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出版基金资助日本中世文化研究韦立新◎著中国出版集团广州·上海·西安·北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日本中世文化研究/韦立新著．—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12ISBN978-7-5100-7363-2Ⅰ.①日…Ⅱ.①韦…Ⅲ.①文化研究—日本—中世纪Ⅳ.①G131.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1616号日本中世文化研究责任编辑孔令钢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http://www.gdst.com.cn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规格710mm×1000mm1/16印张14.25字数230千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2014年6月第2次印刷ISBN978-7-5100-7363-2/G·1538定价45.00元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内容提要本书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宋元文化与日本中世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上，更多地关注围绕着禅与武士的关系而形成的，并与禅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各类文化现象。
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尤其是一般人观念中的“日本文化”，其实绝大部分都可以说是日本中世时期形成的，或多或少带有点“禅味”的日本文化。而至今依然体现在现代日本人生活当中，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并享受、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的，其主流实际上仍然不外乎中世文化。而包含有如此众多“禅”要素的中世文化，实际上是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宋元文化的许多要素，正是在日本中世武家政权时代（从镰仓时代开始至后期的室町时代）这一段特殊的时期里，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流入日本的。
该书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日本中世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以及日本文化加以审视。针对该时期两国文化交流主要围绕“中国禅的东传和日本禅的形成与发展”而展开的特点，对以此为契机，由此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日本中世文化进行考察、分析，既揭示了该时期两国文化关系的实质，亦揭示了日本中世文化的实质和特征。该书指出，日本中世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尽管以佛教文化交流为主，而实际上其结果却远不只局限于佛教文化这一层面上，而是导致了中国宋元文化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广泛传播，不仅催生了具有典型中世风格的日本中世文化并促进其发展，还深深地影响、渗透于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
前言在我国国内的相关学界，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也很不愿意承认，但却的的确确存在一个令人颇感遗憾的事实，那就是对日本中世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其质还是量，都还远远谈不上“与时俱进”。至少可以说，现实的这种研究状况，与我们应有的日本研究事业的发展和需要是极其不相符的。关于学习和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似乎已无再强调的必要，但有必要谈谈的是：为何要关注日本的中世文化？我想这其实也不难解释，因为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尤其是我们一般中国人心目中、观念中的“日本文化”，其实绝大部分都可以说是日本中世时期形成的，或多或少带有点“禅味”的日本文化，而绝非所谓的奈良文化、平安文化等。而至今依然体现在现代日本人生活当中，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并享受、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的，其主流实际上仍然不外乎这种包含有许多“禅”要素的中世文化。仅以茶文化为例，正如众所周知，在村田珠光开创以追求精神性为终极目的，以“恬静、闲寂、简朴”为最高境界的“侘茶”之前，曾一度盛行的是在将军、大名家中会所举行的“斗茶”，那其实是一种以竞相夸耀、玩赏“唐物”或其他贵重舶来品为主要目的的“华丽的”茶文化。然而，最终没有被淘汰而被保留、承袭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的，唯有这开创于中世后期的室町时代，注重追求在精神方面“神圣化”的茶道文化。
我们在考察日本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时不难得知：日本的中世文化，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极大部分（或者说主要部分），是在伴随着中国禅的东传而流入日本的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中世文化的许多方面（包括该时期形成的文艺理念、文学思潮、审美意识、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都对日本的后世影响深远，并最终得以较好地沿袭、继承下来，成为日本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内涵。
001?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可以说，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日本中世武家政权时期(相当于中国宋元明时期)中日两国间“特殊的”佛教文化关系的必然产物。两国间这种特有的佛教文化关系，客观上导致了中国的宋元文化伴随着中国禅的东传和日本禅的形成，影响并渗透于日本文化，催生了颇具特色的“日本中世文化”，并进而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因此，考察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探讨其与中国宋元文化之间的渊源，全面审视和准确把握该时期两国的文化关系，准确把握日本中世文化的实质和特征，就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书以日本中世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关系为切入口，把关注的重点主要放在中日两国“禅”之间的渊源、两国禅僧的弘禅活动对日本文化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以及其与日本中世文化的创造主体——武士阶层之间的关系上，以求准确把握该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和中世文化的实质。
日本的中世文化包括了前期的镰仓文化和后期的室町文化，尽管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都略有不同，但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共同特点：（1）文化的创造主体以新登上政治舞台，政治和经济势力日渐强盛的新兴武士阶层为主；（2）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中国的宋元文化的影响和渗透；（3）文化的主要精神和内涵都得以较好地承袭至今，影响深远。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将日本的“中世文化”整个地纳入考察研究的视野范围内。
由于中世时期中日两国文化关系客观存在的特殊性，使得本书虽仅以佛教文化关系为切入口，通过考察围绕着“中国禅的东传与日本禅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却能够比较全面地审视和探讨中国宋元文化（主要是禅文化）与日本中世文化的关系，从而达到“以一斑而窥全貌”之目的。
本书无意探讨佛学的深奥义理，而着重关注该特定时段的中日佛教文化关系，故在研究和论述的方法上对佛学本身不做过多的探讨，而侧重于从文化关系的角度、从两国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方面，去着力考察中国文化对日本中世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方面，笔者尽可能收集、查阅了与本课题相关002?
前言?
