魁星楼——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343奉天文庙祭祀时要唱六支歌?/349牛庄开埠其实是英国人犯的错?/355奉天维城学堂校名是慈禧亲自拟定?/360百年前沈阳百姓依钟鼓楼报时作息?/365光绪三十三年沈阳城开始有电灯?/371小河沿，百年前沈阳雅俗共赏的热闹地儿?/376沈阳老站名揭秘?沈阳站原叫“茅古甸”/382铸造“炉银”流通市场?营口清末成东北金融中心?/387风物辽宁停办粥场建贫民习艺所?清末社会救济从“予鱼”转为“授渔”/392伍连德临危受命扑灭东北鼠疫?/396张学良17岁发起成立奉天储蓄接济会?/401阎宝航十块大洋创办东北首家贫儿学校?/406004沈阳早期市政管理?一二三当区名?/412沈阳大舞台红火一百年?/419张学良主政时期汽车公司可自己掏钱修公路?/425民国时期彩票泛滥——灭老鼠、盖监狱都发行彩票?/431一百多年前电话在辽宁开通?/436二人转最早叫做“蹦蹦戏”?/441沈阳近代名宅主人全是张作霖心腹?/446第五章?史海钩沉新乐遗址——七千年前沈阳人生活的地方?/454东吴孙权的船队曾通过辽河抵辽阳?/461辽宁自唐朝开始就有冻灾记录?/467《满文老档》一幅记录后金崛起的传奇画卷?/474《清实录》一部被篡改的皇家大事记?/481《柳边纪略》还原三百年前东北风情?/487中街老字号述说沈阳文明史?/495沈阳天后宫——200年前妈祖文化传到东北?/502辽宁最早的西医院——盛京施医院?/508奉天图书馆开东北公共图书馆之先河?/515目?
新开河原名叫永利河?/522录皇姑屯因火车站而得名?/527沈阳市和平大街曾充当过15年的“国界”?/533沈阳的广场见证百年风云?/539东塔机场是奉系空军的诞生地?/54500585年前清关外昭陵被辟为公园?/553沈阳最早的交通灯设在十一纬路与三经街交叉口?/560《奉天通志》续写151年辽沈历史?/565《辽海丛书》汇集辽海古代文献精华?/572辽宁宾馆曾是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密谋地?/577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曾经关押76名将军?/583东北档案馆——辽宁史上最大的档案文献宝库?/588《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译者李华春是辽西人?/594无轨电车在沈阳市内运行了48年?/5981962年神秘大火烧毁福陵明楼?/6041975年东北史上最大地震袭击海城?/610后记?/617前清往事第一章努尔哈赤缘何另建东京城辽阳自古就是辽东重镇，到了明朝中后期，更成为辽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他兴奋异常，认为是上天的眷顾，立即将后金都城由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而仅仅一年后，努尔哈赤却又将都城迁到了城外。
风物辽宁是什么原因促使努尔哈赤舍弃了繁华富庶的辽阳城而另筑东京城？
清代之前辽阳系辽东重镇辽阳位于太子河与辽河交汇处，它西通蒙古，东联朝鲜，在公元前3世纪到17002世纪，始终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据《辽阳县志》记载：“辽阳襟山带河，可设险而守，故历代以重镇视之。”自秦汉以来，辽阳就是军事重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辽东郡是其中之一。辽阳城是辽东郡首府所在地，而沈阳当时还隶属辽阳。至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曾亲征辽东，打开了由幽州经辽东到朝鲜和日本的“东方丝绸之路”，并设安东都护府于辽阳。李世民月夜登辽东（辽阳）城头极目远眺，向东向南远山近黛，蜿蜒起伏；向辽阳东门里的街市西向北平畴沃野，晃与天接。太子河波纹粼粼，跳银耀金，像条蛟龙，绕城游走。
面对如此壮美的河山，他挥笔写下了《辽城望月》的千古流传诗句。辽、金两代也曾在此建立都城，规模渐渐扩大。元代在辽阳设行中书省，明代在辽阳设辽东都指挥司，明代中期以后，辽东总兵官也由广宁（北宁）移驻辽阳，辽阳成为辽东的中心城市。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与明朝双方形势出现转折，明军由攻变守，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后金乘胜追击，迅速攻下开原、铁岭。天命六年（1621）三月，又攻取沈阳城，接着乘胜攻下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努尔哈赤夺取辽阳城之后非常高兴。辽阳是辽东首府，位置优越，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辽阳城经元、明两代的不断修葺，规模宏大，城池坚固，为东北第一第一章城。占领了辽阳，就相当于掌控了东北。努尔哈赤认为是上天眷顾才将辽阳赐予他，因此，他不想再回归故里，决定将后金国由偏隅山区迁向辽阔平原。前清往事在努尔哈赤与明朝对战初期，他每征服一处就要拆毁城堡带走降户、俘虏，之后仍退回辽东边墙以东山区的后金国根据地。征服以掠夺为目的，不在于扩大领土，只是倚山区为屏障积蓄力量。而此次他改变观念和策略，征服不再只为掠夺，003而是将城池据为己有，加以利用扩大统治区域。诸王贝勒习惯了游猎民族以劫掠为主的作战目的，不了解努尔哈赤欲征服中原的远大抱负。攻取辽阳后，众人所获战利超乎寻常都已经满足，想告别征战回归故里享受生活，因此大都不赞成迁都。努尔哈赤劝告众人：国家最重要的是领土和人民，今天我们放弃已得到的疆土和百姓，敌人就会返回固守，将来再攻取就更加不易。况且辽阳是明朝及朝鲜、蒙古接壤的要害之地，既得上天眷顾，我们应该顺应天意在此居住。最终他说服了众人，于天命六年四月，将后金都城迁至辽阳，八旗军户迁来辽东。
迁都辽阳，是后金国力量壮大后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它走出大山，控制辽河平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形成与明朝对峙的局面。
迁都辽阳后遭到汉人抵抗迁都辽阳后，大量后金军民涌入辽阳城，他们居无定所，亟须安置。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颁行“计丁授田”、“计丁征兵”制度，废除明朝按户征役的旧制，令辽东地方汉人的房屋与满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供奉满人的吃住，并要将家中有粮食多少斛、多少升如实报告，按满人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这严重损害了汉人的利益。满汉杂居共处，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为缺少粮食而饿死，尔后金军又屠杀了很多贫穷没有粮食的汉人，幸免的汉人也做了满人的奴仆。
努尔哈赤还在当地推广很多后金残暴落后的弊政，诸如强令剃发，改变当地百姓的习俗信仰，胡乱迁民，强行剥夺汉人的大片耕田，清查没收汉人的粮食以及加重压迫和剥削的按丁编庄制度等等，这些做法激起当地百姓的强烈反抗，满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他们以逃亡、投毒、暴动等多种形式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后金的都城并不稳固。
为稳固后方另建新城风物辽宁而此时的明朝虽丧失了辽、沈二城，但军事力量不可小视，辽河以西关内腹地仍然归明朝所有，后金与明朝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当时朝鲜、蒙古还没有臣服，在旁觑觎。辽阳城虽然是辽东的首府重镇，地域辽阔，规制宏伟，但围城古老，大而陈旧，年久失修，难以固守。如果远征在外，必定会有后顾之忧。内忧外004患，使得努尔哈赤萌生了另建一座新城的想法。
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营建新城的大事。他说：“承天眷佑，遂有辽东之地。但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圮。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贴。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乘时征讨也。”这句话完全道出了努尔哈赤要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他将建新城的理由说得很清楚，却遭到诸贝勒大臣的阻谏，他们不愿意舍弃现在居住的城郭室庐，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因此加以强烈阻拦。努尔哈赤告诫大家：既然已经与明朝交战，就不能再贪图安逸，众贝勒大臣所怜惜在乎的只是一时的劳苦而已，而我所做的是长远的打算。
只贪图一时的安逸，如何能成就将来更大的绩业呢？他为安抚怕破财的众人，命令降服的百姓筑城，“而庐舍各自营建，如此，虽暂劳，亦永逸已”。努尔哈赤排除了众人的反对，在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建筑新城，并取名东京。
9个月建成东京城新建东京城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新城村，据《辽阳县志》记载：“东京东京城天佑门城周长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长二百六十二丈五尺。”第一章整个城在丘陵地带沿地势修建，呈菱形。改变了原来依山作寨，筑在横岗之上的建筑形式。而选在农耕经济与狩猎经济相邻之地，这是后金建城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前清往事东京城内有八门，两座东门，分别为抚近门和内治门；两座西门，分别为怀远门和外攘门；两座南门，分别为德盛门和天佑门；两座北门，分别为福盛门和地载门。城内西侧两个高点各建“八角龙殿”和“寝宫”，东侧建弥佗禅寺。新城用城005砖包砌，城内八角宫殿建筑，融汇各民族特色于一体，展现出多民族的建筑风格。
八角殿内外排柱16根，殿顶采用黄绿两色琉璃瓦，殿内和丹陛上，铺满六角形绿釉砖，这是昔日牧地和猎场生活在宫殿建筑上的艺术再现。八角殿是努尔哈赤举行重要政事的场所，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满文老档》和《清实录》中对“八角殿”均有记载。
东京城天命六年（1621）六月开始修建，至天命七年（1622）三月建成，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速度相当快。新城建成之后，努尔哈赤率福晋及诸贝勒大臣迁居新城。他让汉人住辽阳老城，满人则住新城。满汉分开居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起到了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清入关后，在北京城仍然采取了满汉分城居住的做法。
努尔哈赤在东京居住了4年，这期间他也做了许多重要的施政举措。他重视文化学习，仿效明朝办起官学，教习儿童读书，促进女真社会的发展。另外，努尔哈赤为了孤立明朝，对接壤的蒙古、朝鲜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与蒙古王公贝勒联姻，以笼络蒙古上层阶级。
曾迁祖陵葬于东京城初出大山的努尔哈赤，也许将东京城看作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是后金稳固的都城，急急忙忙地将祖陵迁到此处。努尔哈赤择东京城北阳鲁山为祖陵风水宝地，修建陵寝。天命九年（1624）四月，迁移祖父母、父母以及后妃、兄弟、子侄等人灵榇，葬于东京陵，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祀典活动一直延续至顺治年间。《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八年封东京陵山为“积庆山”，设立保护范围，严禁入内采摘打柴。设守陵章京二员、笔帖式二员、马法二名、兵每旗二名。规定每年冬至、岁暮、清明、中元、十月朔都要祭祀。冬至、岁暮、清明，各用牛1头，献酒、果、饭、羹，供香、烛，焚帛，读祝文。中元、十月朔，各用羊1只，献酒、果，供香、烛，焚帛，读祝文。五祭俱遣宗室觉罗大臣致祭。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用熟风物辽宁羊1只，献酒、果，供香、烛，令守陵官员致祭。礼仪烦琐而隆重，彰显对祖宗的孝心与思念。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将东京陵所葬其母孝慈高皇后迁出，与太祖努尔哈赤合葬在沈阳城东浑河北石嘴山，即现在的福陵。随同迁来的还有太祖继妃富察氏。顺治十五年（1658），迁景祖（努尔哈赤祖父）、显祖（努尔哈赤父亲）于兴京006永陵，随二祖同时迁到兴京的还有礼敦（努尔哈赤伯父）。由于二祖迁归永陵，从此停止了东京陵的祀典活动，其余葬者由后人自行管理。这座显赫一时的陵寝骤然冷落。如今这里仅存努尔哈赤胞弟庄亲王舒尔哈齐和贝勒穆尔哈齐、长子褚英三座墓园。
