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太姥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形态之一,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考察。众所周知,要切实推进一种地域文化的研究,关键是必须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近人梁启超在谈到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时,就曾形象地把史料喻为“史之组织细胞”,认为“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由此可见资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不啻清渠活水。脱离了扎实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其研究则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推动太姥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充分挖掘太姥文化区的资料蕴藏,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资料研究丛刊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历经数千年积淀所形成的太姥文化研究资料是十分丰富多样的,大体而言主要有如下三大类:首先是文书档案类资料,包括历代档案、方志文集、报刊文录、宗族谱牒、歌册笔记、碑铭图像、民间契约等,可以说,留存在福鼎地区的这一类别资料数量众多,有些还是相当稀见的珍品。其次是民族志记录资料。这部分资料主要指的是田野调查中所访谈到的各种文化现象的记录,诸如戏曲传说、民俗歌谣、信仰仪式、生产技艺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述与观察所得。再次是物质文化资料,这主要指的是诸如考古遗址、古村落、古建筑、民俗文物等物质文化遗存。以上三大类别的资料,是支撑太姥文化研究迈向深入的重要基石,也是我们塑造太姥文化高地取之不尽的宝库。
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我们计划持续不断地推出十辑《太姥文化研究资总
料丛刊》:第一辑是太姥诗文集专辑,第二辑是石刻文书专辑,第三辑是族谱序
文献专辑,第四辑是契约文书专辑,第五辑是海洋文献专辑,第六辑是畲族文献专辑,第七辑是宗教文献专辑,第八辑是民国档案文书专辑,第九辑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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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专辑,第十辑是物质文化专辑。我们拟从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相关领域角度,针对太姥文化区的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与出版,从而达到抢救濒临消失的地域文化遗产、探索整理地域文化资源有效途径等目的。
太姥文化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一项十分繁重的文化工程,然而,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本地区的档案文献与历史记忆,留住文化乡愁,同时也必将促进太姥文化学术研究的资料积累,提升地域文化形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高度,福鼎市政协的各位领导独具慧眼,热心支持这套文史资料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尤其是叶梅生主席、丁一芸副主席、张开潮秘书长、杨雪晶主任等人,在资料丛书的主题设计、编辑整理过程中,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付出了许多心血。地域文化的研究,需要更多像他们这样的有心人,因此,我们诚恳地盼望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张先清2015年12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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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石刻是人类独有的一种书写艺术,也是传承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载体。
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无一不重视石刻传统,或以石为书,记载本文明的历史;或以石为盟,与万物生民缔结神圣的契约,从而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璀璨的石刻文化①。中国是世界上石刻文书最为丰富的国家。从上古以迄于今,华夏先民在山林川谷广袤大地上凿石立碑,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石刻文书,毫无疑问,对于今天中国来说,这些石刻文书已是一项宝贵的重要文化遗产。
福鼎所在的太姥文化区有着丰富的石刻文书资源。历史上,无论是为官一方的仕宦人士,心系乡里的乡贤士绅,还是游山玩水的文人墨客,抑或是焚香礼佛的香客信众,乃至于皓首穷经的硕学巨儒,当他们因为各种机缘驻足太姥山及其周边地区时,也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石刻文书。这些石刻或摩崖,或碑刻,或勒诸古刹,或铭于崇山。民国年间本邑先贤卓剑舟在提及太姥山石刻文书时,曾这样写道:“由来高贤游躅所至,选石撰刻,一字一句,标奇争胜。顾历年既久,磨灭不可读,心甚恨之。”②从卓氏的这段话中,我们也能看出,太姥山石刻的历史之悠久,数量之繁多,足以令人称道。可以说,石刻文书之于太姥山和太姥文化而言,既是重要的文献资料,更是独特的文化载体和历史遗产。那么,太姥文化区这些留存至今的历代石刻文书,记录了怎样的事件和人物?承载了何种历史记忆?反映了哪些历史过程?
又塑造了怎样的文化形态?这些都是围绕着太姥石刻文书而产生的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前本书所指石刻文书,系指以石为书写工具而生成的石刻文献,包含摩崖石刻、石碑①言记等。
1卓剑舟:《太姥山全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页。②????????????????????????????????????????????????
目前对于石刻文书的研究,涉及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从上述跨学科角度针对石刻文书进行综合研究,我们将首先从整体上考察太姥石刻文书的留存现状,在此基础上归纳本地区石刻文书的类型特征,考订其文本传统与历史文化内涵;其次,鉴于在地域社会中,每一时代的重要人物、事件、制度乃至公共设施,通常都会以碑铭的形式留下记录,我们也力图通过对本地区碑铭资料的综合分析,考察地域社会的变动轨迹;再次,福鼎当地宗教活动十分发达,许多石刻文书都反映了本地区的宗教发展状况,因此,我们也将透过石刻文书的内容来探讨本地区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活动;最后,石刻文书作为一种带有深刻地方感的物件,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载体,在帮助今人理解地方文化的建构和表述方面殊为重要,我们也尝试通过石刻文书来考察本地区的文化景观与时空记忆塑造问题。
本书下编则是石刻资料辑录与注释部分。在综合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及田野调查基础上,本编将搜集到的九十余方太姥文化区石刻分成五大类进行整理汇释,针对每方石刻逐一进行文字识读,抄录其中可以辨识的文字内容,并对石刻文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校订与注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石刻文书在历经长时期的岁月淘洗之后,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存在漫漶不清、日渐损坏的趋势,导致一些石刻文书内容无法辨识,因此也给我们的释读工作造成较大的困难。再加上受限于时间不足,还有一些石刻文书散处于各处,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和研究,只能留待日后补充。我们诚恳地希望通过本书的编纂,能够引起社会各界都来重视乡土石刻文书的保护与研究问题,珍惜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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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市政协·福鼎文史太姥文化研究资料丛刊编委会主任:叶梅生副主任:丁一芸张开潮成员:杨雪晶白荣敏狄民夏林主编:张先清副主编:白荣敏????????????????????????????????????????????????