的史料和文献资料，以及前辈师友的研究成果。
应当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汲取了外来文化之精华后，需要经过一个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经过适当的改造、转换之后，才有可能与本国文化融合，为本国人民所接受。
日本中世文化对中国宋元文化的接受和汲取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说中国宋元文化影响日本文化，绝不意味着中国宋元文化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了日本，也不意味着受中国宋元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都应该有宋元文化的影子。
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伴随着中国禅文化的东传而流入日本的中国宋元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绝不能因为日本文化中有的东西（内容、形态）中国并不曾存在，就否认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窃以为，就文化而言，精神方面的、内在方面的联系，才是更应该给予关注和重视的。
众所周知，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其文化的内容、形式、层面、内涵，都必定是多元的，但又都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具体到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种情况亦同样存在。而对所谓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判断和评价，则可能会因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视角的不同，结果出现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这就如同对似乎应该是“绝对一致”的历史事实的认识和把握一样，有时往往会因历史学家的史观不同而有所改变。
笔者根据自己对日本文化及文化史的认识和理解，在本书中对所谓的“日本中世文化”，在关注的重点上也有自己的侧重，那就是更多地关注围绕禅与武士的关系而形成的，并与“禅”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的各类文化现象。
本书之所以把关注的重点置于日本中世时期，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主要基于以下理由：在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两个中国文化流入日本的重要时期：①隋唐文化流入日本的7—8世纪；②宋元明文化流入日本的13—15世纪。在第一个时期，由于日本处于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统治阶级的状态之下，故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频繁而活跃，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入似乎也汹涌澎湃，但实际上其在日本影响的范围相当有限。而到了中世时期之后，随着日本新兴武士阶层的崛起，一般民众的地位也有所上升，致使该时期流入日本的宋元文化，在日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波及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远，乃是前一个时代003?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所无法比拟的。显然，要探讨两国的文化关系，以求达到准确把握日本中世文化的实质和特征之最终目的，则对该时期给予应有关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自明。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研究难免有欠透彻，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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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目录第一章绪论001一、意义和重点001二、先行研究004三、内容及范围006四、构成及特色008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011一、宋代前后的历史背景011二、中日佛教之间的渊源015三、宋元文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017第三章日本中世文化与新兴武士阶层026一、“禅味”浓厚的日本中世文化026二、禅与日本中世武士阶层027三、著名禅僧与上流社会的“禅宗皈依者”032四、中世武士阶层中的“中国文化情结”035第四章日本中世文化与禅宗文化040一、中国禅与日本禅040二、禅的传入对日本文化的影响048三、禅林清规与“小笠原流”礼法的形成061四、禅与日本宋学的关系063五、中日禅僧对日本中世文化的贡献068001?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第五章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077一、宋元文化的冲击与镰仓时期佛教的通俗化倾向078二、宋元文化与“五山文化”083三、室町文化与“禅”精神088四、宋学对日本博士家学的影响095五、结语096参考文献098附录一本书涉及的中日佛教文化关系大事年表102附录二索引105附录三中日文化关系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117附录四中国儒教文化与日本近世思想的形成126附录五中日悲乐文化刍议133附录六日本文化与道家文化渊源略考145附录七儒家经济思想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154附录八日本神道と中国の古代文化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170附录九絶海中津の禅学思想への一考察185附录十山崎闇斎における「神儒妙契」について200后记214002?
第一章绪论一、意义和重点关于日本的中世文化，也许是由于中日学界对日本的所谓“中世文化”的定义和概念尚存有疑虑（或者说不认同笼统的“中世文化”提法）的缘故，抑或是由于笔者的孤陋寡闻，虽有对具体到所谓“室町文化”、“东山文化”或“北山文化”等的关注和研究，却鲜见有令人瞩目的专门而系统的“中世文化研究”。的确，从严密的意义上来说，“中世文化”这一提法有过于模糊、过于笼统之嫌，尤其在学问研究方面，远不如“北山文化”、“东山文化”一类的概念令人信服。加上对“中世”的把握，本来就存在着基于文学史、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等不同立场的划分法，曾经一度以著有《日本中世史》的历史学家原胜郎的划分法为主流的日本学界，后来也出现了认为其过于偏向政治史而逐渐将其摈弃的倾向。故对所谓“日本中世文化”的研究，实际上确实尚未形成足以令人瞩目的“气候”。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坚持认为：把进入镰仓时期以来直至德川时代为止的“武家政权时代”视为“中世时期”，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认知或者研究日本文化时，把整个“中世时期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似乎更容易把握，更具有其合理性和便利性。因为正如该时期被称为“武家时代”一样，尽管前期的“镰仓文化”和后期的“室町文化”又分别各具不同特色，但其文化的创造主体，主要都是进入镰仓时期后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掌握了实权的武士阶级。而且与前一个时期受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有所不同，该时期主要受到的是来自中国宋元文化的强烈冲击。而我们通常所谈论的、至今依然体现在现代日本人生活当中，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的“日本文化”，其主流实际上恰恰正是该时期形成的、包含有许多宋元文化和001?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禅”文化要素的中世文化。因此，对日本中世文化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大部分时期文化交流最重要、最直接的媒介都是通过佛教进行的，这在宋元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了探讨该时期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关系，对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言，无疑是个重要而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与该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宋元文化的许多要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被称为“武家政权时代”的中世时期里，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流入日本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两国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相当特殊，客观上致使中日两国之间，商人和佛教僧侣的交流都相当频繁而活跃，贸易往来亦兴旺而发达。这一点，已为众多中外史家的相关研究结果所证实。
在该时期活跃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日两国佛教僧侣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该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该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关系，归根结底又是在两国围绕着中国禅的东传、日本禅的确立和发展而展开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
作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涉猎者众多，且大家辈出，研究成果也可谓坚实而厚重。在这些以往的研究中，既有以经济贸易往来为主线，重点考察研究中日两国的经贸往来、经贸关系的，也有以政治、军事或外交方面的关系为主线，着重从相关的角度加以审视，或以两国的文化交流为主线，着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对两国关系加以考察研究的。
而着重从文化交流这一层面，对两国之间交流往来的历史和关系加以审视和考察的中日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从人员往来到典籍文献、文物的交流和传播，及其对两国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其实也都有许多令人信服的成果。
但应当指出的是，在中日文化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对宋至明初这一段正好相当于日本的中世（镰仓、南北朝、室町）时期里，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关系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尚显薄弱。经笔者搜寻，有关这一时段中日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以新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止的论著为例，仅有相关论文9篇，部分涉及这一时期文化交流002?
第一章绪论?