努尔哈赤在辽阳又筑城又迁陵地大动干戈，却仅仅居住4年就再次迁都沈阳，东京城仅设留守章京，驻兵防守。康熙二十年（1681），守城军移驻金州，东京城逐渐倾圮。现仅存南门部分遗迹及断断续续的夯土墙心。
（宋黎黎）370年前皇太极发布禁烟令17世纪30年代，烟草刚传入中国不久，统治东北的皇太极很快认识到种烟吸烟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危害，明令加以查禁。为此，清政府特别发布命令严禁八旗官兵人等种烟吸烟，违者按盗窃治罪，在其统治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一场禁烟运动。
第一章烟草从两个方向流传到东北前清往事烟草，属茄科，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美洲。印第安人有吸食烟草的习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烟草开始传入欧洲，以后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在17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007据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考证，烟草传到中国的渠道有三个：一是从日本传到朝鲜，又传到我国东北，然后进关。二是从菲律宾传入台湾、福建，然后南传广东，北传江浙，再向四周推广。三是从越南等地传入广东，然后北上。
烟草传播到东北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广东的军人带来的。16世纪末，努尔哈赤为了替父祖报仇，以13副遗甲起兵，先后统一了大部分女真地区，到17世纪初，开始向辽沈进军。为了镇压努尔哈赤的反抗，明政府陆续征调大量的广东军队到辽东，于是广东的军人把烟草先后带到了北京和东北。二是由朝鲜传播过来的。大约在1605年左右，葡萄牙人首次将烟叶带到日本，日本当时将葡萄牙人叫做“南蛮”，并根据葡萄牙文音译称烟草为“淡巴菰”。明万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1616—1617）间由日本输入朝鲜，朝鲜人便称烟草为“南蛮草”，又名“南草”。
1621年以后，朝鲜吸烟的人很多，烟草也由朝鲜商人带入辽宁境内。
烟草曾是贵重的礼品烟草有驱寒、提神功效，再加之新鲜、刺激，传到沈阳以后，迅速在八旗各阶层流传开来。周边的蒙古贵族、明朝将领中同样吸烟者众多。当时烟草并非本地土产，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烟草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贵重礼品。
在后金天聪四年（1630）以后，皇太极与人交往中双方经常用烟草作为礼物。
当时皇太极派人与驻守在皮岛（今朝鲜椴岛）的明将刘兴治谈判议和，刘兴治除赠送给皇太极茶叶、粉丝、铁针、毛牛角、耳坠、生丝、线、石青等礼物外，还送给皇太极派去谈判的使者巴吞巴克什白银30两、绸缎4匹、貉皮袄1件、弓1张、烟50刀（1刀为100个烟叶），送给使者李凤白银10两、绸缎2匹、弓2张、插有9支箭的撒袋1个、烟30刀。
风物辽宁清崇德二年（1637），朝鲜向皇太极臣服。朝鲜国王按照从前接待明朝使臣赠送礼品之例，向皇太极派往朝鲜的使臣每人赠送同样的礼物。礼物中除了马匹、银两、布匹、纸张等物品外，其中正副使臣每人送南草35袋、烟竹30根，一等常随官每人送南草20袋、烟杆20根，二等常随官每人送南草20袋、烟杆6根，三等常随每人送南草14袋、烟杆6根，跟随人役每人008送南草6袋、烟杆6根。这些烟和烟袋杆一直送到崇德八年（1643）才被皇太极下令停止。
而皇太极赠送烟草的对象，主要是来访的蒙古各部贵族。根据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形成的典籍《满文老档》记载，仅天聪五年（1631）一年之内，皇太极就先后向来访的岳母、大舅哥等蒙古各部贵族23人赠送烟草。这一年皇太极的妻兄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博尔济吉特氏乌克善陪同皇太极的两个岳母前来沈阳，闰十一月二十八日（1632年1月19日），皇太极赠给两个岳母每人貂皮帽1顶、烟20刀、海参1包，送给乌克善明将赠送皇太极使者烟草的档案烟20刀、海参1包。说明当时在蒙古贵族中吸烟的人也非常多，包括皇太极的岳母和大舅哥。
皇太极禁止平民吸烟由于烟草并非本地土产，主要依靠从朝鲜进口，价格昂贵。皇太极见到那些穷乏的八旗人家，仆从的衣服都穿不暖，却还要耗费钱财购买烟草，因此在他当政初期，便下令禁止平民和官员抽烟，但并没有禁止贵族贝勒们吸烟，烟草依然作为对外交往的礼物之一，同时也没有对违犯烟禁的官员平民规定任何惩罚措施。
由于禁下不禁上，因此大臣们便阳奉阴违，在公署禁止吸烟，回到家便偷着吸烟，所以禁令没有什么效果。
天聪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34年2月9日），皇太极生气地质问管理旗务的固山额真纳穆泰说：“你们这些大臣，在公署禁止别人用烟，等到回家又私自吸烟，第一章这样做又有什么颜面去指责别人呀？以此推之，则阳奉阴违，你们竟无一可信之事。如果你们认为我禁烟是不应该的，你们当时就应该直接进谏劝止，否则在外面前清往事私议禁烟之非，是以臣谤君，以子谤父。你们仔细想想，我曾有因人谏诤而加以谴责过吗？”看到禁烟没有什么成效，皇太极便问他的侄子管理礼部的和硕贝勒萨哈廉说：009“烟草已经禁了这么久，民间为什么仍有不遵守而擅自用的呢？”萨哈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转述了自己父亲大贝勒代善的话：“禁烟只禁平民不禁贝勒，大概是因为我抽烟的缘故吧。”之后萨哈廉说：“要想彻底禁烟，必须是不分贝勒平民，一概禁止。”皇太极为自己辩解说：“小民是不应该与贝勒一样待遇的。比如贝勒们穿着貂鼠或猞狸狲皮衣，庶民也能仿效吗？那些民间食用的各种物品，我又何尝加以禁止过呢？”实际上由于贵族内吸烟的人比较多，即便皇太极想禁也没有能力禁止。当时八旗旗主权力很大，每个旗就相当于旗主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有绝对的管理统治权，大贝勒代善为正红旗和镶红旗两个旗的旗主，另一个烟瘾大的和硕贝勒多尔衮是镶白旗主，正蓝旗先后两任旗主莽古尔泰、德格类均吸烟。当时皇太极真正执掌的只有正黄旗和镶黄旗，因此，皇太极的禁烟也只能绕过旗主贝勒们去禁止官员和平民吸烟。
由于烟草昂贵，随着与汉人及朝鲜人的接触增多，清统治区内开始有人偷着种烟。此次禁烟禁上不禁下，并且未规定对违犯者如何处罚，因此禁烟的力度不大。
吸烟种烟按盗窃治罪崇德三年（1638），盛京刑部开始对违犯烟禁者进行治罪处罚。十月初四日（1638年11月9日），正蓝旗唐贵在囚禁时抽烟，被镶红旗佟什禄执付法司，唐贵应打82鞭，准许每3鞭折交银1两赎罪。十一月初八日（1638年12月12日），正白旗大凌河守备陈家茂被家奴坦达、宋亚美、宋有明举报到法司说：“陈家茂做烟袋卖给铺子。”经审讯属实，应打陈家茂82鞭、贯耳鼻（即用一根铁钎子穿透两耳、鼻子），但准许交银两赎罪，又另外罚银9两，共罚银42两3钱。
崇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639年7月26日），奉皇太极的命令，户部颁布告示，禁止官员人等栽种或吸食“丹白桂”（“丹白桂”是满语“烟草”的汉文音译），风物辽宁违者将严加治罪，并规定了对违犯者治罪的相应措施。
普通旗人栽种、吸食、贩卖烟草按贼盗治罪。当时盛京城有德盛门、天佑门、福胜门、地载门、抚近门、内治门、怀远门、外攘门共8个城门，凡犯禁者分别戴枷在8门旁边的集市各示众1天，打82鞭，用铁钎贯耳，并罚银9两奖励给捉拿罪犯的人。如果有人看到违犯者徇私情不举报，被别人抓获，知情不举者与违犯者一010样治罪。种烟人所属牛录的牛录章京（后来改称佐领）和封得拨什库（后来改称骁骑校）负有管理责任，即使不知情也要受罚，牛录章京罚银10两，封得拨什库打30鞭，管理村庄的拨什库（后来改称领催）打50鞭。奴仆举报主人，经调查属实，举报者允许离开主人成为另户平民。
虽然皇太极下令张贴告示严惩，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偷偷地种烟。颁布告示后的第一个月，盛京刑部就查办了金有官、觉沙、德衣布、佟克昌、佟外郎、何二、蛮子、郭沙耀、苟竖子、王善耀、邓文硕、马二、辛大、石卓、祖二伯、邵五、刘大、张千、海什、尼尼、崔利毕、金善共22个人种烟案件，每人均是枷号8门之市各1天，打82鞭，用铁钎贯耳，罚银9两。其中七月二十四日（1639年8月22日）这一天，就查出正黄旗赵宗科牛录下邓文硕、李茂牛录下马二、宋仁牛录下辛大、张承德牛录下石卓等4人种烟，户部理事官俄屯执送法司审讯属实，种烟4人枷号8市各1天，各打82鞭，用铁钎贯耳，各罚银9两。对种烟事失于觉察的主管牛录章京赵宗科、李茂、宋仁、张承德各罚银10两，分管的4个分得拨什库各打30鞭，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4个村的拨什库各打50鞭。
走私烟草者处死由于明与清处于战争状态，物资禁运，朝鲜是清廷唯一的烟草输入国，尤其朝鲜出产的南草质量味道都非常好，深受吸烟者喜爱，因此，不管是商人还是出使的官员，都喜欢夹带烟草贩运到沈阳。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为了断绝朝鲜与明朝的关系，解除自己攻明的后顾之忧，亲自统兵进攻朝鲜，迫使其订立城下之盟，建立了政治隶属关系。为使朝鲜不敢轻举妄动，朝鲜国王世子及一些六卿子弟在多尔衮的押持下到沈阳为人质，这些人质住在沈阳质子馆中。朝鲜世子的随从陪臣经常给国内写报告索要烟草及钱物等，用于送礼或交换日常用品。八旗官兵从朝鲜掳掠来大量人口，其家属前来赎还，主要也是携带南草。
崇德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638年6月6日），朝鲜世子的陪臣们写给国内的报第一章告中提到：需要用南草来换取蔬菜等必要的生活用品，因为清廷禁止种烟，有吸烟的个别清朝官员利用职权到质子馆中索要南草，要求国内迅速送烟草过来。前清往事清政府实行禁烟后，便下令禁止朝鲜人从国内带来南草贩卖，只是允许人质带来自己使用。对朝鲜国内来人搜查极为严格，到凤凰城后，守堡将领都要带兵搜检南草。凡是搜出烟草，一律就地焚毁。011但对于朝鲜的质子及其家属，清廷还是给以足够的礼遇。十月二十三日（1638崇德四年的禁烟告示年11月28日），朝鲜前判书李溟质子及其家属到凤城时，因守堡将领下令搜查质子之妻，朝鲜陪臣向清礼部承政英额尔岱控诉，英额尔岱立即派人将该将领抓来当着朝鲜陪臣的面用鞭子抽打责罚。
清廷禁烟的对象是老百姓，不禁贵族。由于禁下不禁上，禁令没有什么效果，贵族大臣们有意见，老百姓依旧是偷着种。于是两年多后又开放自种自用。
崇德六年（1641）二月，皇太极下令开禁，准许抽烟之人自种自用，至于从国外走私输入的，仍然要杀头。但对朝鲜来人则不再搜查有无私自携带烟草，采取了价买的方式，南草一斤，价银三钱。于是质子馆的朝鲜陪臣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大肆索要南草，“此处粮草杂物贸用及不时需用莫如南草，请多多火速送来。”从这件事情看来，清太宗皇太极根据形势调整烟草政策，采用民间自种、严禁走私进口的措施是正确的，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措施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盛京通志》记载说：“冬可御寒，上人尤多食之，出抚顺者佳。”有此妙用的烟风物辽宁草，随着禁令的解除，自然得以在东北的很多地区种植和使用。如此，方造就出著名的关东烟。
（程大鲲）012禁赌难题困扰清朝267年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恶。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
荒弃本业，荡费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论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以悉数。第一章——摘自辽宁省档案馆藏《清世宗实录》卷82前清往事这段文字是1729年雍正皇帝发布的禁赌上谕中的一部分。在此上谕中，雍正帝历数赌博的危害，他认为赌博悖礼害义、助长游惰习气、危害社会治安，必须严加禁绝。事实上，不仅雍正帝，历代清帝均三令五申严厉禁赌，然而收效甚微。有清013一代，赌博非但没有因禁而止，反而于乾隆朝以后愈演愈烈，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直至清朝灭亡，禁赌问题也没能完全解决。