目录上篇太姥石刻文书研究第一章太姥石刻文书综述…………………………………………………2第二章太姥石刻文书与地方社会………………………………………13第三章太姥石刻文书与记忆塑造………………………………………49下篇太姥石刻文书辑注第一章记游题壁碑铭……………………………………………………64第二章示禁乡约碑铭……………………………………………………86第三章宗教碑铭…………………………………………………………104第四章墓志碑铭…………………………………………………………125第五章功德碑铭…………………………………………………………137参考文献……………………………………………………………………175后记………………………………………………………………………176目
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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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今天福鼎所在的太姥文化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而且已创造了发达的石器文明。先秦以前,这里是饭稻羹鱼的闽越与瓯越族太
姥群聚居的家园。秦汉以后,伴随着中原地区移民南迁与汉文化的传播,这里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之中。
石刻
随着汉字的书写传统逐渐推广,太姥文化区的石刻文书也日渐丰富。本编力图针对太姥文化区的石刻文书展开综合研究,文
书除了综述石刻文书的现状外,也重视探讨石刻文书与地方社会及记忆塑造问题。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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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太姥石刻文书综述如前所述,历史上太姥文化区所留存的石刻文书较为丰富,但这些石刻文书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此前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搜集与整理。①因此,必须尽可能地进行一次较广泛而仔细的调查,才能掌握其基本现状,进而在此基础上梳理其演变脉络,了解其类型特征,挖掘其文化内涵。正如卓剑舟所言:“爰录文献,剔苔藓,镌石留题靡弗录,古碣残碑靡弗辨。务使古今名贤之遗闻剩字长留天地间,永垂不朽也。”②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太姥石刻文书的全貌,在开展太姥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实地走访的形式,针对太姥石刻文书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搜集到历代至民国时期的各种石刻文书近百方。这近百方石刻文书绝大多数都以实物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可惜的是,也有一些石刻文书目前已经散失了,对于一部分历史上曾经留存过的重要石刻文书,我们通过查阅方志、族谱等文献获知其碑记内容,此处也一并整理在内。
从目前所搜集到的福鼎地区的石刻文书来看,这批石刻文书按内容与功能大体可分为记游题壁碑铭、示禁乡约碑铭、宗教信仰碑铭、墓志碑铭、功德碑铭等五大类。其中第一类是记游题壁类。我们知道,旅行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文人雅士颇为热衷的一种文化活动。出游既是空间的改变和身体的移动,同时也是精神在故乡与他乡间的寄托。因此,每当遇见好景致,游人常常会以题壁的方式来表达情感,或颂诗词,或纪岁月,或赋予景观意义,林林总总,由此发展出丰富的记游题壁文化。在福鼎地区留下的这嘉庆《福鼎县志》、民国卓剑舟所编《太姥山全志》均列有《金石》,收录了一部分太姥①山石刻。此外,郭芳娜主编《福鼎文物》一书也收录了一部分当地的石刻。2卓剑舟:《太姥山全志》,第79页。②????????????????????????????????????????????????
类题壁石刻不少,尤以太姥山风景区为多,这类石刻文书十分有助于研究太姥文化区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网络问题。
第二类是示禁乡约类。这类示禁碑,主要可分为官立与民立两类。在传统社会,地方官府通常有将颁布法令“勒诸贞石”的传统,既能公告四方,也希望永久流传。示禁碑除了官立之外,也有不少是由民间所立。尤其是各地的乡族组织,它们承担着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职责,为了达到敬宗收族、守护乡俗的目的,这些民间组织也会制定各种乡规民约,以约束族人乡民。而这类乡规民约,通常也会采取刻石立碑的方式。一般而言,这类示禁乡约碑都立在桥梁街衢通道或者庙宇宗祠等人烟密集的公共场所,目前福鼎地区保存的示禁乡约碑有十数方,是研究地方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
第三类是宗教碑铭。历史上福鼎地区宗教信仰十分发达,包括摩尼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都在当地传播,这些宗教派别在传教过程中,建起了许许多多的寺庙宫观,由此也留下了不少宗教石刻,这些宗教碑铭,或者记载圣俗人物事迹,或者铭记寺庙宫观历史,是研究太姥文化区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
第四类是墓志碑铭类。福鼎地区地处闽头浙尾,不少世家大族聚居于此,因此也留下了较多的墓志、墓表、神道碑等石刻文书,这些墓志类石刻文书,或记述墓主生平,或颂扬墓主事迹,典型者如秦屿王协山墓表,在保存本地历史人物资料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第五类是功德碑铭类。传统时代对于社会上修桥铺路、建庙立祠等公益行为通常也采取刻碑立石的方式,此举既达到褒扬善举的目的,也能起到劝善的效果。福鼎地区留存的这类功德碑铭也有不少,这类石刻文书是考证公共组织与当地社会公益事务关系的重要资料。
根据上述分类,我们将搜集到的石刻文书制成以下五个表格。表中每方石刻尽量标示出其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等信息。此外,表中石刻文书按照时间先后排列顺序,时间不详者均列于最后。
上编
太姥
石刻
文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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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姥石刻文书概况表一、记游题壁碑铭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1
“太姥遥临海国宽”诗题刻吴兴沈儆炌皇明万历庚子(1600)太姥山2
“倾侧峻嶒到此间”诗题刻剡溪俞士章万历壬寅(1602)太姥山3
“天赐麟儿”外郊坪摩崖石刻福清魏祥万历三十四年(1606)沙埕镇交椅坪村辑自《福鼎文物》4“于御风桥”诗题刻福唐陈五昌万历戊申(1608)太姥山5
“登摩霄绝顶”诗题刻福唐陈五昌万历戊申(1608)太姥山6
“天开石洞障芙蓉”诗题刻福唐陈五昌万历戊申(1608)太姥山7
“太姥凌霄汉”诗题刻镇东秦邦锜万历己未(1619)太姥山8“登摩霄顶”诗题刻镇东秦邦锜万历己未(1619)太姥山9“云标”题刻豫章坛石熊明遇明万历庚申(1620)太姥山10“鸿雪洞”题刻熊明遇太姥山11“万古雄镇”摩崖石刻崇祯三年(1630)樟岐村西海岸边辑自《福鼎文物》12“玄琢奇”题刻碧山太姥山13绿雪芽诗摩崖石刻周亮工明末清初太姥山疑为后人补刻14“福地洞天”题刻永春林汝成宣统己酉(1909)太姥山15“天然仙景”题刻尤溪林正得、闽侯黄书麟民国十八年(1929,己巳)太姥山4
16“廿载重游”题刻闽侯黄书麟民国十八年(1929,己巳)太姥山????????????????????????????????????????????????