的著作仅2部。而在日本的研究界，涉及这一时期僧侣往来和典籍、文物交流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但迄今为止鲜有将关注的重点置于对该时期两国间佛教文化关系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
笔者认为，对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某一特定时段的文化关系，如果其在某一特定层面上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从而使其在文化交流的双方或某一方的文化构建和发展上占据有非一般可比的地位时，则有必要专门就这种文化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便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化关系，并给予其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定位和评价。窃以为，这既不失为一种意义深远的研究课题，从事这种研究也应该被视为中外关系史研究者的义务和责任所在。
就中日文化关系史而言，笔者认为，宋元明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就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关系。也唯其如此，该时期亦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概括起来看，其特殊之处就在于：（1）中日两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外交文化上的关系上，当其时都正好处于一个“大转折”时期；（2）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以日本汲取中国文化为主，基本上呈“一边倒”趋势；（3）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为主，人员往来以佛教僧侣之间的来往居多，在文化交流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也是中日两国的佛教僧侣；（4）文化交流活动主要围绕着中国禅的东传和日本禅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5）中国宋元文化随着中日禅僧的传禅、弘禅活动的展开而流入日本，并在日本得以广泛传播；（6）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整个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可以说，上述种种特殊性，赋予该时期具有了不同于隋唐时期的另一种特别的意义，从而使之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有鉴于该时期文化交流的特殊性，可以说，把握住该时期的佛教文化关系，基本上就等于把握住了该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的实质，就等于紧紧地抓住了纲。
正所谓“纲举而目张”，我们如果以此为研究视角，再进一步去探讨和研究两国的文化关系以及两国文化及文化史方面的有关问题，探讨日本中世文化的实质和内涵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充实相关领域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003?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实意义。
从历史当中去总结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本国自身文化构建方面的成败得失，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这不正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在吗？
纵观目前相关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如此视角去审视该时段的中日文化关系，如此去评价和定位该时期的佛教文化关系，如此去理解和把握日本的中世文化，并给予其应有的关注，做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者其实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书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对该时期的两国佛教文化关系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把握上。在参考并借鉴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该时期两国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相关史实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考察，以探讨该时期中国佛教文化（以禅文化为主）的流入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是中国禅文化向日本的流入）而来的中国宋元文化对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对日本文化渗透的程度，从而进一步揭示当时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真实原貌，同时以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基准，展开并阐述自己的基本评价和定位，以更准确地把握日本中世文化的内涵、特征和实质。
二、先行研究纵观迄今为止的中日文化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就中国学界而言，或偏重于至隋唐时期a为止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或侧重对近代以来交流史的研究，而对于宋元明时期这个相当于日本的中世时期里两国的文化交流史及文化关系的研究，则不仅涉猎者少，深入研究之作也不多见。为便于说明问题，在此将新中国建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止涉及或部分涉及这一时段文化交流的研究论著列举如下。b论文：（1）《明初流寓云南的日本僧人》（孙太初，《思想战线》，1980.3）；①由于国内学者多有将近代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笼统地视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者，但笔者倾向于隋唐前后应分开来考虑，故特作此说明。
②根据周维宏《建国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统计与分析》一文整理。参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004?
第一章绪论?
（2）《宋代折扇及其对外文化交流》（朱培初，《浙江工艺美术》，1982.1）；（3）《元国信使一山一宁东渡述略》（毛德传，《南开史学》，1982.2）；（4）《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夏应元，《历史研究》，1982.3）；（5）《元代中日文化及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刘国珍，《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4）；（6）《元宋时期中日民间贸易的历史作用》（方安发，《江西大学学报》，1985.1）；（7）《日本来华五山僧侣与日本中世纪汉文学的繁荣》（孙东临，《日本问题》，1987.6）；（8）《北宋中日僧侣的文化交流》（安淑珍，《河南大学学报》，1990.1）；（9）《无准师范和圆尔辨圆的交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美妙乐章》（冯学成，《文史杂志》，1990.6）。
著作：（1）《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陆坚、王勇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2）《中国日本交通史》（王辑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4）《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梁若容，商务印书馆，1985）；（5）《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从上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仍属薄弱，而且专门就该时期的佛教文化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者尚不多见。
那么，日本的相关学界又如何呢？
应该说，由于日本学界对日本佛教史、日本禅宗史的研究相当深厚，其中涉及宋元明时期渡日中国禅僧以及到中国求法巡礼的日本佛教僧侣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另外，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自然也会涉及“禅”思想的传入及其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涉及禅宗的传入、日本宋学的形成等方面。
除此之外，涉及宋元明时期中日关系、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有：005?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森克己对日宋之间的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的研究；辻善之助关于宋文化、元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藤善真澄、王丽萍等对日本入宋僧成寻的有关研究；竺沙雅章关于宋代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还有侧重于明代前后（日本室町时期）的日本对外关系及文化交流的田中健夫（更多关注包括朝鲜、硫球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往来交流）和佐久间重男（集中于明代的日中关系）的研究；以及玉村竹二、谷信一、今枝真爱、芳贺幸四郎等学者关于日本中世禅林以及日本禅僧、中世室町文化与“禅”思想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从上述日本的相关研究来看，实际上，除了从佛教史、禅宗史角度对日本禅宗的研究（在此恕不一一列举）和对某一特定的人物、事件有偏重于考据性的深入研究以外，以日本的中世时期两国间佛教文化关系为重点的专门研究，其情形与中国相差不大。至于对所谓日本中世文化方面的研究，则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由于学界对日本的所谓“中世文化”的定义和概念尚存不少见仁见智的看法，莫衷一是，致使迄今未见有专门而系统的“中世文化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时段，以及以佛教文化关系来把握该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进而从中日文化交流及文化关系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日本中世文化的特征和实质，这既可以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新视角，同时在日本文化的研究方面亦自有其独到之特殊意义。
三、内容及范围关于对日本中世文化以及中世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的认识，笔者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包括日本禅宗、“镰仓新佛教”，以及“五山文学”、“宋学”，甚至在日本中世后期（室町时期）兴起的庶民文化在内的、通过“五山”僧侣们以“五山禅林”为据点对宋元文化的积极研究和推广而发展起来的、以“宋学中兴、佛儒融会”为特征的日本中世文化，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之下形成的。有的是由宋元文化直接促成和推动起来，有的则是以“禅文化”的传入为契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刺激和影响，并承袭了宋元文化的主要精神而发展起来的。
基于如此观点，本书设定了从佛教文化关系这一视角去考察研究日本整个中世文化，探讨其与中国宋元文化之间的渊源。窃以为，这样的研究既是成立的，同时也是相当有意义的。而且对于准确而客观地认识和把握日本的中世文006?