清代赌风炽盛东北地区最流行“斗纸牌”据文献记载，我国自殷商时期起就出现了赌博。此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历经几千年，赌博从未绝迹。到了清代，赌风之盛，已非历朝历代可及。
清代赌风炽盛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赌博名目繁多，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骨牌、叶子戏、麻将、樗蒲、象棋、马吊、骰子、摇摊、升宫图、状元筹、压宝、敲诗、斗蟋蟀、斗鹌鹑、斗鸡、斗狗、斗雀、斗鱼、花灯鼓、掩钱、番摊、闱姓、山票、诗票、铺票、白鸽票、花会等等，林林总总。
而清代东北地区最为流行的一种赌博项目便是叶子戏。叶子戏又称为“斗纸牌”，最早起源于唐代。北宋中期以后，叶子戏在汉人中渐渐绝迹，而在北方的赌博摊风物辽宁辽国，却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大众的喜爱而广为流行。据《辽史》记载：“（应历）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辽穆宗）与群臣为叶格戏。”自辽以后，叶子戏继续流行，至明清时期已成为北方社会上最为盛行的赌博项目。保存至今的清代纸牌，两头印着相同的点子，中间的空白处印有人物或花卉图案，最常见的图案是各种戏曲和014《水浒》人物。
清代赌风炽盛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参赌人员十分广泛，可以说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宫廷中的帝、后到下层的宦官内臣，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统兵的武将到下层兵丁，乃至妇女和幼童，均参与赌博活动。赌博成为有闲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流传至今的许多清代年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生动的斗纸牌场面。
清廷制定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厉、详密的禁赌法规清代，统治者把赌博与乱民、盗贼、娼妓并列为社会四大恶，认为“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肤、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过于此四恶。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9中更载有“民间恶习，无过于博戏”的文字。
这些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对赌博的态度。
鉴于赌博的种种危害，为肃清社会风气，有效治理全国，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开始便以明律为基础，在清律中明确禁赌的规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对这些规定不断进行完善和细化，最终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全面、严厉的禁赌法规。《大清律例》卷34《刑律·杂犯》，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的禁赌条例。这些条例从赌具、赌场和赌徒三方面对惩治赌博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对官员和旗人的惩处尤为严厉。
首先是赌具之禁。清统治者认为：“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欲杜此恶习，则赌具之禁，自不可不严”。因此，“凡为首造卖赌具如骰子、纸牌、骨牌等者，发配边卫永远充军，为从者亦要视其情况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或处三年徒刑；藏匿不销毁者也要发配边卫永远充军”。至于旗人造卖赌具，雍正时规定一律处以绞监候，即绞刑，待秋后处决。乾隆时稍微放宽一些，但至少也要发配边远之地充军。
其次是赌场之禁。雍正时规定，“凡开赌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于旗人开设赌场，康熙、雍正时均处以绞监候。乾隆时则规定：初犯者发配极边远地区充军，再犯就绞监候。同时，赌场房屋一律没收充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赌场的问题。第一章第三是赌徒之禁。清朝禁赌条例规定：“凡赌博且有其他劣迹者，处杖八十枷号两月；无劣迹者杖八十枷号一月。赌场、钱物充公”。而无论满汉官员赌博，都罪前清往事加一等，一律革职为民，永远不准再入仕途。
同时，清朝统治者深知，赌博能否禁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官员对禁赌条例的执行是否到位，因此清朝法律特别强调主管官员在禁赌中应负的职责，并对之015有奖惩的具体措施，防止“走过场”。“凡下属官员赌博，均逐级追查其直接主管上司的责任，如：县属职官，责之知县；府属职官，责之知府。以此类推。倘若明知下属赌博而不揭发处理者，降官三级，失察者也降官一级，罚薪俸一年。”“凡拿获赌徒及赌具，其制造赌具之家出于某县，即将该县知县革职、该府知府革职留任、该省督抚司道等主要官员降一级留任。反之，如知县能查获并惩治赌具制造犯，知县加官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司道等省官记功二次，以资奖励。凡官员查获赌博，所获银钱财物，全部作为赏金给予拿获之人，以激励官员查办的积极性。”另外，为了发动民众举报赌案，清王朝在对告发者进行奖励的同时，对知情不报者也给予重处。凡旁人举报者，将所获赌场钱物一半给举报者充赏；赌徒自己自首者，免罪，并退还所输钱物；地方保甲长和邻居知而不报者，杖一百，如收受赌徒和赌具制造者的财物，则从重处杖一百，徒刑三年。同时，清王朝还特别对亲属告发予以鼓励和宽大，“如同局之父兄伯叔据实出首，本犯亦准免罪”。
由于上述严密的措施，加之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政权强大，吏治相对清明，禁赌取得了较大成效。
鸦片战争后禁赌法规成为一纸空文严刑峻法虽然颁布全国，但主管官员如何执行则是关键问题。自乾隆以后，由于中央政权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吏治腐败问题日益突显，清朝的经济和社会风俗日渐出现紊乱和衰败的迹象，赌博之风也大有抬头之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因外国的入侵而改变了性质，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那些自古以来就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小农日益破产并由此而绝望，进而产生了游戏人生和巧取豪夺的异常心态。像泛滥的鸦片邪魔一样，赌博亦在以往的基础上以空前的疯狂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从官场到民间，赌博之风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当时在官场，最为流行的赌博方式便是打麻将。麻将，清道光、咸丰之际产风物辽宁生于江浙地区，同治到光绪年间传到北京、天津地区，随即迅速扩散到全国。由于它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刺激性，又极易入门，所以很快就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而清代，在官场中，麻将牌局并非普通的赌博或消遣，其中往往夹杂着变相的行贿受贿。比起看似“文雅”的官场赌博，民间的赌博之风则席卷得更为粗俗，赌徒们也更加狂躁。当时的文人对全国的赌博“盛况”曾进行过生动的描述：“赌博之风，十016室而九，白昼长夜，终无休息，处处有赌场，人人有赌具，真谓十步一楼、五步一阁者矣。”而单就东北地区来看，也出现了“不问年节，不辨忙闲，设场开赌”，赌徒们趋之若鹜的“壮观”场面。而此时，禁赌法规在实施层面俨然已成为一纸空文。
赌场博弈看似公平实则暗藏玄机赌博自产生以后，历经几千年，之所以能够在封建社会一直活跃、大行其道，是因为在迷信色彩浓厚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以赌博的方式来决定财物的归属是绝对的“碰运气”，其结果是冥冥之中由神灵决定的，代表了上天的意志，因而是最公正合理、天经地义的。然而，作为一种以财物输赢为目的的游戏，赌博中的“公平”只能是一种极不现实的奢望。为了取得游戏的胜利，赢取更多的钱财，古往今来的赌徒们绞尽脑汁，创造了花样繁多的舞弊和行骗之术：他们或者在赌博工具上做手脚，利用作伪的赌具赢得胜利；或者三五成群结成团伙，用各种“妙计”骗取单独赌客的钱财；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综合起来行骗。而这些骗术，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赌博方式之中，于是便出现了“十赌九骗”这句俗话。清代赌博中的骗术与以清代麻将赌博往相比，不仅花样更多，而且也更有技术含量。
清代最常见的赌博骗术便是骰子舞弊。骰子舞弊就是通过灌铅和灌水银的方法第一章在骰子上做手脚，从而达到无往不胜的目的。铅和水银都极沉重，骰子一边轻一边重，就能随心所欲的掷出想要的点数。所以赌徒中流行一句话“骰子灌铅，赢钱不前清往事难；灌了水银，点铁成金。”使用这种骰子舞弊的常见方法是“掉包”，赌棍随身准备两副外表一模一样的骰子，一真一假，先用假的赌掷，赢钱之后又伺机偷换回来。
牌九是清代盛行的赌博方式，精于此道的赌棍称为“牌九司务”、“牌九郎中”，017其舞弊行骗的手法也是惊人的。最常见的手法是认牌法，将一副骨牌32张全部根据背面的竹纹暗记默识下来，自然无往而不利。另外一类手法是“掉牌法”，其中一种称为“袖箭”，即预先带几张牌藏在衣袖中，必要时取出一张与某牌调换，以凑成“至尊”或“天牌对”之类的大牌来赢得大注。而且在末条洗牌时还要将原牌调还，以免闹出三张天牌或两张幺钉之类的笑话，被人识破骗术。另外一种称为“龙摆尾”，即每次洗牌时，预先拣出一副大牌，砌于牌尾，待出现大注时用隐秘的手法将这副牌脱下，而以手中小牌补上。认牌加上调牌，再加上掷骰有方，自然可以使“牌九司务”们无往而不利，每每大获而归。
号称“国弈”的麻将牌，作弊也不少。最常见的是“抬轿子”，也就是两人或三人串通作弊，欺骗其他人。比如四人同局，甲乙二人对面坐，心有默契，甲需某牌，乙知之照发，乙需某牌，甲亦照发。由于配合得当，打起牌来得心应手，百战不殆。
其通风暗号之法俗称“令子”，令子分口令和手令两种。口令就是以某字代替某类牌，如“打”字代表“条”，“顶”字代表一四七，“吃”字代表二五八，“摸”字代表三六九等。手令是用各种手势表情或香烟火柴的不同位置，以及移动面前的哪张牌等来暗示对方打哪一张牌。比较起来手令更加隐蔽而多样，一直为赌徒们采用。
东北“会局”曾坑害无数愚昧民众除了以上种种骗术外，当时东北的“会局”舞弊则是一种影响面更广，对社会毒害更深的赌博骗术。
会局是清朝末年东北地区的一种主要赌局。会局的赌博项目主要是押彩，掌权的会头多为当地富商大贾，如本溪县田师傅沟一带就有一个很大的会局，主要分子都是富商、官员等“有身份”的人物，在他们之下还有照注的、帮拐的、跑封的、巡风放哨的“伙计”。会局内的陈设颇有讲究，在上房设有“大仙堂”，供奉“胡仙”（狐狸），堂内挂上红布的帐幔，供上馒头、梨子，每逢初一、十五还用整猪、整羊上供，充满神秘的气息。会局的“彩”有37门，押彩的赌法很简单，类似于今风物辽宁天的彩票。参赌人员在37门彩中预选1门作押，开彩之时，如果选买的门刚好是中彩之门，参博者最多可以得到相当于自己博注30倍的博彩，如果没有押中，则博注全归设赌者所有。
由于这种赌博不需掌握复杂的技巧，又不限赌资，而且押中后赔率特别高，所以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儿童妇媪，都被吸引其中，参与会局018赌博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其他赌博项目。当时在辽宁地区，某屯设立会局，方圆七八里之内不论男女老少多半都会去押赌，每天少则有数百人，多则至上千人，场面十分壮观。如此规模，其为害之烈也可以想见。