续表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17“别有洞天”题刻闽清吴宗刚民国十九年(1930)太姥山18“太姥山阻雨”诗摩崖萨镇冰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姥山19“太姥无俗石”诗题刻长汀陈廷桢民国廿七年(1938)太姥山辑自冯文喜20国兴摩崖石刻郑明庚戌太姥山《太姥山摩崖石刻》21“天下第一山”题刻太姥山22“山海大观”题刻太姥山23“蓝溪”摩崖石刻曾□东太姥山辑自《福鼎文物》24“丹丘磴”摩崖石刻太姥山25“相逢林下”摩崖石刻太姥山26“紫烟岑”摩崖石刻太姥山27“龙山祭”小筼筜摩崖石刻太姥山镇小筼筜村辑自《福鼎文物》28“丹井”摩崖石刻黄海老太姥山二、示禁乡约碑铭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1
闽藩少方伯黃公赐碑福建布政使司分守建宁道右参议黄希宪2
太姥山寺产四至摩崖石刻游学海3乾隆示禁残碑撰书/立碑时间嘉靖四十四年(1565)乾隆七年(1742)乾隆三十八年(1773)立/存地点备注太姥山太姥山福鼎华光宫上
编太
姥石
刻文
书研
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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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4“皇清雍正”残碑咸丰七年(1857)前岐镇妈祖宫5八斗杨府爷宫碑三境福户同治元年(1862)桐城街道八尺门村6举州禁赌碑钦加同知衔调属福鼎县正堂加十级随带加一级记录十次陈培桂同治二年(1863)点头镇举州村7前岐天后宫碑署福鼎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余次同治七年(1868)前岐镇妈祖宫8石刻禁赌碑乌杯溪南各境光绪三年(1877)磻溪镇杜家村乌杯自然村9一都班联登公立碑王承宾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贯岭镇军营村10排头禁乞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贯岭镇排头村11硖门畲族乡东稼村禁乞碑福鼎县知事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硖门畲族乡东稼村12桐山营桐山堡汛地界碑潋城13分水关碑贯岭镇分水关三、宗教碑铭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1瑞云寺石槽甲住持密印大师冲题宣和辛丑(1121)硖门瑞云寺2慧明塔记太姥山僧众永乐十五年(1417)太姥山3
岩洞庵置香灯田碑记谢肇淛明代辑自《太姥诗文集》4瑞云寺石槽乙瑞云寺住持僧天成同治九年(1870)硖门瑞云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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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5昭明寺田产碑本寺主持僧天寿本寺监院师祖僧□均光绪六年(1880)昭明寺6集善堂碑记林士恭光绪庚辰(1880)太姥山镇樟岐村7重建灵峰宝殿之记杨楫撰国兴禅院嗣主沙门大全立住持僧(性)重修潋溪林永镌石嘉定□□太岁辛未(1211)记光绪辛丑(1901)重修灵峰寺8
道由禅师重兴雏山瑞云禅寺碑记王作宾光绪十九年(1893)硖门瑞云寺9
道由和尚仁寿塔志铭江本侃撰林士恭书僧智水等立石光緒二十七年(1901)硖门瑞云寺10重兴象山禅寺碑志主持天成光绪三十年(1904)管阳镇徐陈村11太姥山重兴圆潭寺碑记清宣统二年(1910)太姥山12“功德无边”民国甲子(1924)瑞云寺13“众香所在”石匾住持昌住民国二十八年(1939)硖门瑞云寺14“法身常住”匾额民国甲申(1944)太姥山15“尧封太姥”舍利塔铭太姥山16优婆塞塔太姥山上
编171819“南无阿弥陀佛”摩崖题刻“法轮常转”摩崖题刻“楞伽宝塔”摩崖题刻太姥山太姥山太姥山太
姥石
刻文
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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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墓志墓表碑铭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1太姥山墓志左朝议大夫黄云撰绍兴二十一年(1151)辑自《太姥诗文集》2孙店孙调神道碑宋代点头镇扆山村3玉湖摩崖石刻石匠郑儒刻至元二十七年(1290)太姥山另参陈仕玲:《太姥山水湖元代石刻初考》4
洋尾处士松涧姚公墓志铭碑万历十七年(1589)点头镇举州村辑自《福鼎文物》5后坪张世审墓碑万历三十七年(1609)磻溪镇后坪村辑自福鼎市博物馆《磻溪镇文物》6
蕉宕国子监陈公墓道碑乾隆二年(1737)佳阳畲族乡蕉宕村辑自《福鼎文物》7蕉宕游公墓道碑乾隆九年(1744)佳阳畲族乡蕉宕村辑自《福鼎文物》8王孙恭墓志嘉庆年间辑自《太姥诗文集》9王锡龄墓志铭嘉庆年间辑自《太姥诗文集》10大清处士协山王君墓表赐进士出身江南扬州府知府署河库道兼盐运使原任刑部主事广东惠州府知府宁化伊秉绶嘉庆十七年(1812)秦屿镇11秦屿义塚墓碑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秦屿镇(1819)12蕉宕沈兆发公墓道碑道光六年(1826)佳阳畲族乡蕉宕村辑自《福鼎文物》13烽火营故兵冢墓碑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秦屿镇14孝子神道碑育婴社里人勒石福鼎城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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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德碑铭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1重建石湖东观志赐进士出身福建右布政使派分浙江瑞安州村二十二世孙杨塽撰,杨勒石明成化十六年(1480)辑自《潋城杨氏族谱》2“蓝溪宫”碑蓝溪都劝首黄文清立弘治乙丑(1505)潋城3
福宁州杨家溪司主老爷罗□重修蓝溪东门桥道立碑记康熙四十年(1701)潋城4重建祠堂记庠生夏勋撰乾隆五年(1740)辑自《玉塘夏氏族谱》5改造石桥姓氏碑庠生夏勋等立乾隆八年(1743)福界城关6福鼎小澜矴埠碑甲游学海等乾隆十□年(1746—1755)前岐镇7汀州桥碑陈九成等嘉庆十一年(1806)桐山街道镇西村8水北汀州桥碑(一)嘉庆年间桐山街道镇西村9水北汀州桥碑(二)嘉庆年间桐山街道镇西村10福州府属桥碑嘉庆十一年(1806)桐山街道镇西村11水北桥碑嘉庆十一年(1806)桐山街道镇西村12大士宫功德碑玉塘夏氏道光五年(1825)玉塘村13观音亭功德碑(一)道光八年(1828)管阳镇上
编简日昌游开水沈瑞禄施广志14福鼎小澜矴埠碑乙小岳马仙宫佛保善心碑1615齐天大圣乐助碑东麓境弟子叶允诗道光十七年(1837)同治癸亥二年(1863)同治七年(1868)前岐镇潋城前岐镇小岳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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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序次名称撰书/立碑者撰书/立碑时间立/存地点备注17重建神宫碑记廪生林大绩等立光绪九年(1883)福鼎华光宫18一片瓦福如洞碑志陈士恭等立光绪十三年(1887)太姥山19菜堂半岭亭光绪十四年(1888)白琳镇秀阳村20观音亭功德碑(二)管阳镇根据以上表格所载内容,再辅以其他地方资料,我们应当能对太姥石刻文书的全貌有一较为全面的了解。可以说,太姥石刻文书自有其久远的历史,并且承载着太姥文化区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形成时间来看,目前太姥文化区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石刻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尽管太姥山现有摩崖石刻“天下第一山”相传为汉武帝时东方朔探访天下名山时所镌刻,但于史无征。此石刻当为近人所补镌。按《太姥山全志》,如今有确切纪年之石刻文书当为唐人林嵩所著之《太姥山记》,为唐乾符六年(879年)所撰。唐代是福鼎所在的太姥山地区开发较快的时期,太姥山至迟在唐末已为宗教胜地。