第一章绪论?
化乃至整个日本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通过在隋唐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消化和吸收，逐渐羽毛渐丰至能与中国文化“抗衡”之日本，不仅一度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而且日本文化在唐末北宋时期还曾经一度反过来影响中国文化。但到了南宋，中日文化关系又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可以说，在日本包括镰仓、室町时期在内的整个中世武家政权时期里，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归根结底就是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和渗透的历史。
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看，中世的镰仓、南北朝、室町时期，正值中国禅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形成日本禅进而获得发展壮大的时期。以禅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宋元文化，也伴随着这一过程流入日本，影响并渗透于日本文化当中。
而从日本佛教史、日本文化史上看，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呈现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显著变化：①日本禅宗迅猛发展；②所谓的“镰仓新佛教”日益“平民化、通俗化”；③以禅文化、禅林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山文学”以及宋学、佛儒融合之风在日本兴起；④深受中国禅文化影响和渗透并具显著特色的“中世文化”形成。
正如我们在先行研究部分里提到过的，从国内外有关中日交通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已有成果来看，虽然对两国各时期的僧侣往来、典籍交流方面有比较详尽的研究和论述，但对日本中世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之交流，却鲜见专门的研究。而仅从日本文化史上看亦不难得知，日本整个被称为“武家政权时代”的中世时期，恰恰是一段在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时期，因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有鉴于此，本研究把在中世时期里两国间的佛教文化关系，以及伴随着中国禅的东传、日本禅的确立和发展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日本中世文化，有意识地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之内。研究内容涉及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交流而来的中国宋元文化对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及其对日本文化影响及渗透的程度等等。概括而言，研究的内容及范围主要包括：（1）日本中世时期中日两国在佛教文化（主要是禅文化）方面的交流情况，以及两国在佛教文化方面的渊源；（2）在中国禅的东传以及日本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日两国禅僧在日本展开的传禅、弘禅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活动给日本中世文化带来007?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的影响；（3）伴随着禅宗的传入而附带被传入日本的（以禅文化为主的）宋元文化对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
四、构成及特色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就本书的意义、内容、特色、基本思路和结论等有关问题作必要的介绍。在第二章主要就宋元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与日本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论述，并得出结论：日本佛教的历史和传统，导致了中国宋元文化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形成了一座在精神上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峰”，具有崇高无上的威信和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注定了该时期的两国佛教关系不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而几乎是中国宋元文化涌入日本，影响并渗透于日本佛教文化之中的“一边倒”的关系。中国宋元文化实际上影响并促进了该时期的日本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章主要就日本中世文化与该时期新兴的武士阶层的关系进行考察和论述。而第四章则围绕着自中国传入的禅宗文化给日本中世文化带来的影响进行考察、分析，包括两个方面：①通过考察日本中世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较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力求揭示其与禅宗文化之间的渊源；②论述了中国禅僧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本章表明了以下观点：自中国传入的禅宗文化，以及中日禅僧围绕着禅文化的传播展开的活动给日本中世文化带来的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
第五章主要围绕中国宋元文化与日本中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分析，着重从两者之间内在的、精神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去揭示日本进入中世后期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禅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与中国宋元文化之间的渊源，旨在强调：以“禅的传入和传播”为契机，附带传入日本的宋元文化又随着中国禅僧们的弘禅活动向外延伸，自然而然地影响、“催生”了“禅宗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最后，在结语部分里以结论的形式概括对宋至明初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关系的看法。对该时期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在日本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给予相应的定位和评价。
本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一个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全新视角，来审视和008?
第一章绪论?
把握在日本所谓“武家政权时代”的中世时期（中国南宋至明初）这一特定时段中的中日文化关系，分析和思考在该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所谓“日本中世文化”。并以自己对中日两国文化的理解和判断、评价基准，对该时期两国的文化关系在日本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影响给予相应的定位和评价，从而对日本中世文化乃至整个日本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实质进行更准确而客观的把握。
就与本书相关的问题而言，迄今为止有从日本佛教史的角度来把握和理清该时期的日本禅宗史及有关问题，并给予相应的定位和评价的研究；也有从中日交通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审视该时期的两国文化关系并给予相应评价的。此类研究多倾向于挖掘有关的史料以再现当时人员、典籍、文物的交流往来的历史真相，故重点大多放在对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对实地、文物、物证的考据方面。也就是说，至今为止鲜有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当时两国文化之间的、精神层面的联系上。然而笔者始终认为：既然将重点放在两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上，则应该重点关注该时期明显存在着的内在的、精神方面的、有实质性关联的文化现象。此类文化现象所反映的内在关联，有些或能为相关的史料所证实，有些则可能即使没有确凿的史料和物证相佐证，但依然可以依据周边的史料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得以推断出极具互相关联的可能性。对于其在两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思考和探讨，仍然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这需要有一个大前提，即从客观的角度，从整个历史上看，两国间的文化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直接互相影响，或表面上虽然似乎无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精神上的渊源、承袭关系。如果没有了这个大前提，则难免有失“牵强附会”之嫌，研究也就失去了成立的基础。而依笔者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史的认识和了解，窃以为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上，这个大前提还是存在的，而且已为大多数史学研究者所认同。
如前所述，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看，相当于中国宋元明时期的“日本中世”是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是继隋唐时期之后，又一个“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特殊时期，而且从结果上看，该时期的文化交流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许多在日本中世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代表。一句话，围绕着中国禅的东传和日本禅的形成和发展而形成的该时期两国间特有的佛教文化关系，导致了日本文化史上不仅形成了深受禅文化影响或伴随着中日禅僧的活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还给该时期的日本建筑文化、009?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庭园文化、印刷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以及文学、书画艺术等，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深深的“禅文化”烙印。因此，只要把握住了该时期的佛教文化关系，基本上就等于把握住了该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同时也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住了日本中世文化的本质。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笔者设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研究视角：对日本中世时期（包括镰仓、南北朝和室町时代）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关系进行研究，从佛教文化关系这个角度来审视和把握该特殊时段里的两国文化关系，并力图构建一个小小领域，在这个框架内来展开对中日文化关系以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研究。如此一来，可以把日本中世时期的历史、文化都纳入到研究的范围里来。应该说，如此非同以往的研究视角，正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010?