会局押彩的玩法看似公正，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骗局。因为在37门彩花中，有7门无中彩权，押1仅赔30，而不是37，其中有7个“彩”已被“局方”剥夺。
且押中正门才是1赔30，如押中旁门，仅是1得10，如押中配门的只能得个本钱。
同时，不管是白封（没押中的）还是红封（押中的）都要缴10％的头钱，而那些会头及帮会的人可以两头得钱。除此之外，会头可以轻易地在开彩时捣鬼、做手脚。
因十押九输，很多人都输得倾家荡产，有的甚至赔上了性命。
为了能押中得彩，一些人想从迷信活动中寻找答案，便去“请大神”、找人“扶乩”，或者到深山洞里去“摆会签”，希望能够得到神灵的启示。做梦是所谓神灵启迪的最常见表现，因而当时许多赌徒常常将梦中所见的事物加以牵强附会，凭此押注。为了能祈求到这些启示，当时沉溺于押彩之中的愚昧妇女间流行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称为“祈梦”。起初这些“祈梦”的妇女是到荒郊野外向古墓前的石人、石兽跪拜，后来竟然演化为在旷地野冢、乱葬坟岗中通宵野宿，而且不能有家人陪伴，以示心诚而祈求神灵托梦。结果非但没有得到神灵的启迪，反而导致了奸污甚至杀身事件的屡屡发生，祈梦者还认为是自己的心不够虔诚所致。这种荒唐的现象说明迷信和赌博相结合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也证明了愚昧和贪婪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别出心裁?发布白话告示禁赌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历代清帝对这一地区都十分重视。清朝末年，东三省连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大劫难之后，疮痍满目。亡羊然后补牢，为谋挽救，1907年4月，清廷下诏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予钦差大臣，希冀通过徐世昌的努力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徐世昌早年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协理大臣。1918年10月，经皖系军阀操纵第一章的安福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07年5月，徐世昌到任。上任之初他便发现奉天“赌博盛行，无论官商皆前清往事嗜好之”。而地痞土棍乘机崛起大开赌场，抽头渔利，违法犯罪事件频发，更使他意识到事态之严峻。当得知近年来奉天各地屡屡发生赌徒勾窜俄人、019日人于车站附近甚至市街聚赌滋事等案件，更坚定了徐世昌的禁赌决心。1907年5月23日，徐世昌以白话布告民间禁止赌博。当时的官府布告通常为文言文，遇到不通文墨的人，难免会看不明白。徐世昌正是了解这一点，所以别出心裁写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发布的白话禁赌布告了这篇简单通俗，只要是识得几个字的人都能看得懂的白话告示，从而使禁赌深入人心。徐世昌此举实为一种创新，而此布告有可能是我国第一个白话文告示。
除了布告民间禁赌外，鉴于“奉天官场打麻雀牌者亦复不少”、官员暗中或公开地操纵赌博并从中获利等问题，徐世昌还于5月23日通饬“旗民文武营署大小局所候补公属在官人员”一概不许赌博，并加大力度查办官员参与赌博、操纵赌博案件。加之清末“新政”在奉天取得了实效，奉天官场的赌博之风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是近乎疯狂的民间赌博在短期内并未能够因禁而止。直至清朝灭亡，禁赌问题也没能完全解决。
（赵春丽）风物辽宁020清代东北地区最大的衙门——东三省总督府在沈阳故宫和张氏帅府之间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清早期建筑——东三省总督府，承载着300余年沧桑历史的东三省总督府的前身为盛京将军行署。300年前的将军行署人喧马嘶，达官显贵如过江之鲫往来其中，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政令均由这第一章里不断发出，历史长达300年，直至九一八事变之后。今天的总督府却如同一位耄耋老人，将辽宁300年的历史在脑海中留下了斑驳的印迹。前清往事清入关时设盛京将军行署021作为清王朝“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盛京，历代清帝都对其十分重视。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金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京师。顺治元年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带领满族王公、八旗人丁大举南迁，同时在关外的清政府机构也全部迁至京师。在八旗人丁纷纷“从龙入关”的同时，清廷为了保证对盛京的有效管理，崇其为陪都，擢内大臣何洛会为留守盛京驻防内大臣、盛京总管，负责镇守陪都及东北地区。
顺治三年（1646），改盛京驻防内大臣为盛京昂邦章京（汉语总管之意）。康熙元年（1662）称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四年又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定名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至光绪元年（1875），盛京将军加衔“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管理兵刑两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盛京将军官秩正一品，统管盛京的所有事务，是主掌镇守陪都、统管八旗军民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此外，还有负有盛京三陵的保护修缮等职责。
盛京将军行署即为盛京将军的办公处所，建于顺治初年。盛京将军行署为标准中式建筑，整个建筑的形状仿照过去的四合院形式设计而成。当时行署门前立有一个写着“放告”的大牌子，所谓“放告”就是准予百姓告状申诉的意思。一进大门，正门的影壁上有“陪都留守”四个大字，影壁后边便是盛京将军办公的地方。
同时，为了彰显盛京将军行署地位的高贵，在其东西两处路口还搭建了东辕门和西辕门两座牌楼，形状类似于沈阳故宫门前的文德坊、武功坊，只不过规模略逊一筹。
清末改建为东三省总督府清军入关后，为了保持其发祥地的“龙脉”不受外来人袭扰，在东北采取了严格的封禁政策，并在盛京与热河等地交界处设立柳条边，严禁关内民人流入。然而自乾隆朝以后，关内的汉人迫于生计，纷纷违禁“闯关东”，加之随着时间的推风物辽宁移，旗人数量不断增加，人口成分多样、数量剧增，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渐露弊端。同时，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紧闭千年的中华国门，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挟制下，东北的一些地区被迫开埠，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东北的开放地点已有16处之多，原有的行政机构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官制改革势在必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终于作出了官制改革的决定，将盛京将军裁022撤，改设东三省总督统理东北全局，正式设行省，并将盛京将军行署改建为东三省总督府。
改建后的东三省总督府坐北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两侧还有东西两座厢楼，整个建筑呈“凹”字形。东西两侧建有高大的青砖围墙，正门上有高大的门盛京将军行署前的牌楼脸，下面为大半圆形的月亮门，门脸上的雕刻形如云朵，与下面的月亮门构成彩云拱月的景致。大门两侧设有卫兵值守的木制岗亭。总督府楼体外部文饰豪华，造型极具特色，所用材料也颇为考究，外部为青砖墙体，附以雕饰旋脸门窗，人字架木结构，房顶为深红彩瓦，气势恢宏，是当时东三省闻名遐迩的建筑。
87位将军3位总督在此办公从顺治元年（1644）盛京将军设立伊始，到1912年宣统退位、东三省总督裁撤，268年间共有87位盛京将军、3位东三省总督在此办公，主政东北。
守护着陪都重镇、龙兴之地的盛京将军作为上通朝廷、下达黎民的封疆大吏，有的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有的为东北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在87位盛京将军中，战功最大的当属首任将军何洛会。何洛会十几岁走上战场，攻锦州，掠山东，下太原，战四川，战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崇德五年第一章（1640），随多尔衮围攻锦州，授正黄旗满洲都统。顺治元年（1644），从多尔衮领军入关，击李自成军于庆都（今河北望都）。奉表迎世祖，擢升为内大臣，留守盛前清往事京，成为首任盛京将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依克唐阿出任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满族镶黄旗人，这位曾在甲午战争中率部英勇抗击日军的将领，是位颇有见地的人物。依克唐阿到023任后，为解决奉天地区铸币短缺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工业，经准奏清廷，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奉天省城大东边门兴建盛京机器局，从事银圆铸造及军火制造。依克唐阿创办的盛京机器局不仅开创了沈阳近代民族工业的先河，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奉天乃至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依克唐阿死后，为表彰其为陪都所做贡献，经朝廷批准，在盛京城内修建了依克唐阿祠（简称“依公祠”），以定期祭祀。
随着清末官制改革的开始，东三省总督的设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任的赵尔巽成了最后一位盛京将军。赵尔巽作为盛京将军任期虽不足两年，但6年后，他又再次来到奉天，成了最后一位东三省总督。
铁岭人赵尔巽成末代总督1907年，清政府始设东三省总督，4月下诏：“徐世昌著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河南卫辉人，光绪清末的盛京将军行署风物辽宁十二年（1886）中进士。徐世昌到东北时，正值东北中日矛盾焦点、满铁在东北全面扩张之际。徐世昌上任后，力主“新政”，一方面训练军队、加强边防，在奉天建立北大营；一方面设商埠、兴实业，开办东三省官银号等，维护了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贿赂拉拢，徐世昌在任的一年多时间里，以创办新政为名，抵押东北矿山、森林，向日本大仓组借款，使得满铁通过各种手段扩张其附024属地3300多公顷，东北大量的土地、矿产被蚕食，为东北最终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09年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1911年，赵尔巽出任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辽宁铁岭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边修。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巽惊恐万状，急调张作霖的前路巡防队进驻奉天自卫，并与其联手组织“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对革命党人血腥镇压。
据当时的报告称：“前后为赵尔巽、张作霖等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及集合各要地进退维谷者不下数万人，乃赵尔巽犹派兵剿捕，日事搜杀，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随着1912年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的逊位，为效忠清室而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平民的赵尔巽，结束了自己一年的总督生涯，同时也为东三省总督画上了永久的历史句号。但张作霖却在此次镇压革命党人中立下头功，并掌握了奉天军事大权，成为奉天军政两界炙手可热、不可轻视的人物，为他走上政治舞台又迈出了一大步。