该文中提及“山旧无寺,乾符间僧师待始筑居于此,乃图其秀拔二十二峰”①。又有石龙庵、国兴寺、玉湖庵、圆潭庵、摩尼宫等寺观记载,香火之盛可见一斑,特别是关于摩尼宫的记载,说明太姥山还曾有摩尼教的流传。靖康之后,宋室南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面南移,原本偏居一隅的福建反为天下之中心。而太姥山也获得长足的发展,道教、儒教文化相继在此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太姥山全志·金石》有“瑞草堂碑刻,在瑞草堂石壁,宋嘉熙杨涅撰”的记载。据宁德地方文史研究者陈仕玲辨认,内容为杨姓道士修建道观等事。此方摩崖迄今尚存,其中情事,又见于潋城杨氏族谱。此外,太姥山地区,亦流传着朱熹曾隐居于此的传说。虽然只是民间的口耳相传,并不见于史料记载,但传说能够流传于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地对于理学的认同。不过尽管太姥文化兼收并蓄,包含多元的因素,但显而易见佛教在太姥山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力。在现存的石刻文书中,与佛教有关者数量极多。时间上从明初到现10①周瑞光编:《太姥诗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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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跨度极大;内容上则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涉及经济事务、名人题刻、僧侣生平、公共空间等多项内容,这也说明了宗教这一因素在太姥文化区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有了唐宋以来的文化积淀,太姥山至明代而勃兴,成为全国知名的风景胜地。我们看到,在现存的石刻文书中,摩崖这一项内以明代题刻者占绝大多数,而作者身份均为有官职的社会精英,内容也均为赏玩风景之诗作。可以想象彼时各地的文武官员纷纷来此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风雅一时无二的盛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明代特别是中期以后倭寇对东南沿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太姥山地处东南海滨,扼守闽浙边界,自是首当其冲。这一点在太姥山石刻文书中也体现了出来,许多参加过抗倭斗争的明朝官员和将领都在太姥山留下了摩崖题刻,如黄希宪、秦邦锜等人都是如此。
明亡清兴,时局为之一变。清初东南一带尚未完全为清统治,为此清政府推行海禁政策,受迁界令的影响,太姥山一带顿成无人的所在。及至康熙年间展界复迁,其后福鼎设县,太姥山地区经历了剧烈的地方社会变动和秩序重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官员的身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者是兴起的地方宗族。我们注意到,在清代的石刻文书中出现了大量的碑刻,这些碑刻往往是向寺庙捐助钱财或田产的功德碑,细加考证,这些碑刻都涉及福鼎当地的宗族社会,如夏氏、林氏、王氏等地方大族都曾出现在碑刻之上,并且其族谱中也有相关记载可以互证,从这些石刻文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宗族这一重要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如何在清代以后深刻地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
以上我们按时间顺序,对太姥山石刻文书做了简单的梳理。通过阅读石刻文书,不难发现太姥文化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唐宋以来宗教力量的进入和经营为太姥文化奠定了基础。而明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大夫阶层的活动则丰富了太姥文化的内容,太姥山能够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名胜,其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精英阶层的诗文辞赋,它们不仅以摩崖的方式留念于太姥山,同时也被收入各种文集,以印刷品的方式传上
编播于全国各地特别是文化阶层当中。经过明清之际的历史巨变,太姥文化发生了由外而内的转型。清代以后,摩崖石刻逐渐稀少,其撰文者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从全国层面的高级士大夫转向以福建本省为主的地方文人,这一趋势甚至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另一方面,宗族的力量逐渐取代了官府,在地方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两点都说明,清代以后太姥文化进入了太
姥石
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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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个内化的阶段,地方文人和宗族共同从内部塑造着太姥文化的特征。显11????????????????????????????????????????????????
然,这样的历史过程是具有独特性的。借由这一方式,太姥文化完成了自身的特化,才能表现出与其他地区或者说风景名胜并不趋同的文化脉络与面貌。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太姥石刻文化的建构过程并未停止,时至今日,仍然不断有新的石刻文书被创造出来,这其中有文化名流、高僧大德的摩崖,也有国家行政机构将太姥山视为“旅游区”而建立的说明碑。从广义上说,这些当然都属于石刻文书的范畴。毫无疑问,它们仍然从各种方面对于太姥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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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太姥石刻文书与地方社会通过第一章对太姥石刻文书的简单梳理,我们能够发现与之相关的三个关键词:宗教,士大夫,地方宗族。此三者是当地石刻文书最主要的作者,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担任了塑造太姥文化的主要推手。对于这些石刻文书而言,如果仅仅对碑文做纯粹的文本分析,我们得到的只是文本中的各种可能性;必须将其置于历史过程中,才看得出历史上各个不同的行动者如何理解碑文,使用它来达成行动者的目的。①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从宗教世界、地方社会、记忆塑造三个角度,选择有代表性的石刻文书,深入探究其背后所涉及的人、事、物,还原石刻文书中蕴含着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网络,并分析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
第一节宗教信仰与石刻文书一、尧封太姥:石刻文书中的太姥信仰众所周知,太姥山得名于太姥。据说这位太姥仙人乃是上古时期的一位得道女神。《太姥山全志》载:“尧时,有老母业蓝于山,后仙去,因名太母山。”②这一说法始见于汉末王烈所撰《蟠桃记》。“太姥,尧时人。种蓝为业,家于路旁,往来者不吝给之。有道士尝就求浆,母饮以醪。道士奇之,乃授以九转丹砂之法。服之,七月七日,乘九色龙马而仙。后人改‘母’为祝平一:《金石盟与清初的天主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①
第卷第期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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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3卓剑舟:《太姥山全志》,第1页。②????????????????????????????????????????????????