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一、宋代前后的历史背景有鉴于日本中世文化与宋元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国宋元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在讨论日本中世文化时，显然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关于宋代前后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劣对比，以及当时中日关系方面的大致情形，似乎已无赘述之必要。在此，仅就当时两国在文化关系、文化交流方面所处的“大环境”概而言之，即该时期的前期（北宋）和后期（南宋），中日两国在围绕着文化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上，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显著变化。
中国方面，在前期，经历了唐代末期半个世纪的弑杀、篡位和战乱的五代兴亡时期之后，北宋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复兴因战乱而衰退没落的文化。
而当时的日本，尽管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中断了与中国的正式往来，但通过在此之前积极输入、汲取中国文化而开创起来的“国风文化”a已经充分繁荣兴盛，甚至达到可以向中国“夸耀”，足以抗衡中国的地步。
众所周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隋唐时期，实际上可以说是日本不堪忍受那种听任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经由朝鲜半岛缓慢流入的状况，而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去汲取中国文化以为自己所用的“特殊时代”。为了直接从强盛的中国吸取先进的文化“营养”，日本政府先后派出了4次遣隋使、20次（实际①日本废止遣唐使之后，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形成了以优美典雅为主要特色的贵族文化。该时期的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摆脱了中国唐文化的影响，是日本特有的文化，故又称“国风文化”。
011?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成行16次）遣唐使a前往中国，使团的规模有时竟达五六百人。在当时那种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都相当有限的条件下，派遣如此大规模的使团冒险出海实属罕见，由此足见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文化之“渴求”程度有多深、汲取中国文化之决心有多大。
日本国风文化的繁荣昌盛，可以说就是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营养”之后取得的最大、最直接的成效。
随着盛唐的逐渐衰落，在菅原道真的提议下，日本于894年正式废止了遣唐使的派遣。那么，日本中断了与中国的正式往来之后，是不是文化上的交流也完全停止了呢？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了前一个时代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流给日本文化带来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日本人民感同身受到文化交流带来的“实惠”，民间的往来岂是政府一纸“禁令”所能轻易禁止得了的？通过考察当时的中日交通史可以得知：即便是在那样的年代，中日间的交通往来仍然频繁不断。
（一）南宋前中日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姿态如前所述，日本于894年（宽平六年）不仅正式废止了遣唐使的派遣，还禁止国人私自进出海外。b一直到北宋年间都采取消极的锁国封闭政策。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考虑，加之当时日本文化正处于高度繁荣昌盛时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自然会影响到当时两国间的文化往来。一个最具体而明显的反映就是，与前一个时代相比，佛教僧侣们的交流往来明显陷入低潮，而其中名留史册者更是寥寥无几。c据日本学者研究，五代时期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有据可查①关于日本政府派出的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尽管有各种论调，但窃以为当以“汲取文化”为主要目的的观点较为可信。
②关于当时日本严加禁止国人前往海外之事例，有据可查的有：永承二年（1047）十二月因私自入宋事情败露而被严处的筑前人清原守武和嘉保元年（1094）因私派僧人从事贸易而被贬官问罪的藤原伊房。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244—245页。
③参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254页。
012?
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
的有15次，北宋160年间有70多次，却罕有日本驶往中国的商船。a相比之下，中国宋朝的对外政策比较积极开放，更积极寻求与海外各国的交流往来。与东邻的日本则更是如此。
宋朝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还表现在对来自日本的入宋僧的优遇上。我们从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研究整理的“北宋时代入宋僧一览表”得知，在北宋年间入宋的日本僧侣，基本上都得到宋朝皇帝的召见并获得各种优待。b如983年（永观元年）入宋的东大寺僧人奝然，在携弟子来到宋都汴京时，既获宋太宗召见，又获赐紫衣及宋版《大藏经》，并且获授“法济大师”法号。
据传当时奝然献上《职员令》和《王年代纪》，并向太宗介绍了日本国体。太宗听闻日本天皇血统得以世代相传而延续不断，曾经深为叹息。1003年（长保五年）率弟子7人入宋的天台僧侣寂昭到达汴京时，亦荣幸地获得宋真宗赐见，并获授紫衣及“圆通大师”法号；1072年（延久四年）率弟子7人入宋的京都大云寺僧人成寻，来到洛阳时也获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见，同时获赐紫衣、绢帛，并获授“慈悲大师”法号。另外，1078年（承历二年）携答复宋神宗的复信和答礼入宋的仲回，也获赐了“慕化怀德大师”法号。皇帝既亲自召见，赐厚礼，授大师号，想必在其他方面的优厚待遇更不在话下。入宋的日本僧侣，不仅获朝廷重视，得皇帝亲自召见，在入京沿途的各地也都受到相当优厚的礼遇。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与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齐名的另一部由入宋僧戒觉留下的《渡宋记》中不难得以窥见。据《渡宋记》记载，戒觉入宋时曾上表朝廷，请求获准能效仿前辈成寻滞留宋朝，巡礼五台山、天台山，并最终能长留此地，以五台山为“终焉之地”。c在1082年（元丰五年）12月2日，戒觉竟荣幸地获得来自大宋朝廷的招聘，先行前往宋朝之都开封以拜见宋神宗。
在乘坐河船前往京洛时，还获派专门的“行事官”来陪同照顾前往。沿途经过各地时，每日还能领到一定数额的“供养钱”。d戒觉最后在崇政殿前获宋神①参见［日］木宫泰彦整理的“五代时期中日间船舶往来一览表”、“日本和北宋往来一览表”，载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②参见［日］木宫泰彦“日本和北宋往来一览表”，载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255—258页。
③参见《渡宋记》元丰五年10月2日条。
④据《渡宋记》元保二年9月29日条记载，每日可有100文钱可供花销。