张作霖改总督府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张作霖因镇压革命党“有功”，得到袁世凯的重视。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发表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张作霖为陆军中将，二十七师师长，跻身政界。袁世凯称帝后，张作霖被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张作霖继续招兵买马，在东三省势力不断扩大。1918年，政治野心愈发膨胀的张作霖率军入关，正式参与中央政权角逐，并于9月7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至此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的前清巡防营统领获得了总揽东三省的兵马大权，坐上了东三省军政两界的头把交椅，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后，由于总督府毗邻帅府，张作霖便将其改为东三省巡阅使署，作为帅府以外重要的办公场所。
张作霖就任之初，由于日俄战争的恣意破坏、日本殖民者的疯狂掠夺，东北三第一章省面临着财政枯竭、民生凋敝的严酷局面。为挽救艰难时局，张作霖除实行“改行大洋”、“币制统一”等措施外，还推行新政，积极倡导发展民族工业。在一系列政前清往事策引导下，肇新窑业公司、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纺纱厂等相继建厂投产，东三省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仅奉天省已由1917年积欠内外债1200余万元变为结余千余万元。
经过几年苦心经营，东北相对关内而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稳定。025张作霖虽出身草莽，但却十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所以，在东北经济好转后，便接受一些教育界有识之士建议，着手创办东北大学，以实现广罗人才、培养人才、富强东北。1921年10月25日，奉天省议会讨论通过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备人才、振兴教育的议案。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在原文学专门学校旧址开办文法科大学，在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开办理工科大学，延聘教授、招收学生、购置设备等工作也相继展开。1923年4月26日，奉天省长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东北大学宣告成立，奉天省财政厅兼代省长王永江出任首任校长。1925年，东北大学又在北陵附近占地500余亩建成理、工、农三科新校址，形成南北两校区，可谓“南瞰城郭，北倚昭陵，而新开河环抱楼前洋洋西去，瞻眺环境爽垲葱茏诚胜地也”。东北大学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东三省高等教育的崭新局面，更为东北乃至全国培养出大批有知识有抱负的爱国青年。
张学良将其改为保安总司令部1928年6月4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实施皇姑屯炸车案，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危机四伏，动荡不安。为了稳定政局，6月2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三省总司令部，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省保安司令。而张作相认为应由“老把侄”子承父业，“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建议由张学良担任此职。7月2日，联合会再次召开联席大会，“当场表决，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全体通过”。7月3日，张学良发表就职通电，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也设于原总督府。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张学良上任后，首先召集军政会议，调整军队建制，整肃军风物辽宁纪风纪。9月12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凡有侵害商民，骚扰地方，干涉行政司法各情弊，准尔被害人投状申诉。一经查实，将加害之官兵依法重惩，决不姑宽。”同时，张学良还通过回收奉票，发行新币、公债等手段整顿金融市场。
由于张学良的努力，东北的政治、经济开始走上了正轨。
张学良的上任，正中日本关东军下怀，他们认为张学良是个不谙世事的“奶娃026娃”，容易拉拢控制。但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张学良不畏其威逼利诱，身怀大义作出东北易帜的爱国义举。张学良上任伊始，南京国民政府就曾派代表到东北同张商讨易帜之事。10月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并允诺东三省易帜后对外问题中央负责，内政问题仍维持现状自行负责，易帜条件已经成熟。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张学良在宣誓后发表讲话：“举政权返还中央，以谋真正统一耳。”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面对内忧外患，张学良毅然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东北的险恶阴谋，维护了国家完整独立和民族尊严。
东北沦陷后改为“奉天省公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9月24日，在沈阳成立了伪奉天地方维持会，起用汉奸袁金铠充任委员长。12月15日又成立伪奉天省政府取代伪奉天维持会。1932年，伪奉天省政府改名为“奉天省公署”，并将原总督伪满时的奉天省公署第一章府作为省公署办公处。“奉天省公署”下设总务、民政、警务、实业、教育五厅，“省前清往事长”由伪满洲国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充任。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的14年中，“奉天省公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傀儡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东三省总督府被人民政府接管，后交由辽宁省纺织研究所使027用，1988年纺织所撤离后闲置至今，2004年被列入“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目前，沈阳市文物局已着手将其复原重建。
370年的春秋岁月早已使总督府风雨飘摇，尽失当年风采，但300年间不断从这座建筑里发出的政令却见证并改变着辽宁乃至全东北的历史。
（李?影）清代盛京地区最高权力者——盛京将军盛京将军这个官职称谓正式始于清朝成立后的114年。顺治初年，清军入关，盛京（今辽宁省沈阳）成为留都，内大臣何洛会受命留守。顺治三年（1646）任其风物辽宁为昂帮章京，即总管，负责盛京的户、礼、兵、刑、工各项政务，是盛京地区最高军事及行政长官，清朝的一品大员。15年以后的康熙元年（1662），改昂帮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辽东将军）。康熙四年（1665），改辽东将军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奉天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改奉天将军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改制建行省设总督，撤销盛京将军，其职028权归东三省总督兼管。这样算来，盛京将军这一官职称谓存在了160年。清朝入关的260余年里，盛京将军及其前身名称几度变化，职掌略有差别，在很长的时期，替清帝管理着我国东北地区，是皇帝在此地的代言人。
盛京将军府前的牌楼盛京的来历及其特殊地位盛京，满语mukdenhoton的汉译，mukden，满语“腾起”、“兴盛”之意，hoton，“城”之意。天聪八年（1634）四月初九日，清代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当时还是“后金国”的汗王，颁布了一条上谕，该上谕于《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有专门记载，大意是：国家是秉承天意而创立的，不能舍弃自己原来语言，只有不忘原本，才能相传久远不被替代。基于这个理念，皇太极下令后金国的官名、地名都要以满语命名。并亲自将后金国国都沈阳城，改称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顾名思义，受上天眷顾而将兴起昌盛的地方。皇太极就是在盛京城接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称皇帝，国号“大清”。大清帝国成立，盛京成为第一个国都。
盛京这一名称，由天聪八年皇太极定名，至宣统三年（1911）清代灭亡，近300年间大部分时间用此名称。事实上它包含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一座都城。第一章即使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被尊崇为陪都、留都，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第二个概念是所辖疆域，即盛京将军的管辖区域。清光绪四年所著《盛京典前清往事制备考》中记载盛京将军辖区：东接长白山，南竟海，西至山海关，北及蒙古达尔罕王诸旗游牧地，东西一千七八百里，南北一千三四百里，地域辽阔。
盛京在清代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顺治元年（1644），清朝政治中心西移北029京。但盛京作为清代起家之所、“龙兴之地”，大量皇家粮庄、果园、鱼泡、牧场支撑着北京宫廷皇室的生活需求。这里还是八旗驻防制度的酝酿地、兵源地，旧都祖陵，京畿门户，其东邻朝鲜，北接沙俄……所以盛京一地备受清统治者重视。为保证能对其有效管理，尊崇其为“陪都”、“留都”，设置的管理机构也与北京中央行政机构同名，设有内务府、户、礼、兵、刑、工五部。可称之为“特别行政区”或“小朝廷”，它是清代赖以起家的大后方。这些原因决定了盛京将军位高权重的显赫地位。
盛京将军相当于内地的总督总督是清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掌管一省或数省的政治、军事大权。特殊时期，在最高统治者授权的情况下，总督有更大的权力，是清代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直接听命于皇帝。清朝下辖23个省，仅有9个总督，其中的东三省总督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裁撤盛京将军改称的，而这之前盛京将军及其前身掌管着东北广大疆域。
盛京将军是盛京八旗驻防长官。大清帝国是由我国少数民族——满族为主体创建的，统治者的立国之本是由本民族子弟武装起来的八旗兵。而八旗兵的兵源就出自盛京将军的地盘。清朝占领全国后，各地派八旗驻防，拱卫中央集权统治。清军入关后，何洛会统兵驻守盛京，是为八旗驻防之始。盛京八旗驻防长官称盛京将军，掌握盛京地区的军队，其所辖官兵由最初的近千人，至乾隆末年有官兵7232人，连带家属可达十万之众，到光绪末年，盛京辖区内有15个驻防点，下辖副都统4人、城守尉8人、防守尉3人、协领15人、帮办协领3人、佐领131人、防御102人、骁骑校207人、驻防兵17000人左右。这里始终是清朝八旗兵最大的驻防地。盛京将军主要任务是源源不断地为朝廷招募输送八旗兵，使盛京成为清朝八旗兵的集结地、转运站。在国家遇有重大军事行动时要带兵出征。盛京将军日常职责要统帅兵将守护边境、把守边门及堆房（值班处）、保卫宫殿陵寝及组织祭祀、带兵打围练兵猎牲、解送生鲜贡品进京、守护皇家物品、适时进送贺表请安折、考验风物辽宁科举生员骑射及满语等等。盛京将军还是盛京八旗驻防地的大家长，凡是驻防旗人的婚丧嫁娶、户田诉讼、子弟的教育抚养、鳏寡孤独的养赡救济、与当地民人的口角争讼、鼠窃狗偷，还有酗酒赌博等等，无一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盛京地区除满、蒙等少数民族外，还居住着许多未入旗籍的汉人，因此清政府采取旗、民分治政策，一地两制。旗人事务归将军办理，汉人事务由奉天府治理。