‘姥’。”这条材料中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关于太姥种蓝的记载。
蓝是一种天然染料。早在《夏小正》中就有“五月启灌蓝蓼”的记载,可见我国很早就掌握了蓝的种植技术。我们所熟知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也说明了先秦时人们已经知道蓝可以用来染色。按《太姥山全志》,蓝又称蓝淀,“俗呼青淀。民国初年,太姥洋村农尚有种者。自洋靛输入后,种者遂寥寥”。在历史上,蓝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其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特性,使得在明清以降的山区经济开发中,蓝的种植和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闽东、浙南一带的东南山区,正是著名的蓝种植区域。明清地方志中不乏“蓝客”的记载,这里所谓的“蓝客”,正是被种蓝的利润所吸引,从而背井离乡,迁来此处从事此种营生的异乡客。其中,借着海运之利乘船而来的闽南人为数尤多。他们操着与当地迥异的方言,在山区居住下来,开荒辟土,繁衍生息。直到现在,在闽东浙南的山区中,还有操闽南语的村落,他们几乎都是蓝客的后裔。不过,时过境迁,正如《太姥山全志》的记载,在化工染料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迅速占领了蓝的地盘。以至在今日,蓝的种植和印染技术,居然在不少地方变成了奇货可居的“民族工艺”。
尧时太姥种蓝为业的说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然不足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实。不过这个传说当中却有值得注意之处。福建自古为百越之地,太姥极可能是古时百越民族所崇拜之女神,而种蓝则是百越民族所从事之行业。正如仓颉造字、嫘祖纺丝一样,先民将种蓝染色这一行业与太姥这一人格神联系起来。太姥的神话传说,包含着东南地区先民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
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原文化来说,太姥传说,恐怕还只是化外之地“蛮夷”的不经之谈;它的传播还需要经过被中原文化接受、改造和吸收的历史过程。王烈《蟠桃记》的记载告诉我们,至迟在汉末,太姥传说已经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了。太姥成仙得道的方式与早期道教的记载别无二致,来自“蛮夷”的太姥却以正宗的“道法”飞升为神仙,这无疑象征着百越文化被中原文化所融合。可是,这种融合是如何做到的呢?
按照《太姥山全志》的说法,“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母’为‘姥’”。不仅如此,据说东方朔还在太姥山留下了一方摩崖,《太姥山全志》记载:“‘天下第一名山’六大字摩崖,东方朔题,镌于摩霄庵右石壁上,字模糊不可辨。”有趣的是,现在摩霄庵旁确有一方摩崖,但文字却是“天下第一14山”,五个字,并且清晰可辨。按嘉庆《福鼎县志》记载,《福宁州志》中有“天????????????????????????????????????????????????
下第一山”五字,显然,此处所指当为这五字题刻。如果此说属实的话,也就是说,在嘉庆以前,摩霄庵石壁上就留有“天下第一山”五字石刻。
“天下第一山”石刻不过,东方朔为太姥山改名这个传说也很难得到史料的支撑。按《史记·孝武本纪》仅记载武帝遣使者赴武夷郊祀,但使者未必是东方朔,也很难说他顺路经过太姥山。而且,《蟠桃记》中也仅言后人改“母”为“姥”。如果这位后人真是东方朔,很难想象王烈会不言其名姓。由此观之,至少在汉末,有关东方朔的传说还未成型。这一故事应当是后人之伪托。东方朔在民间传说中,是类似神仙一流的人物;而汉武帝固然是一代雄主,然而他热衷于求仙问道也是人所皆知的事实。那么将太姥山之命名,假托为汉武帝命东方朔所做之事,这样既合情合理,又能够凭借汉武帝的威名与东方朔的“神力”,为太姥山和太姥文化寻求正统性和合法性。毫无疑问,这一说法成功地得到了世人的认同。《太姥山全志·金石》记载:“太姥墓碑:镌曰‘尧封上
编太姥舍利宝塔’。明林祖恕记云‘唐元宗赐祭题额’,疑即此。”唐元宗即是唐玄宗。按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大姥山在福宁州东北百里,高十余里,周四十里。旧名才山。……唐开元中,特图其形,敕有司春秋致祭。”两相对照,可知其事。但有趣的是,太姥已经从尧时的人,变成了尧“封”的人,这一点微妙的差别,却显著地进一步抬高了太姥的地位。现在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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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5们在太姥山还能看到“尧封太姥”之石刻,不知是否为唐时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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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太姥这一神格被中原文化接纳和吸收。到明清之际,人们已经有意识地以太姥为核心建构太姥文化。譬如《太姥山全志》记载:在五代时,太姥曾经被“闽王封为西岳之神,乃邑中诸山发祖处”。这一说法当来自明代的《八闽通志》,内载:“闽王尝封此山为西岳。”其实顾祖禹早就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更正。他引《三山志》:“闽封高盖山为西岳,霍童山为东岳,未尝封此山也。”①可见太姥山为福建西岳的说法并不准确,应当是明代人有意或无意地创造。
不仅如此,太姥信仰更被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中国化或者在地化的重要工具。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有“尧封太姥舍利宝塔”,试问作为道教神仙羽化登仙的太姥怎么会有舍利存世呢?显然这是佛教进入此地后与太姥信仰融合的结果。但由于太姥山佛教的兴盛,这一矛盾被忽略过去了。1944年,摩霄庵还对舍利宝塔进行了修缮,题匾为“法身常住”,楹联为:“姥峰耸秀留仙迹,宝塔重新耀法身。”这样看来,太姥与佛教相结合的特殊形式已经固定下来,并且作为太姥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为人所知。在现存的太姥山石刻文书中,有一方名为“太姥娘圣迹”的当代碑刻,其作者为一片瓦禅寺住持释题静,这一碑刻完整地展现了太姥在当代太姥文化中的形象。原文不长,兹录如下:太姥娘圣迹。太姥者,古越人之始母也。早年苦行于才山一片瓦石室,种蓝为业,沤蓝染布,人称蓝姑。同时,授民种茶,致富一方,制茶治病,造福众庶。现代专家认为其为华人之祖,人类茶叶之母。晚年修成正果,于农历七月七日功德圆满,位尊闽地第一女神。尧帝感其乐善慈悲,钦封天母,汉武帝改母做姥。民间奉为圣母,广传下海求妈祖,上山求太姥,佛家列为护法,视若救苦救难之菩萨。唐玄宗敕建圣塔,安置其舍利,上世纪末,建圣殿以供其法身。才山因之易名太姥山,成为十方信众朝圣,祈福之地。
一片瓦禅寺住持释题静甲午年秋从这篇碑文看来,太姥不仅兼具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神格,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增加了与茶叶有关的内容,成为“人类茶叶之母”。太姥与茶的故16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清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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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揭示出了圣山与名茶的文化因缘。自古灵山出瑞草,太姥山之白毫是非常著名的茶叶品种。据《太姥山全志·方物》:“周亮工《闽小记》:‘太姥山有绿雪芽茶。’绿雪芽,今呼为白毫,香色俱绝,而尤以鸿雪洞产者为最。性寒凉,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售外国,价与金埒。”由于茶这一饮品的诞生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带有神圣性,人们很容易将绿雪芽这样的名茶与太姥信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周亮工等人诗词的渲染,绿雪芽已和太姥不可分了,卓剑舟《说剑斋丛话》记载了一段故事:陈焕,湖林头村人,光绪间孝子,家贫。一日,诣太姥祈梦,姥示种绿雪芽可自给。焕因将山中茶树移植,初年仅采四五斤,以茶品奇,价与金埒,焕家卒小康。自是,种者日多。至民国元年,全县产量达十万斤矣。