013?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宗谒见，并获赐紫衣一袭。另外，出了宫殿之后，戒觉再获追赐香染、装束及绢帛20匹。a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宋朝的对外政策是何等的积极开放，与日本之间的交往又是何等的迫切而友善。在这一点上，唐代与宋代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据传，“入唐八家”之一、著名的日本僧圆仁，在滞留唐朝期间就曾不得不沦落至乞食旅行之地步。
（二）南宋后日本进入“建立新文化”时代正如前面所述，北宋时期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的“气势”和地位，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当然，由于文化离不开历史渊源，离不开传统，所以尽管当时日本在文化上已经获得了极大发展，却仍然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汲取中国文化并受其影响和渗透。不过有一点，该时期的日本已经具备了反过来向中国输出文化的“实力”。b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这种优劣态势转移，到了南宋时代又戏剧性地发生了大转变。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c中国在这时候不仅构建起了高度完备的宋代理学体系，还形成了以讲究精致、内趋、细腻而风雅的士大夫文化为主要特色的“宋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同时，随着晚唐以来都市经济的发展、商市生活的繁华，一种不同于典雅的士大夫上层文化的市民文化也蓬勃兴起。可以说，在文化的发展和成就方面，宋词、理学、科技发明等，足以使宋文化堂堂屹立于世界文化的舞台上，虽没有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弘，却也不乏宋文化特有的独特风采。
而此时的日本，正当武家兴起，进入由幕府将军掌握政治实权的所谓“中世武家政权时代”。过去一直处于社会下层的武士阶级，逐渐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拥有并牢固掌握了政治上的权力和经济上的实力，并进而追求在文化①参见《渡宋记》元丰六年3月5日条、2月11日条。
②如兴福寺僧人宽建在中国传布日本有名文人的诗、书法，澄觉和宽辅在中国传播佛教而获赐紫衣和大师称号等。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③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5页。
014?
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
上占据主导地位，以图与政治、经济势力相适应，与其统治者身份相符合。而在此前的一个时代里，从中国移植而来的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唐文化，显然已难以适应新兴武士阶层的爱好和需求。简而言之，该时期的日本，不仅政治上在转型，原有的中国式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亦日趋崩溃，中央政府对地方在政治、经济上的支配和控制日渐弱化。在文化方面，过去在朝廷公卿、贵族们当中备受推崇的唐文化，既不合新兴武士阶层的“口味”，也并无多少“实惠”可言。
因此，对于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实力上“新崛起”的武士阶层（将军、地方庄园领主、地方豪族）来说，追求“新文化”，构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就成为自然而然的。
由于整个中世时期（包括镰仓时期、南北朝时期和室町时期）都是武士阶层占据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舞台，因此，武士阶层的需求自然也就主导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发展，而所谓“日本中世文化”，其创造文化和享受文化的主体，自然也就变成了新兴的武士阶层。
换句话来说，日本实际上又到了一个渴求新文化的“饥渴时代”。积极寻求新文化的结果，导致日本再一次进入主动汲取中国文化的“特殊时期”——宋元时期，在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这无疑应该成为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决定了往后一段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实际上主要是日本文化汲取中国文化，并在依存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极大发展的“特殊”的文化关系。
当然，导致中国宋元文化流入日本，除了上述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因素外，中日佛教间客观存在的渊源，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中日佛教之间的渊源讨论中国宋元文化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力问题，还有必要追溯一下日本佛教的历史，从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承关系来看中日佛教间的渊源。
日本佛教，始于6世纪初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中国佛教。这一客观的史实决定了中国文化在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
自日本佛教产生明确的宗派之后，如镰仓时代以前的南都六宗（三论宗、015?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法相宗、华严宗、俱舍宗、成实宗和律宗）和平安二宗（天台宗、真言宗），几乎都与中国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们先从最早传入的三论宗、法相宗的传承关系看起吧。
考察日本佛教的历史可以得知，传入三论宗的是于625年（推古三十三年）来日的高丽僧人慧灌僧正，被称为三论宗的第一传。第二传是智藏僧正（入唐归国后弘法于奈良法隆寺），第三传为道慈律师（大安寺）。
这三论宗的“三传”中，第一传慧灌虽然是高丽僧人，其实也曾经入唐从著名的吉藏法师（嘉祥大师）受教，而且，其门下弟子大多曾经入唐求法而归；第二传智藏曾经入唐从高僧研习“三论”；第三传道慈律师也不例外，曾于701年（大宝元年）乘遣唐使船入唐，历访各宗高僧而归，归国后住大安寺，创“大安寺派”。
再来看看日本法相宗的传承关系。
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传为道昭（629—700），于653年（白雉四年）5月随遣唐使赴唐，师事唐高僧玄奘三藏，在唐居住达7年，归国后于元兴寺创建禅院，从事弘法活动。第二传为智通、智达，曾于658年（齐明天皇四年）7月乘新罗船西航入唐，师从玄奘和窥基（慈恩大师）学法相教义。第三传为智凤、智鸾等，于703年（大宝三年）入唐从智周学习唯识教义。第四传玄昉于717年（养老元年）3月乘遣唐使船赴唐，师从智周学法相教义，在唐居留达18年。
据传在唐时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获赐紫袈裟，于734年（天平六年）11月，携带经论5000余卷以及各种佛像归国。a日本华严宗与中国佛教的渊源又如何呢？
根据日本佛教史学者村上专精的研究b，华严宗传入日本的大致经纬是：736年（天平八年）唐代高僧道璿带来大量《华严经》的章疏，后由新罗高僧审祥于740年（天平十二年）在金钟寺道场首次开讲《华严经》（审祥也因此被视为华严宗第一祖），再由良辨（第二祖）继承并加以弘传。通过细考其师承渊源发现，被称为华严宗第一祖的新罗高僧审祥，却原来是中国华严宗教义①参见［日］木宫泰彦整理的“遣唐学生、学问僧一览表”，载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6—149页。
②参见［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第1版。
016?