030奉天府设置于顺治十四年（1657），其长官为奉天府尹，正三品。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开始时各司其职，不相关涉，各分畛域，遇有缉捕犯人等需通力合作之案，旗、民地方官互相推诿，不能和衷办理。为解决弊端，乾隆二十七年（1762）命由盛京将军节制奉天府尹，乾隆三十年（1765）改派盛京五部侍郎1人兼管，光绪二年（1876）又改由盛京将军兼管，以求旗、民事务划一。虽然并未明令将军与府尹是隶属关系，将军只以兼管奉天府事务大臣的身份督理地方民政，实质上给了盛京将军督理牵制府尹的权力。
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后，盛京地区还存在陪都宫殿、祖先陵寝及皇室庄园产业需要管理，东北的特产需运送进京，这一切起初是由负责皇族事务官员——上三旗包衣佐领负责，与北京内务府交涉办理。这似乎与陪都体制不相匹配，加之三旗人丁繁衍日增，差役名目繁多，管理任务日趋繁重，而三个佐领遇事相互推诿，办理效率低下。于是效仿京城设盛京内务府，专司盛京皇家事务。首任盛京内务府总管由当时的盛京将军阿兰泰兼任。这是一次重大的体制改革，提高了管理皇室产业机构的地位，四品的包衣佐领变成了一品的将军，地位与五部相当，与陪都体制相称。
具体事务是管理庄园、维护宫殿、接待皇帝巡幸拜谒盛京。
三陵衙门盛京地区有清代皇帝的三座祖陵，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永陵（肇、兴、景、显4祖）沈阳东部的福陵（努尔哈赤）和北部的昭陵（皇太极），俗称清“关外三陵”。乾隆四十八年（1783），设置三陵总理事务衙门，简称“三陵衙门”，总管永陵、福陵、昭陵三陵事务，最高职务是总管，由盛京将军兼任。每个寝陵各设总管衙门和掌关防衙门。总管衙门是武职机第一章构，主要负责陵寝的安全防务，同时兼管陵内的山、河、道路和树木等事务。掌关防衙门，是负责陵寝祭祀及修缮等事务的文职机构。它们都归“三陵衙门”领导和前清往事指挥。盛京将军是确保陵寝的安全、祭祀活动正常进行的最终责任者。2004年在沈阳市大东门（抚近门）附近进行城市规划拆迁时，发现一座老建筑，经专家考证即为清代的“三陵衙门”，目前仍保留于居民楼群内。031盛京将军除兼辖奉天府、三陵衙门、盛京内务府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旨兼管盛京户部银库，光绪元年（1875）又奉旨兼管盛京兵、刑两部。集军事、民政、司法和财务于一身，其权力之强大堪比内地总督。其待遇也不比总督逊色，每年领取清代最高等级俸银180两，还有养廉银2000两，随甲银276两，随缺地46日4亩。
84任盛京将军由满族蒙古贵族担任盛京将军及其前身自从何洛会首任起，清朝入关的260余年里，前来上任或任命未能上任及代理盛京将军职位的共84任、76人，其中有6人为再任，1人为三任。
均由皇帝宠信的满蒙上层贵族担任，其中宗室觉罗就有27位。他们或恪尽职守，或功过各异。其中有政治上站错队伍被逐出宗籍的苏努；与《红楼梦》有关的诗人将军晋昌；招安“东北王”张作霖的增祺等等。
“八爷”的拥趸——苏努，清代宗室，清太祖努尔哈赤四世孙，其曾祖为努尔哈赤长子禇英。他并未因曾祖叛逆被处死而受牵连，仍承袭爵位，尤其是颇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仕途顺利。曾两度担任玉牒馆总裁官，圆满完成《玉牒》修撰，得到嘉奖。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他均追随参战，并因功晋封固山贝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四十七年（1708），任盛京将军11年。晚年以后，康熙众皇子进行激烈储位之争，苏努站在雍正皇帝对手“八王爷”胤禩一方，加之他的13个儿子及家人们均笃信天主教，并屡次抗旨不弃教，被雍正皇帝深恶痛绝。雍正二年（1724），在苏努77岁高龄时，雍正将苏努一家74口及仆婢300多人发配山西，第二年苏努病死配所，雍正四年（1726）削去苏努宗籍，照大逆罪将苏努戮尸扬灰，抄没家产，好几个儿子被圈禁致死。
诗人将军——晋昌，字戬斋，号红梨主人，清代宗室，正蓝旗。于嘉庆五年至八年（1800—1803）、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813—1817）及道光二年至八年（1822—1828），先后三次担任盛京将军。他还任过兵部尚书、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将军、风物辽宁绥远城将军等职，是位带兵的武将。他能武也擅文，是位诗人，著有诗集《戎旃遣兴草》，由《且住草堂诗稿》和《西域虫鸣草》合编而成，分上下两卷。晋昌是位即兴诗人，“随时适兴，意到即书，无草稿、无涂窜”。在晋昌初任盛京将军时，延请了一位叫程伟元的幕僚，负责文书方面的工作。正是这位有心人程伟元，将晋昌平时的即兴诗文默默地“记而录之，萃而成帙”，编辑了一部“诗钞”，即《且住草032堂诗稿》。这部诗稿，共收了晋昌的诗73题154首。也正是这位有心人程伟元，于清乾隆朝五十六年（1791），发起主持搜集编辑了民间手抄广泛流传的《石头记》，作序刊刻出版《红楼梦》，风行海内外。
张作霖的恩人——增祺，伊拉里氏，隶属满洲镶白旗。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三十一年（1905）任盛京将军。他在任这几年，正值东北惨遭外族入侵蹂躏、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蔓延东北之际，烽燹连天，国家丧失主权，民众水深火热。沙俄驻兵盛京数载，后日本战胜取代沙俄，他隐忍周旋，左右逢源，使日本、沙俄换防时未发生战斗，盛京陪都宫殿免于战祸保留下来。战乱后，他赈抚难民、恢复商业同时，留意吏治，先后增设了洮南、海龙、辽源、开通、靖安、西安、西丰等府县。为解决政府财政支绌，除整顿清厘币制、盐政外，他于盛京首开征收粮、酒、烟、药捐税先河。“乱世英雄吃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战乱后的东北土匪猖獗，多如牛毛。增祺推行“化盗为良”的政策，清理匪患。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正是该政策实施过程中被增祺招安为清军将领。
（张?虹）清朝为保全东北在奉天开了13个商埠地奉天，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实并非仅指沈阳，而是包括今天的辽宁省辖区、吉林省的白山、通化、四平、辽源诸市和白城的大部分县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兴安盟、哲里木盟等地区。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把在奉第一章天全面封禁作为“基本国策”。然而，随着近代中国命运的沉浮，这片神秘富饶的“清廷后花园”也不得不融入世界近代化的洪流中。前清往事为保领土移民实边033清朝初年，清政府为了恢复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增加田赋，曾颁发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但是这种政策实行不久即被废止，代之以封禁政策。
在清政府狭隘的封禁政策下，整个东北地区在鸦片战争前，都处于民族隔离、人口稀少，社会发展止步不前的状态中。
奉天地区在近代以前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内地。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外有列强觊觎蚕食，内有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政府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外形势，施行了“移民实边”政策，全面开放了东北全境，浩浩荡荡的“闯关东”移民大军涌入了宽广肥沃的东北大地。移民的流入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改变了这片“荒无人烟的富庶土地”。
自清末大规模开发以来，东北迅速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粮豆等农产品出口基地和林业、矿业生产基地，东北大豆及大豆制品被大量输往欧洲和日本,走俏国际市场。奉天府是南满铁路、京奉铁路、奉海铁路和安奉铁路的交汇点，向北经长春、哈尔滨与中东铁路相连；有陆路由奉天经吉林可达宁古塔和伯都讷；通过水旱路货物可达营口、大连、安东等出海口。奉天商业基础好，在东三省中有第一贸易市场之称，并建有直隶会馆、山东会馆、闽粤会馆、山西会馆等，内地商人亦齐聚于盛京。因此，地处东北亚腹心的奉天地区成为英、日、俄、美等列强角逐和争夺的焦点。俄国借其占据靠近东北的有利地理位置之便，加紧了对清朝的东北边疆的政治、军事、经济侵略，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正磨刀霍霍地企图吞并整个东北地区。
为保主权开埠通商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边疆危机，避免领土主权沦丧，清政府决定将东三省自行开埠，希望各国牵制而保全这块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廷外交的重要决策人之一的张之洞，鉴于沙俄在东北的急剧扩张，提出了开放东北，借助英美等国的力量以牵制俄国的主张。当日、美两国提出将奉天、大东沟及安东（今丹东）开作商埠风物辽宁时，张之洞致电外务部，“鄙意宜急允开为口岸最为上策，借各国商务为牵制他人保护根本之计，必宜速行。”张之洞开放东北的主张，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清政府在东北问题上的基本意向，只是由于日俄战争的临近，清政府开放东北的计划没有及时付诸实施。日俄战争后，边疆的危迫形势并没有缓解，为挽救东北危局，张之洞再次提出“以遍地开034放为善后之法”的建议，并认为“非此无以慰各国均沾之望，亦无以杜强邻吞并之谋”。清驻美使臣梁诚、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亦有同样主张。当时的报刊，也不时刊发宣传开放东三省的文章。如《时报》于1905年5月29日就刊有《论东三省终宜开放录》一文，宣称：保全东三省之法，自来无上策可言，可以为抵制俄人之计者，则舍开放之说无从矣。可以说，开放东三省，通过各国牵制来保全领土及主权，是当时朝野内外的共识。
最早开埠是营口晚清奉天地区首先开埠和外国通商贸易的是营口。在此之前，国内沿海通商是以牛庄为贸易市场。当时远来贸易的是福建、浙江的商船。嘉庆、道光时，牛庄口岸已经名闻中外。1861年（咸丰十一年），英国领事梅多斯到牛庄查勘，发现辽河下游海口淤浅，轮船出入不便，梅多斯认为牛庄不如营口，遂强取营口以代之，并在该地筑领事馆，但是按照约文仍称为牛庄领事。所以，营口直至清末一直被中外称作牛庄商埠。这是近代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国开放的商埠，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东北地区唯一的对外开放商埠。
安东（今丹东）实际与日通商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占据安东七道沟，并创立市民公议会，经营商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安东知县（县长）高钦与日本军政署协定：以七道沟为日本民团居留地。第二年八月，日本军政署撤废，清政府迫于时局，开放门户，设立开埠局，以候补道钱嵘为开埠总办，东边道张锡銮兼开埠总办，筹备开放事宜。划前后聚宝街、财神庙街、官电街及中富、兴隆各街，共划地900余亩为中国市场，划七道沟地2800余亩为日本市场，外国商贾接踵而来，商业极其繁盛。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开大东沟为商埠，商埠区在市街西南，南至太平湾，东至市街西头，占地约2000余亩。市场范围接近安东的日本市场，面积不小。当时大东沟属于安东县，总为安东商埠。