可见,这段故事中,绿雪芽已经是太姥神授之物了。然而,从这段故事也可以看出,绿雪芽虽然名贵,但最初仅是野生状态,因此不可能大量生产,直到清末民初才在陈焕的带动下完成了人工种植。正是在这些诗词、传说的塑造过程中,绿雪芽成为太姥始创的圣茶。今天在太姥山上,我们能够看到一块书法家启功所写之“绿雪芽”的题刻,而在其下有一方当代所立的说明碑记,其中是这样表述的:“绿雪芽:茶中极品,今呼白毫,名早于大红袍,相传太姥娘娘手植,系大白茶始祖。唐陆羽上
编《茶经》,清周亮工《八闽小记》均有记载,性寒凉,具有生津解渴,祛火败毒,清脾提神,养精健体之功能,为英伦女皇所独好,海外商贾所偏求。”这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于绿绿雪芽石刻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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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雪芽与太姥之关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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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梵刹庄严:石刻文书中的佛教信仰太姥信仰与佛教相融合,一方面是由于太姥信仰肇基于此,又经由后人的演绎,使其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佛教进入太姥山地区时间较早,影响又十分深远所致。佛教文化在太姥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石刻文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中国最早接触佛教是在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有了显著的发展。
甚至一度成为某些政权的国教。在发展过程中,佛教也逐渐与中国的哲学思想相结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慧能大师的出现与禅宗的兴盛,正说明了这一点。经由慧能的弘法,禅宗逐渐传播开来,而浙南一带应是较早接受禅宗的地区之一。著名禅师永嘉玄觉,曾经亲赴曹溪向慧能法师请教,成为慧能的高足,嗣后将禅宗思想带回了浙南。据《坛经》记载:永嘉玄觉禅师,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
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一宿觉”。玄觉返回浙南后,在温州龙兴寺弘法,培养弟子甚多,成为重要的禅宗据点。
按理说,闽东毗邻浙南,受到禅宗的影响可谓题中应有之义。但有趣的是,在太姥山一带最早发展起来的反而是摩尼教。白云寺有一方碑文是这样写的:白云寺:始建于唐开元十三年,寺后合掌岩为白云禅师炼丹处,故名白云寺,因其位于摩霄峰下,又称摩霄庵,后遭兵燹,殿宇无存。清康熙二十三年重建,乾隆二十一年重修,其时最为鼎盛,僧众达三百余人,居太姥山二十二寺之首。现大雄宝殿为公元一九九二年所扩建。
由此观之,似乎白云寺是太姥山最早的寺庙。但林嵩在《太姥山记》中说得明白:“山旧无寺,乾符间僧师待始筑居于此。”这里的寺指的是国兴寺。
18那么白云寺到底是何来头呢?谢学钦认为白云寺应为白云庵,它与摩尼宫????????????????????????????????????????????????
一起,是摩尼教徒活动的宗教场所。①闽浙沿海的摩尼教,应该是通过海上贸易由波斯传入的。不过摩尼教毕竟没有很好地完成中国化,反而因其迥异于中国文化的宗教行为而落了个“吃菜事魔教”的名声,若非是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为明教留了个位置,恐怕现今知道它的人还要更少。其实在唐代,摩尼教在中国一度发展极为迅速。由于摩尼教被回纥定为国教,在安史之乱中,回纥平叛有功,因此摩尼教借助回纥的力量在中国传播开来。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会昌法难时,摩尼教也被禁毁,从此以后摩尼教与中国秘密社会相结合,逐渐演变为明教。而在太姥山地区,恰好是摩尼教衰落之后,佛教随之兴起。会昌法难发生于会昌三年(843年),此时距国兴寺的建成年代乾符六年(879年)仅三十余年!
尽管佛教并非首先进入太姥山地区的宗教,但自从它在这里落地生根,就以飞快的速度茁壮成长,这固然有佛教本身充分中国化的因素,但另一个因素是佛教得到了地方社会的支持。宋代杨楫所撰《重建灵峰宝殿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直长溪之北,环地十余里,岩洞遽深,峰峦罗列,如天施地设,奇变万状,是为太姥山。山有三十六峰,一峰发于其麓,自南而北,得地平宽,杨氏五百余年聚族于其旁,是为潋溪。由潋溪之西,盘折迂回,别为一窟穴,有招提焉,是为灵峰寺。寺之建,不知何所始?考杨氏族谱,盖唐代宗大历间,杨氏之祖始卜居潋溪。其寺记则咸通元年杨氏舍田以为子孙植福之地也。
咸通元年为公元860年,可见灵峰寺之建造年代犹在国兴寺之前。而灵峰寺之所以能够建成,正是拜杨氏家族的力量所赐。宗族和宗教的关系此处暂且不提,留待后文有关宗族和石刻文书的讨论中再行详谈。总之,佛教从此在太姥山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到宋明时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僧团。
在现存于白云寺的摩崖《慧明塔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兹录原文如下:慧明塔记上
编师生于大元己巳年二月初六日戌时,本邑桐江李氏之子,八岁出家便礼昭明寺僧志宏为师。九岁为僧,二十七岁遍叩诸方求上乘法。初见白云和尚,次谒千岩和尚,证明祖意。洪武十六年钦取高僧灵谷住座。壬午年回归禅山,重兴古刹。时岁八十一。龙骧将军福建都指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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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9①谢学钦:《林嵩》校勘》,《闽东日报》199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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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童移文端请大阐佛事,归来广化寺时,年八十七。乙未正月十五日跏趺而逝。辞世偈云:“八十七年如梦相似,梦破还醒无一挂处。”永乐十五年丁酉岁四月十六日众募缘建造关于这位慧明大师,没有更多的记录。但从其能够被地方官员邀请主持佛事,可见具有一定的声望,而这自然也给太姥山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倾斜。“众募缘建造”也说明慧明圆寂之后应该是留下了大量的弟子门人,正是他们继承了太姥山佛教的衣钵,在明清以降将太姥山佛教进一步推向兴盛。
佛教在太姥山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太姥山之耕地主要属寺庙所有,特别是摩霄庵。到明代时,田产数量极为可观。据《太姥山全志》:“庵自唐宋及明,田赋称盛,赡僧待客,日可供三百余人。”由此观之,即使说摩霄庵是太慧明塔记姥山最大的地主也丝毫不为过。与此同时,其他寺庙如国兴寺等也同样掌握了大量的田产。
摩霄庵之田产是如何获得的呢?除了施主善信的布施,僧侣们还积极地从官府获得各种优免。作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闽20藩少方伯黄公赐碑》记载的就是时任福建布政使司分守建宁道右参议黄希????????????????????????????????????????????????