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
集大成者贤首大师的弟子。a再来看看日本律宗。一般认为，日本律宗应以大名鼎鼎的鉴真和尚于745年来到日本，设戒坛于奈良东大寺，后又于759年（天平宝字三年）另建唐招提寺，并在此设坛授戒为其正式形成。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所谓南山律宗第一传（道光律师，曾入唐受传戒律）、第二传（道璿律师来日传戒）也都与中国渊源深厚。而所谓南都六宗中余下的俱舍宗、成实宗，则分别为法相宗、三论宗的附宗，在此且容略过不述。
同样，平安二宗也不例外。
通过考察得知：被视为日本天台宗鼻祖的传教大师最澄（767—822），于804年（延历二十三年）入唐。由于在唐从道邃和尚受菩萨大戒，从顺晓上师受三昧灌顶归国，所以他尽管在唐滞留仅短短一年时间，但却因此而在当时的佛教界威信大起，奉天皇敕命为南都八高僧讲授天台宗法门，在高雄山寺设坛授灌顶，并最终使天台宗正式获得朝廷的“公认”。
至于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亦与最澄在同一年时间入唐，在长安拜青龙寺的惠果为师，得授密教秘法归国，在日本创建了真言宗。
总而言之，日本镰仓时期以前的佛教各宗，正如日本佛教学者增谷文雄所指出的那样：“其学派的谱系无不与中国联系在一起。”b应该说，在日本佛教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这种与中国佛教之间特殊的渊源及传承关系，无形之中使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在日本佛教信徒以及其他信奉佛教的人们心中占据了近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形成了一座在精神上、心理上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峰”。
日本佛教界中的如此现象，连同其佛法、教义一起，师徒相承，其影响波及一代又一代。
①参见［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第1版，第30页。
②［日］增谷文雄：《佛教概论》，筑摩书房1965年版，第262页。
017?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三、宋元文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本的佛教界不仅在隋唐时期以能留学中国为荣，以能招请到中国僧侣、结缘于中国大德高僧为至幸，甚至时至五代北宋，日本所谓“国风文化”已极度繁荣至足以抗衡中国文化之地步的时候，中国文化在日本僧侣心目中，依然具有难以抗拒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当时的宋朝，经过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典籍佚失者不在少数，以致在文化方面“元气大伤”。而与此相反，许多典籍在前一个时代流入日本之后，大多得以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因此，来自日本的入宋僧们，有不少人专门携带听说在中国已失散不见的经疏典籍“回赠”宋朝，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已成为佳话。
如北宋时期的入宋僧奝然，为了夸耀日本国体精华而携《王年代纪》献与宋太宗，同时还进献了在中国已失传不见的后汉大儒郑玄所著《郑氏注孝经》；寂昭入宋时带去了宋都已散佚的南岳禅师的《大乘止观》和《方等三味行法》；成寻在入宋晋谒宋神宗时，其携带而去的天台、真宗等经典多达600余卷a，足见当时的日本，其在文化方面所拥有的资本是多么的雄厚、“底气”是多么的盈足。
也就是说，当北宋为复兴因战乱而衰退的文化而努力之际，日本方面却终于摆脱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影响，克服了照搬“中国大陆文化模式”的弊病，而发展、繁荣至渐具独立的日本风格的“国风文化”，并具备了反过来向中国“输出文化”的资本和能力。类似的情况，除了上述几例“回赠”中国的典型事例之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尚能举出不少。
据传，在中国的五代时期，于926年（延长四年）为朝拜圣迹而来到中国的日本兴福寺僧人宽建，就曾经携带日本平安时期著名书法家、被誉为日本“三迹”之一的小野道风的行、草书各一卷，来到中国进行传布。当时的日本朝廷，为使其能在中国“为国争光”，不仅赐其黄金以作旅费，还赐给他不少如菅原道真、纪长谷雄、桔广相等著名文人的诗集为其壮行。
另外，前面也曾提及的、以入宋晋谒宋太宗，进献《王年代纪》并向宋太宗夸耀日本皇室万世一系而出名的奝然b，据传也曾携有藤原佐理的笔迹献与①参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参见《宋史·日本传》。
018?
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
宋帝，夸耀日本书道之妙，引得时人赞赏不已。a另据木宫泰彦所述，尽管未能确定源信的《往生要集》是否真的曾被放在天台山国清寺而致“缁素随喜、贵贱归依”，但《往生要集》曾被托寄往中国，一度令时人惊叹不已，并在宋朝引起了莫大反响，这似乎应为不争之史实。b但尽管如此，在日本佛教僧侣及信奉佛教的人们心目当中，中国文化始终不失为一座高不可攀的“精神高峰”，总是令他们不由自主地产生憧憬和景仰之情。
关于这一点，早有日本学者指出：“自遣唐使废止后，日本人对海外的关心明显减退，但其怀念昔日盛唐、崇拜中国之风并未衰微。”c如前所述，由于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特殊渊源，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在日本佛教僧侣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威信，同时还导致了中国文化在一般日本人心目中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力。
其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尤其是日本的统治者中对中国文化充满向往者古已有之。如推古天皇时期的摄政圣德太子（574—622）、苏我马子（？—626）等。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憧憬，才促使其产生了汲取中国（隋朝）的先进文化，进而赶超其先进文化的积极愿望和动力，从而客观上促进了本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d北条时宗，当年派日僧入宋邀请中国高僧大德东渡日本时，就曾亲笔写过这样一封短信，信中说：“树由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请宋朝名僧，助行此道。”e由此可见，中国的佛教高僧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
①［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新书1959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②［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288—292页。
③［日］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72页。
④日本中世时期镰仓幕府的官职名称。作为拥有主导幕府一切事务的权力者，在当时是最有实权的官职。
⑤转引自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019?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下面就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人“怀念盛唐、崇拜中国”的具体事例吧。
（一）再三托寄著作往宋朝的源信奠定了日本净土宗发展基础的平安中期天台宗学僧源信（924—1017），自幼出家登上比睿山，师从著名的慈慧僧正，才智过人，精通显密二教，对佛门教义有独到的理解，著有著名的《往生要集》三卷，引经据论，力陈通过念佛，往生极乐净土之功德，宣扬净土教思想，对后来形成的日本净土宗、净土真宗影响极大。
可以说，他是一位通过自己潜心钻研佛教经典，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独到见解，足以令日本人为之骄傲的著名高僧，在日本佛教界极具影响力。但就连这样一位非凡人物，似乎也依然难抑心中对中国文化的敬畏和仰慕。他于永延（987—988）初年托便船将自己所著《往生要集》寄送往宋朝。a后来，还专门再托弟子寂昭入宋，向四明山的知礼请教有关天台宗教义的27个疑难问题。据传，后来源信得到了来自知礼对自己提出的疑难问题点所作的答释，多有不以为然之处，于是后世有传言说，以其过人之才智，源信其实并非真的不解，只是有意借此试探中国高僧的学问深浅而已。即便果真如此，难道不也应视其为对中国高僧有所顾忌，对中国文化心存“顾虑”所致吗？
实际上，在日本佛教界，曾经一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流行所谓的“唐决”b现象，这其实也应视为对中国文化心存敬畏的最好例证。
或诚心诚意求教解答，或千方百计求证自己所学或试探对方深浅，如不达到目的，恐怕此生难以“释怀”。中国文化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据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源信在圆融天皇时期的978年（贞元三年）3月，曾被选为比睿山法华会广学竖义的竖者c。为了准备竖义，他特地专门研究因明学，并著书《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三卷。后又于1001年（长保三年）摘录因明大意，著成《因明义断纂要注释》一卷，均分别千方①有认为此事发生在宽和二年（986）之说，但笔者认为木宫泰彦之说较为可信。
参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289页。
②在平安时代，日本僧侣每当遇到教义上（以天台、密教方面的居多）的疑难问题难得其解，或相互争论不休、僵持不下时，往往通过入唐僧向中国有名的学问僧请求解答或请求裁决，称为“唐决”。
③学问高深，专门在佛教中就教义难题立意作答者。
020?