大连的开埠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强占了大连港，并将大连辟为自由港。由于日本的多次强迫，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7月，清政府正式在大连设立海关，大连被辟作通商口岸。第一章1907年沈阳开埠前清往事1903年10月8日，《中美通商续订条约》正式签订，规定：“将盛京省之奉天府又盛京省之安东县二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同时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035续约》也载明：“将盛京省之奉天府，又盛京省之大东沟两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位于商埠地内北市场杂巴地儿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奉谕会同北洋大臣袁世凯、外交部、商部筹议东三省开埠通商举办实业章程；同年，奉天、营口、安东三地设立开埠总局。当时，在清政府交涉司（外交部）内，附设有开埠总局，直接处理开辟商埠地事务。清政府划定盛京城大西门外、小西门外到大西边门、小西边门边墙之间为外国人居留地，西关边门外辟地1万余亩作为商埠地。
商埠地范围东起边墙，西至满铁附属地（今老道口附近），北起皇寺界内（黄寺路路南），南至大道（即市府大路）止。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月，奉天开埠总局将商埠用地内的房屋、土地收买完毕，由奉天省城市政当局绘制成图，并附上说明书，首先照会日本和美国领事，但日、美两国总领事仍然坚持商埠地界的划定必须由两国共同会商而定，现在尚未进行会商，因此对奉天开埠总局所确定的埠界和商埠地章程不予承认。9月，因为运入商埠货物纳税和免税等问题使商埠划界迫在眉睫，而且各国商人要求租用奉天开埠局已购买的商埠内土地房屋的申请越来越风物辽宁多，奉天交涉司（已将开埠总局并入此司）决定将商埠地划分为正界、副界、预备界三片，正式确立范围，自行对外开放了。
奉天地区共开13个商埠036资本主义列强为在奉天地区倾销商品，掠运原料，迫使中国政府在奉天地区陆续开辟了13处商埠，即营口、大连、奉天府（沈阳）、安东（丹东）、大东沟（丹东东港）、辽阳、凤凰城（丹东凤城）、新民屯（沈阳新民）、铁岭、通江子（铁岭昌图）、法库门（铁岭法库）、葫芦岛、旅顺口西澳。
奉天地区的商埠与之前东南沿海的商埠相比有些不同。在我国近代，商埠地开辟主因多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炮舰威逼或外交讹诈下，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以来，中国对外交涉的失败往往要招致赔款、开埠通商等，而被开埠之地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居多。
奉天地区的商埠，除牛庄（营口）为约开商埠，大连湾、旅顺口西澳为租借商埠外，都属约定自开型商埠，这类商埠开放尽管在诸如选址、章程等问题上受到列强的干扰，但是并不影响清政府自主开埠的性质。如《中美通商续订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中都特别说明这是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后来清政府在谕令开放东三省的文告及地方督抚在筹办开埠的奏折中，也都反复强调口岸的自开性质。
奉天商埠地允许中外商人在此租地建房和经商，但不同于列强国分割的租借地，商埠地的主权归属中国，商埠地的土地经营属于中国地方政府，商埠地的大小奉天省城商埠地各界位置和位置以及地内管理、警务、土地出租和建筑活动等由中方确定。根据《奉天自开第一章商埠章程全文》记载：“本埠一切行政管理权由商埠局秉承，奉天省长公署办理；本埠设税关，征税事宜除由税务处斟酌随时派员办理；一切章程规则无论中外商民凡前清往事居住贸易往来一律遵守，华人由局照章惩罚、外人由局送交涉署知无国籍无约外人照华人处理。”出租土地分永租、年租两种。永租为无期租用；年租租期为5—10年，期满可续租，地块按好坏划分等级，租地金额也由地方政府决定，租地的面积037以及土地的转租等也有相应的规定。
随着大量商埠的开辟，外商接踵而至，城市贸易也因此畸形繁荣，奉天地区由此开始了屈辱中的近代化转型。
（刘?畅）中国最早的铁路——京奉铁路艰难铺筑50年京奉铁路的名字在今天听来有些陌生，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北京与奉天城之间铁路，现在我们称它为京沈线或分别称之为京山线、沈山线。
风物辽宁0381918年的京奉铁路管理局京奉铁路由北京的正阳门起，终点至奉天（今沈阳）。它横贯河北、辽宁两省，连接北京、天津、山海关及奉天等城市，是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动脉，全线长约862公里。然而就是这个全长不足900公里的铁路，由最初的商办、官办、借着外债办到外国侵略者擅自办，修修停停10余次，见证了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以及义和团运动的枪炮，经历了满清政府、北洋军阀、东北军阀、日本侵略者的管理与经营，自开筑至全线通车历时31年，圆满完成则要再加上19年，这条线路虽没有跨越千山万水，却委实经历了千难万阻。
京奉铁路作为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在修筑之初并未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资金紧张和时局动荡铁路的修筑时断时续，有很长的一段故事要说……京奉铁路最初为马车铁路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相继入侵中国，为了攫取更大的财富，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矿山、修铁路。
1877年，英国政府利用洋务派代表李鸿章，以“官督商办”的名义与英商在唐山开办开平煤矿公司。为了把开平煤矿的煤运出去，开平煤矿公司计划修建一条从开平矿区直达北塘河口的铁路。得到清政府的首肯，铁路计划由开平矿务局出资，聘用开平矿务局英国技师金达一手操办。
但是作为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它并未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工程正筹备间，由于顽固派官员的阻挠，朝廷又收回成命，决定停止修筑。洋务派官员李鸿章和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景星，极力主张修筑铁路以加快煤的外运，所以在朝廷收回准修铁路的成命后，他们一方面极力向上请求，一方面暗中进行施工的准备。由于第一章清楚朝廷最为担心的是“机车行驶震坏东陵，喷烟伤害禾稼”，李鸿章等人多方努力，许诺将以骡马拖载车厢在轨道上行驶，从而终于得以允许在开平矿区与胥各庄前清往事之间，修筑一条轻便铁路，这条铁路就是唐胥铁路，也因此被称为马车铁路。
唐胥铁路在1880年冬季开始铺轨，于1881年夏初完成。这段9.7公里长的铁路是京奉铁路的第一段，也是京奉铁路的开端。039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命名为“中国火箭号”由于一直未能得到朝廷的认可，唐胥铁路的倡导者们本着先斩后奏的原则，一边努力沟通，一边积极准备，希望能在开平煤矿大规模出煤前，将铁路修筑起来。
经多方考察，唐景星等人听从技师金达的建议，决定按英国标准，修筑一条能与未来铁路系统接轨的标准轨距铁路。而考虑到骡马牵引不再适用，在胥各庄建立了一个修理工厂（即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前身），表面上修造装煤用的矿车，私下里为以后修造机车、车辆做打算。在工人们的努力下，胥各庄修理厂用煤矿风机改制出了我国第一台能牵引百吨的蒸汽机车——“龙号”机车，金达把它命名为“中国火箭号”。机车于1881年6月9日投入使用，自此，“运输能力，陡增10倍”，并最终替代骡马拖运煤车，终结了马车铁路时代。
唐胥铁路远不能满足煤矿生产的运输需要。1885年，金达向李鸿章条陈进一步展修铁路的计划，但当时朝野之内反对修筑铁路的势力太大，后来经李鸿章多方努力，组设开平铁路公司，任命伍廷芳总理公司事务。开平铁路公司收买了唐胥段铁路，1885年末展筑到芦台，所管辖的唐芦铁路全长45公里，为商办专用铁路。
开平铁路公司继续修筑至天津的铁路，然而在存在期内，却只将铁路展修至了北塘河口的阎庄，1886年，唐阎铁路完工通车。
股份制的中国铁路公司接手展筑1887年，海军衙门奏请修筑铁路来巩固军防，清廷责成李鸿章筹备，于是，李鸿章改开平铁路公司为中国铁路公司，并仿照外国公司的章程和组织，添招股本，扩大规模。虽然受时代限制招股困难，但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1888年3月，中国铁路公司将铁路展筑至塘沽，8月底，铁路通到了天津东站，唐山至天津之间铁路完工通车，并办理直通客货运输业务。
风物辽宁接着，李鸿章打算把铁路从天津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奉旨准请，不料遭到以醇亲王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无奈慈禧降旨让朝廷疆吏考核具奏，台湾巡抚刘铭传主张“筑，以固国防”。两广总督张之洞则提议先修筑卢汉（卢沟桥至汉口）路。最后朝廷接受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津通路被搁置起来。与此同时，反对者又鼓动水运的船户至铁路工地滋扰，并拆毁了即将建成的天津北河铁桥，铁路的修040筑被迫停下。
但李鸿章并未罢休，西边的通州不成，他转而在路的另一端兴工，1890年，中国铁路公司将铁路自唐山向东展修到古冶，筑成了唐山至古冶林西的26公里线路。
由天津至古冶段铁路，均为中国铁路公司管辖，完全商办。只是路修至古冶，中国铁路公司的资本已告罄。
北洋官铁路局成为中国官办铁路之始沙俄一直在积极筹备修建总长为7416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目标直指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远东其他地区。俄财政大臣向沙皇建议，铁路最好通过中国的东北地区。为此，沙俄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想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中国东北境内穿过，引起清政府极度恐慌。这时，海军衙门因有重兵屯驻山海关也奏请将铁路向前延展，修至关上。
1890年3月31日，光绪帝谕，东三省兴办铁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李鸿章办理。总理衙门提出了6条对策，“以整顿武备、兴办铁路为先”，倾力保卫“龙兴之地”。李鸿章则派员赴关外进行勘测，经过近9个月的实地勘测、反复研讨进而提出，将以古冶林西为起点将津唐铁路展筑至山海关外，过锦州、新民、至盛京（沈阳）达吉林，再经宁古塔、珲春至图们江中俄交界修筑关东铁路，并从盛京（沈阳）建一条支线到营口。光绪皇帝批准了李鸿章的方案，命其督办关东铁路一切事宜，并专门拨官款200万两用于兴办事宜。
1891年6月30日，北洋官铁路局在山海关成立，提督周兰亭、直隶候补道李树棠出任官路总办，亲自督率山海关站舍、机车房的开工兴建，是为官办铁路之始。
1892年，关内铁路修至滦县，在滦河上建成长670.56米的当时中国第一大铁桥。
1894年，铁路修至山海关，从天津至山海关的关内铁路，至此全部完成。铁路继续向中后所（绥中）展筑。然而，关内、关外两段铁路才修了200来公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关东铁路被迫停工。
此时，关内铁路通车到山海关，关外铁路修到辽宁省绥中县城的中后所，铺轨到高岭站。中后所至高桥79公里已买地，未动工。高桥至锦州27公里、锦州至大第一章凌河东岸（锦县附近）25公里土石方工程已完成。战争爆发，不但造成关东铁路被迫停工，连储存在旅顺材料厂的6000吨钢轨也尽数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关东铁路被前清往事迫停工后，北洋官铁路局撤销，在天津成立津榆铁路总局，所有关内商办铁路收归国有。
有感于时局的紧迫，清政府决定在京津间修筑铁路。仍然由英国人金达担任总041工程师，由卢沟桥东的丰台引出支线，通向北京城外的马家堡，全线于1897年6月铺就。这样，建成了以北京为起点，经天津直达山海关外中后所（今绥中）的铁路。京津路作为第一条通达北京的铁路，其全长365余公里，是当时国内最长的一条干线铁路。只是由于英国工程师金达自作主张，把其中的津卢段修成中国第一条双线铁路，以致修路资金告急，不得不向英汇丰银行借贷才使工程得以继续。