宪给予摩霄庵的优待政策。黄希宪,字伯容,号毅所,江西抚州府金溪乡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曾任南京山东道监察御史、南直隶高邮州判等职。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被升为福建右参议分守建宁道,次年到任。
彼时正是“嘉靖大倭寇”猖獗之时,据说黄希宪曾有带兵与倭寇作战并取胜的记录。黄希宪在福宁州任职四年有余,官声甚好。按万历《福宁州志》记载:黄希宪……壹意以德教化,民勤行乡约,政尚宽平大体,自奉淡薄。
却二县供给银,曰:“州供犹有余也。”及去,尚余一百七十两,及赎金一百九十两,皆耤库,士民有去后之思。①黄希宪给我们留下的这方摩崖的面积和字数都是太姥山石刻文书中最大的。但可惜的是由于年深日久,文字多有残泐。经过仔细辨认,还可以识别大部分。兹录于下:闽藩少方伯黄公赐碑嘉靖肆拾肆年拾貳月貳拾日福建布政使司分守建宁道右参议黄希宪,□□驻剳福宁州,悯民罹倭,岁暮犹巡秦屿,闽海堡卫民宣乡□教民。过太姥山下,摩霄庵僧成玄告就本处垦田,太姥□小溪开引泉灌田,仅可资食烧香,迎灵献茶。
庶免胜境凋废,此山凿石为田,用力艰苦,方求无报册当差之役。虑后坊里告累,吏胥追呼,预词叩志准抚本州同知王守中(浙江遂昌人)查明详报,随审太姥摩霄山之绝巅,有天冠、新月、星飞、神□、仙童、玉碧等峰,令为三十六奇。麓有石门瀑崖,释成古有无位有扦岩。洪武初,有南洲;十六年,钦取至京赐归,碑塔犹存。仙迹名坛,祈祷灵应,诚一方名山,宜焚香恭祝圣寿,更祈福于民。租入既寡,粮差应除,询诸通州坊里,佥曰允哉。明年二月十一日,备□知州蔡显节(广东顺德人)覆议,与州判梁泰(广东新会人),吏目俞濨(常熟人)、□雄转□伏议讫,刻记山石,与山并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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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引文中提到的“十六年,钦取至京赐归,碑塔犹存”,指的应当就是慧明塔记中提到的“洪武十六年钦取高僧灵谷住座”。可见慧明的影响力确实给后人带来了相当的好处,以至于能够获得“无报册当差之役”的待遇。在此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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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1①殷之辂:万历《福宁州志》卷八,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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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藩少方伯黄公赐碑摩崖之后,还有黄希宪等人捐助布施的名单。史载摩霄庵曾有田产“日可供三百余人”的规模,可知僧侣依靠捐赠与减免租税,为寺庙的发展赢得了空间。
进入清代,由于清初迁海等历史背景的影响,太姥山寺庙曾一度衰微,但旋即又在地方官员和士绅的支持下迅速恢复。有关太姥山寺产的详细数量,在《太姥山全志》中有极为全面的记载。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这些寺产所在之处已经超出了太姥山的范围,有些地块远至霞浦一带。太姥山寺庙对当地社会经济影响之大,由此亦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寺庙拥有众多田产在太姥山一带并非个例,可能在整个闽东地区都是如此。在福鼎城郊的昭明寺我们同样看到一方光绪六年(1880年)的三联碑刻,内容同样是寺产的登记和备案。根据内容可知,清末昭明寺共有“田四十六号,共计三十四箩六斗二升五合正,总结合租谷二百五十三担零六十斤正”。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
其次,太姥山不断涌现出高僧大德,这些僧侣能够与精英阶层相往来,进而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地方社会。在《太姥山全志·仙梵》中所收录的太姥山地区的方外之人中,除了传说中的容成子、太姥以外,唐代以后仅有司马承桢一人不是佛教背景。明清以降更是一水儿的寺僧。这些寺僧并非仅22仅是与青灯古佛相伴的隐士,他们大多数积极入世,与地方社会互动。他们????????????????????????????????????????????????
的行踪与活动,在石刻文书上多有记录。
现存的一方摩崖“玄琢奇”,落款署名碧山题。这位碧山就是一个能与文人雅士相互唱和酬酢的诗僧。据《太姥山全志·仙梵》:“碧山:天源庵僧。能诗,与张叔弢友善,叔弢尝目为诗僧。莆田林祖恕游太姥,读其诗,有‘雨白双溪路,灯青七祖莲’,又‘白云一片能相恋,消尽风尘是此心’句,大赏异之。”①除了与文化精英打交道,太姥山僧侣还经常游走于官府之间,为太姥山寺庙谋取实际利益。例如清初摩霄庵的主持泰净,对于太姥山寺庙的存续则意义更为重大。如果不是泰净奔走于官府,多方努力,太姥山之寺产就很有可能被非法侵占。据《太姥山全志·仙梵》:泰净:摩霄庵僧。庵自唐宋及明,田赋称盛,赡僧待客,日可供三百余人。铭勒摩霄庵之流米岩。无如,海氛不靖,寺废僧逃,豪强吞没,仅有存者。泰净先后趋谒邑侯傅公维祖、徐公德峻,陈请清查差追,设置印册,永充焚修。扶倾起废,再振精蓝,泰净之功,诚不可没也。”②现在我们在摩霄庵看到的署名邑人游学海有关太姥山之四至的摩崖石刻。就是这次事件留下的成果。这一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我们将在后文提及,此处兹不赘述。
可以说,石刻文书中所呈现的类似寺僧,并非只有寥寥一二。例如乾隆年间摩霄庵僧侣奕茂,同样也是一名爱好收藏名人墨宝,通晓诗歌的和尚;而万历年间岩洞庵僧侣如庆,就和万历年间的官员、著名的《五杂俎》的作者谢肇淛交好,更曾经亲赴福宁州知府处,“面陈栖泊之艰,求派田若干亩存庵饭僧,以供游客”。另一名道光年间灵狮洞的僧侣福钦,更是凭借深厚法力,在同治五年(1866年),旱灾袭击福鼎之时,应有司之请,开坛做法,一举成功。从而从官府处得到了“十数寺”的资产。③时至今日,佛教早已成为太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代佛教界人士来到太姥山随喜游玩,也往往都要留下摩崖题刻,为名山增辉的同时,也在继承和发扬着太姥文化。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为太姥山题下“太姥胜景”四字,并且因缘际会,还留下一段“景中有景”的逸话。中国佛教卓剑舟:《太姥山全志》,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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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卓剑舟:《太姥山全志》,第83页。②23卓剑舟:《太姥山全志》,第83页。③????????????????????????????????????????????????