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
百计托人带往宋朝，以求“详定是非、以披愚蒙”。a源信再三托寄其著作往宋朝之举，不论其真实目的何在，至少可以说明两点：①正如木宫泰彦所指出的那样，“表明日本佛教已发展到和中国处于对等地位”b之地步；②在日本佛教僧侣的心目当中，大凡佛教之学问，必欲求得中国高僧之认可方能获得其“权威性”，否则始终难以令人释怀。
（二）日本人心目中的阿育王寺信仰位于明州的阿育王山，作为禅院“五山”中最先为日本人所熟悉的山，在许多日本人心中是憧憬和向往的对象。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早在奈良时代，著名的鉴真和尚就曾经陪同来自日本的学问僧荣睿、普照等登上此山瞻仰名寺，后来入宋的许多著名僧侣（如重源、荣西）也都曾到此山瞻仰。另外，据传平安时代末期的著名武将平重盛曾派一名叫妙典的船主专门到阿育王山寺施舍黄金以建功德，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
日本镰仓时期的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1192—1219），可谓当时幕府将军的代表人物。据《吾妻镜》记载，1216年（建保四年）6月15日，有宋人工匠陈和卿谒见源实朝，并告知其前世乃明州阿育王山寺长老。源实朝听后暗自称奇，因为此前曾有一位高僧梦中相告，所述前世之事，正好与陈和卿所言相符。于是，本来就信奉佛教的源实朝越发深信不疑，下令建造大船、召集人马，积极策划入宋拜谒阿育王寺。尽管最终未能达成心愿，但已足见日本人心中对中国佛教名刹的景仰。
（三）与中国结缘乃日本僧侣之梦寐所求正如前面所提及，佛教讲究师承、渊源、法系等。由于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特殊的渊源，从而决定了能以某种方式结缘于中国的名山古刹、高僧硕学，乃是日本佛教僧侣之梦寐所求。凡是得以结缘于中国者，必将威信大增，仰慕者众、皈依者趋。
①参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291页、第292页。
②参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292页。
021?
日本中世文化研究?
在日本禅宗史上有一事例，足以说明日本僧侣与中国结缘之重要。据传，日本早期的禅师大日房能忍（生卒年不详）是一位天性好禅、悟性极高的人，通过自己研读“达摩三论”（《达摩大师悟性论》、《达摩大师血脉谱》、《达摩大师破相论》）并潜心修禅得以悟道，便在摄津吹田的三宝寺开始弘禅。但由于他既不曾到过中国，也未曾获得过中国高僧的“印可”，故在师承问题上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只好派弟子练中、胜辨于1189年（文治五年）入宋，将自己的所悟托弟子二人到中国以求“印可”，最后终于求得阿育王山著名禅僧拙庵德光的认可，并获赠自赞的顶相a和达摩摩像以作为同意其嗣法的证明，方才得以作为临济宗杨岐派的传人，“名正言顺”地在日本弘传禅法。
后来的日本佛教僧侣，即使不再图到中国继承著名高僧的法统、衣钵，却仍然以亲历中国求得著名高僧巨儒的亲笔手迹为无上荣光。
据《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等书记载，1368年（正平二十三年），肥后正观寺大方元恢死后，其徒弟日昙聪携带师父顶相入明，请得天宁楚石梵琦写的顶相赞而归；天龙寺独芳清昙死后，其徒弟也是带着师父顶相入明，求得中国高僧为其撰赞欣然归国。b其他由入元僧、入宋僧携带回国的语录、诗文集的序跋更是不在少数，已为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研究结果所证实，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通过对日本佛教僧侣来到中国后所游历的地方、所从事的活动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入唐僧最大的目的在于求法；入宋僧主要是为了消除自身罪障，以图后世成佛而去朝拜圣迹；而入元僧、入明僧则是为了亲历心目中的中国丛林，一睹中国江南正宗禅林的山川风物，领略正宗的中国风趣。c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宋代以后进入中国的佛教僧侣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以到中国求法以继承中国高僧之法统和衣钵为目的。而且，由于自那以后就有不少中国著名高僧相继渡日，并在日本培养了很多优秀弟子，致使宋代以后的①禅宗高僧的肖像。一般附有像主本人书写的“赞”，多为师授予嗣法弟子以为凭证之物。
②［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610页。
③参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南宋、元篇》，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022?
第二章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