中日甲午海战后，关东铁路改名为关内外铁路，由津榆铁路总局组织复工东建，工程由1896年2月开始，至1897年6月修复通车到绥中。1897年7月31日，津榆铁路总局改名为关内外铁路总局，由顺天府尹胡燏芬出任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此时修路资金已然告急，无奈，清政府以北京至奉天间全线为抵押品、关外路进款为担保，向英国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共同组织的中英公司商借规银1600万两，合英金230万英磅，用以偿还津榆、津卢两段工程之债务及修筑中后所至新民间铁路。然而，这显然破坏了在旁窥视已久的俄国人的梦想，因为根据其精心策划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在关外修筑铁路，只能向俄国贷款，请俄国人当总工程师。听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这项铁路借款合同，并请英国人金达出任“总工”，俄国很是京奉铁路示意图风物辽宁不满，鉴于贷款合同已经生效，俄国公使坚决要求任命俄国人作“总工”。最后，英俄两国背着清政府达成了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事情才算平息。
1899年10月，铁路修至锦县（今锦州市），年底通至沟帮子。1900年6月，修042通到打虎山（今大虎山），同时修通了沟帮子至营口82.8公里的支线铁路。
八国联军入侵使京奉路修筑再度中断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为了阻击外国入侵者，破坏了许多区段的路轨和桥梁，铁路运输完全瘫痪。沙俄军队占领了关内外铁路的关外段，关外铁路的筑路工程再度中断。
而在关内，一直妄图控制铁路以满足侵略需要的英国政府，成立了自己的铁路局，占据了关内段铁路，为了进一步侵略的需要，任命金达为总工程师，对铁路进行抢修。并且利用清皇室出逃之机，擅自把津卢铁路的终点由北京城南的马家堡延展至永定门内，并经东便门直达外国使馆区附近的正阳门，同时修筑了北京东便门至通州运河西岸的支路。
义和团战败后，清政府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换来了短暂的“和平”。得到大利益的英军归还了所占的铁路828里，车站36处，机车45辆，客货各种车1484辆，制造厂3处，材料厂2处。
1902年10月，关外段筑路工程复工，但沙俄军队拒绝撤走，经反复交涉才分期交还了所占的榆营间已成路710里，沟帮子至新民间未成路200余里，车站15处，机车26辆，客车34辆，货车582辆，土车60辆，山海关材料厂各项车17辆，造桥厂一所，以及房屋材料等。袁世凯时任关内外铁路大臣，督修由打虎山起的工程，直到1903年9月，关内外铁路修至新民。
此时至奉天的距离已不足60公里，然而工程却又停了下来。因为根据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中国不能“将南满支路所经过地区之铁路权利给予它国”，而清政府是向英国借款修筑的这条铁路，如果修筑到奉天的话，势必与俄国发生新的麻烦。
然而这段路清政府没修，却有人积极、主动而神速地将其铺就了。1905年9月5日，争夺在东北地区利益的日俄战争以《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而停止。日方接管了原为俄国的东清铁路长春宽城子以南区域的铁路、支线及一切特权、财产。
为了运输的需要，日本将所有的铁路改成日本标准的窄轨铁路，并且未经清政府同第一章意，擅自抢建了一条从新民到奉天间的轻便铁道，于1906年8月26日将这条铁路升级为机车式轻便铁路。前清往事日俄战争后，经多次交涉，清政府从津榆路余利项下筹出166万日元购回了新奉铁路，并将窄轨改为标准轨距，与关内外铁路联轨。1907年6月29日，关内外铁路自北京永定门车站至沈阳皇姑屯车站，全长839.2公里，全线通车，改称京奉铁路。04330年后京奉铁路延至奉天城下然而此时的京奉铁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京奉铁路，此时的终点站奉天城站地处皇姑屯位于奉天城外，离奉天城根还有3.9公里，正是这3.9公里又成了难题。因为要达到城根就必须与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发生交叉，日方则坚持不同意京奉铁路跨越或穿越南满铁路。
在日方的要挟下，1909年9月4日，两国签署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日本得到了本应归还的营口支线的所有权，作为交换条件，日方同意“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
1911年9月2日，中日签订了《中日京奉铁路延长线协约》，日方同意将南满铁路提高架桥（此桥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专列被炸处），京奉铁路由桥下经过，并由奉天铁路总局交付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补偿金2.4万日元。
1911年12月20日，这段进城的铁路完成铺轨，终点设在奉天城小西边门北方1英里附近（今沈阳市政府附近），时称奉天新站，原奉天城站改称皇姑屯站。至此，京奉铁路才真正将京与奉连接起来，而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京奉铁路全线真正贯通之时，清廷已经灭亡，1912年1月1日，随着新纪元的开始，这条历经磨难的线路正式开通，此时是中华民国的时代。
辽宁总站的建成为京奉铁路的铺建画上句号民国时期京奉铁路仍为国有，民国初期隶属交通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隶属铁道部。
1921年，应开滦矿方要求，京山铁路北戴河至山海关由原经由汤河站改为经由秦皇岛站，以便与码头连接。是年，开始修筑锦朝支线。1921年7月至1924年10月，唐山到山海关间建成复线。后又建葫芦岛支线、北戴河支线。
风物辽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关外铁路被奉系军阀控制，称奉榆路（山海关又称榆关），设铁路局于奉天，至1924年取消，恢复统一管理。1924年，建成老北站（现沈阳北站附近），当时叫奉天总站。1925年至1927年间，筑成大通支线（大虎山—通辽），重修奉天城垣至北陵支线。
1928年夏，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京奉铁路更名为平奉铁路。
0441929年2月9日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名辽宁省，4月，平奉铁路改称北宁铁路。
1930年3月19日，中国设计师杨廷宝主持设计的北宁铁路终点站落成，称辽宁总20世纪30年代的辽宁总站（今沈阳老北站）站（今沈阳老北站）。
至此，从线路建设到站点建设，经历了千辛万苦，京奉铁路得以圆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距离最初的兴建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时间仅过去了一年，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北宁铁路关外段从此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成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
（何?莉）第一章前清往事045中东铁路支线强行穿越昭陵禁地在东北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内，有一条形状酷似T字形的铁路线，它就是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东北第一条铁路——东清铁路。东清铁路又称东省铁路，后改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干线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与俄国风物辽宁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中东铁路支线自哈尔滨起一路南下直达旅顺口，是一条深入东北南部与出海港口连接的铁路。
中东铁路途经盛京（沈阳）之时，与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不期而遇，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清帝王陵寝是清朝“龙脉”所在，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中东铁路是怎样穿越帝王陵寝禁地的呢？
046李鸿章同沙俄签约修筑中东铁路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割据辽东半岛，阻碍了沙俄的东突计划。沙俄遂联合德、法两国，让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辽东半岛。此后，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自居，向清政府索要在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因招致驻俄公使许景澄等人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二日，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为了拉拢清政府高官，沙俄绘制的中东铁路路线图特邀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参加继位典礼。李鸿章到达俄国后，沙皇趁机拉拢游说李鸿章，在东北修筑铁路“以利两国通商之便”，又可联合军事帮助清政府“抵御外强侵扰”。沙俄的这一建议恰好与李鸿章“以夷制夷”的主张相符。李鸿章遂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答应了沙俄在东北的满洲里至绥芬河之间修筑一条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的铁路。
中东铁路干线协约刚刚签订之后，沙俄又以德国占据胶东湾为借口，要求租借旅顺口为出海口，并修筑一条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顺口。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李鸿章受沙俄蛊惑出面说服了慈禧,并会同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恒一起，与沙俄签订了《租借旅大并展筑铁路条约》，将旅大港租借给沙俄25年作为军港，同意沙俄在中东铁路干线某一点上修筑一条直达旅顺口的支线。
清朝担心铁路伤及“龙脉”第一章中东铁路支线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开始勘测，从哈尔滨和旅顺口分八个工区相向施工。因铁路通过盛京地区，在哪里通过成为两国争执交点。前清往事盛京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此创下了“大清基业”，死后又葬于此地。福陵、昭陵、永陵皆被清朝视作“龙脉”所在，受到特别保护。
清政府还在三陵的周围竖立起红、白、青三层界桩警示禁区，规定三桩界内禁止047“耕、牧、樵、采”，如有违者严惩不贷。
中东铁路支线经过盛京时是否会伤及“龙脉”，成为清皇室最为担心的事情。因此，清政府特派许景澄和驻俄公使杨儒一起与沙俄交涉，最终续签了《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合同特别规定：中东铁路经盛京时“，需避让陵寝30里，于龙脉无碍”。
为确保中东铁路支线不伤及“龙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李鸿章亲赴盛京勘定中东铁路支线绕过盛京的具体线路。李鸿章认为，盛京城内建有宫殿，且街市城池方正规矩，铁路穿行不但会破坏宫殿，还会影响盛京城内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不能在城内通过。盛京城外有福、昭两陵，是大清的“龙脉”所在，也万万不可在此通过。因此，李鸿章勘定的中东铁路支线走向，确定在远离盛京城的巨流河（今新民县附近）老边处，以远远绕过盛京城和皇陵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