协会名誉会长、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传印长老,也留下了“梵刹庄严”的摩崖。
这些高僧大德为太姥山题刻,也足以证明太姥山在佛教界地位之崇隆。
第二节士大夫与石刻文书与宗教相比,士大夫阶层与太姥山发生联系的时间要晚一些。当然,这与士大夫这一阶层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在唐代以前,主要以门第取士,彼时有贵族而无士大夫;直到唐代确立科举制度之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读书人才日渐增多,士大夫这一阶层逐渐形成。也就在这个时候,太姥山进入了这个新兴阶层的视野。士大夫们吟诗、作赋、撰文,以这种文人阶层特有的方式记录着自身与太姥山的互动。
现今有据可查,最早在太姥山留下诗文的是号称“开闽第一进士”的薛令之。乾隆《福宁府志》载:“全闽登第自令之始。”光绪《福安县志》对其人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薛令之,字君珍,号明月先生。廉村人。神龙二年进士。开元中累迁左补阙兼太子侍讲。会李林甫不惬于太子,故东宫官冷落不迁。令之感慨时事,题诗于壁,因谢病归。元宗闻其贫,命有司资以岁粟,令之量受,不多取。肃宗即位,思东宫旧德,召之已卒。嘉叹其贤,因敕其乡曰“廉村”,水曰“廉溪”。①薛令之曾经在太姥山游玩,留下一首五言律诗。然而在此之后太姥山却很奇怪地沉寂了下来,即使在开元年间受到唐玄宗的封祭,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文人雅士前来观光。直到唐末,太姥山再次诞生了一位进士,这才使得太姥山重新得以为世人所关注。
这位进士名唤林嵩,乾符二年(875年)中试。民国《霞浦县志》记载:林嵩,字降神,赤岸人。咸通中读书草堂,有大志。乾符乙未试《王者之道如龙首赋》登进士。明年归省亲,观察使奏改其乡里。旌之,召除秘书省正字。黄巢乱,东归。观察使陈岩辟为团练巡检官,秉公赞理,举贤翊化,转度支使。后迁毛诗博士,官至金州刺史。尝着华清宫蓬莱山九成宫避暑,政声感人。②光绪《福安县志》卷二十二《人物》,清光绪十年刊本。①24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十八《宦哲·列传二》,民国十八年铅印本。②????????????????????????????????????????????????
林嵩与太姥山之关系,不可谓不深厚。早在未中举时,林嵩就隐居在山中苦读。据《读史方舆纪要》引旧志云:“唐咸通中,林嵩建草堂读书其中,因名草堂山。”黄巢起义爆发后,林嵩从长安返回,再次隐居于太姥山麓。并写下了太姥山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篇文献《太姥山记》,这也是太姥山距今最早有据可查的一篇摩崖石刻。虽然此文已经缺失泰半,但对于太姥山历史的考证和太姥文化的建构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及,它记载了佛教传入太姥山的准确时间,以及摩尼教在此活动的记录;其次,它还确定了太姥山的二十二峰。原文有“秀拔二十二峰”的提法,而据谢学钦的考证,在全本的《太姥山记》中很可能还有全部的峰名。这也奠定了太姥山作为风景名胜的基础。此后直到明代,又有著名文人谢肇淛又增加九峰,使得太姥胜景更为著名。
有唐一代,两名进士对太姥山的关注可以说是开士大夫与太姥山互动之滥觞。尽管人数很少,但两人的进士身份,以及在中央担任官职这样的经历都足以获得超越地域的声望。不妨说,薛林二人的诗文为后来那些灿若繁星的太姥山诗词歌赋树立了一道标杆。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向南方的转移,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南宋时期,统治者偏安一隅,闽浙一变而为“天下”之中心,程朱理学能够在福建发展起来,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太姥山,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在太姥诗文集中辑录的八首宋人诗中,有两首的作者来自距太姥山不远的浙江乐清,其他都是福建本地人氏。这些作者大多具有功名,这也从侧面说明福建进一步的“文明化”。尽管我们看不到更多来自远方的文人及其作品,但是数量的提升也在暗示着太姥山作为风景名胜,其受关注度是在微弱地、但却毫无疑问地提升着。
太姥山之石刻文书的数量在明代迎来了一次大爆发。正如前文所述,在现存的石刻文书中,明代所留的摩崖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这是由几个上
编共同的原因造成的:首先,经过明初100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了相当程度的水平,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初具雏形。而商业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流动的增多,更多的士人有意愿、也有能力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夙愿。在这样的背景下,千里迢迢寻奇探幽游山玩水并不困难。其次,士大夫这一阶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稳定。明初科举选官制度的太
姥石
刻文
书研
究进一步完善扩充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趋势,这也使得士大夫阶层迅速扩25????????????????????????????????????????????????
大。经过宋元以来的发展,士大夫阶级在文化上已经趋于成熟,培养出一套符合自身趣味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文人字画、诗词歌赋等我们一概称之为“风雅”的东西就是这些观念在物质层面的实践。对于士大夫来说,在太姥山观赏风景、吟诗作赋、勒诸石壁,这一系列行为是十分符合其趣味,彰显其身份的。再次,明代的东南沿海地区并不太平。倭寇的威胁从15世纪初就已经存在,而在嘉靖以后猛烈地爆发,对东南沿海的人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中央政府往往派军政要员前来驻守巡视闽浙一带。太姥山地处闽浙交界,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山脚下的秦屿就有多次抗击倭寇的记录。因此这一区域自然要受到官员的格外重视。可以想象,在公干之余,到太姥山游玩一番,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的合力,让我们在太姥山看到了大量的摩崖石刻。除了前文提到的《闽藩少方伯黄公赐碑》之外,诗文类摩崖题刻最早者为万历庚子(1600年)仲夏既望所作的《皇明万历庚子仲夏既望,同兵宪马公参戎张公登太姥》诗,作者为沈儆炌。原诗如下:皇明万历庚子仲夏既望,同兵宪马公(讳邦良,富春人)参戎张公(讳守贵,福州人)登太姥太姥遥临海国宽,梯航日出望中看。
夜深击筑摩霄顶,万里风吹月影寒。
吴兴沈儆炌视学过此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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