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14字库南琳图文：四校样成品尺寸：170mm×240mm版心：28行×34字(行距：2.2mm)·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李明龚红林主编屈原文化版图考龚红林何轩著南京大学出版社本书为龚红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批准号15FZW005）阶段性成果、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项目编号2016WTA05）阶段性成果，由湖南理工学院与汨罗市人民政府共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项目全额资助出版。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屈原文化版图考　/　龚红林,　何轩著.　南京　:　南
京大学出版社,　2017.9
（屈原文化研究丛书　/　李明,　龚红林主编）
ISBN9787305193293Ⅰ.　①屈…　Ⅱ.　①龚…　②何…　Ⅲ.　①屈原（约前
340-约前278）－人物研究－图集　Ⅳ.　①K825.66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7625号本书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项目编号2016WTA05）结项成果。由湖南理工学院与汨罗市人民政府共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项目全额资助出版。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２２号邮编２１００９３
出版人金鑫荣丛书名屈原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李明龚红林
书名屈原文化版图考
著者龚红林何轩
责任编辑沈宗宇李亭编辑热线０２５83593947照排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718×10001／16印张　17字数　259　千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193293
定价6800元网址：　http://www.nju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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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本套《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成果属于以下基地、学科和专业研究成果：
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
湖南理工学院“屈原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理工学院校级规划课程“屈原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与汨罗市人民政府校地共建“湖南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项目龚红林，女，1974年生，土家族，湖北五峰人。文学博士，现为湖南理工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屈原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云梦学刊》编委。长期致力于屈原研究。在屈原文化区域分布、屈原精神传承接受研究方面有突破性进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屈原精神传承接受史论》、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基于地方志的屈原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参与省重大委托项目《屈原文化传承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屈原爱国主义与屈子文化园教育基地建设研究》等。成果《“中国岳阳·诗祖屈原·国际诗歌之旅”品牌打造策略》获2016年湖南省委宣传部“湖湘智库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出版专著《屈原庙史料通考》、《三峡橘文化》等。
何轩，男，1966年生，湖北监利人，文学博士，现为湖南理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学术专著《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中国打工诗歌辑录与评点》、《何建明评传》（合著）等，在《光明日报》《南方文坛》《求索》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屈原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方铭郭建勋
主编：李明龚红林
编委：李明龚红林吴广平刘石林
钟兴永彭柏林朱益红何轩
何林福徐蔚明杨年保鲁涛屈原文化版图考《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方铭郭建勋湖南汨罗江是屈原殉道的永久纪念地，位于长江“中三角”的中心地带，地域文化丰富。地缘、学缘、人缘，决定了在湖南理工学院设置“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对促进中华文化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屈原自沉汨罗以后，楚国人宋玉等就开始对屈原人生事迹进行探索，屈原学即已发轫。经过两千余年，屈原学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屈原学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当前，屈原学正处于全面深化发展时期。湖南省屈原文化基地“经义”与“达用”并重的研究架构，就是要从内部和外部深入推进屈原学的整体研究，促进文学研究与文化产业、区域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互动发展，从而凝练区位优势下的地方高校学科发展特色，深化和拓展屈原学学科领域。
本次出版的《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涵盖了楚辞阐释、屈原文化时空分布、汨罗有关屈原的遗迹和传说、历代《离骚》琴谱、屈原与岳阳、屈原学学术史等主要研究领域。
《屈原文化版图考》一书，旨在从历代纪念屈原的地面建筑及史料记载入手，以厘清屈原文化的生成与传播脉络。作者从史籍、方志和后人的记载以及亲自调查中找出了五十县市历时二千三百多年各类纪念屈原的建筑或遗址，绘制了《全国屈原庙（祠）、纪念遗址一览表》《全国屈原纪念建筑分布图》《吟诵屈原的唐诗人籍贯图谱》，该书思路宏阔，资料详实，客观地呈现了两千年来屈原文化传承的主要区域、脉络和走向，详细地展示了屈原文化时空分布的演变及其现状。
《屈原赋通释》是一部屈原赋校注汇评本。全书由题解、原文、注释、韵部、译文、集评六大板块组成，撰著者在充分吸收融化古今中外学者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存世的全部屈原赋作了简明的题解，精要的校勘，详细的注释，通俗的翻译，并描述了各篇辞赋的用韵情况，精选汇集了历代的评点资料，体例新颖，视野开阔，资料富赡，创意迭出。
《读骚拾零》一书以《史记》等历史文献资料为经，以屈原的作品为纬，结合汨罗有关屈原的遗迹和传说，再辅以考古资料，全方位论证了屈原的生平、作品、流放的经历，揭开了屈原为何选择汨罗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之谜，归纳了屈赋的四大特色；并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端午习俗的缘起、升华、现状和申遗成功后的思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精致的田野考古和色彩缤纷的民风民俗。
《离骚琴曲集成》一书，以《离骚》为主线，搜集整理了不同时期的《离骚》琴曲。首先是编者对屈原题材十首琴曲的综合考论，选自编者发表于《云梦学刊》的文章《屈原题材琴曲考论》，其次是琴曲《离骚》版本体系表，以及管平湖打谱《离骚》之《神奇秘谱》本，和顾梅羹打谱《离骚》之《西麓堂琴统》本，最后是历代《离骚》之减字谱原本。
《屈原与岳阳综论》一书，史论结合，集中辑集了屈学界特别是岳阳地区有关屈原与岳阳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包括屈原文化与岳阳精神，屈原文化与湘学，屈原在岳阳考证，屈原与平江，屈原在汨罗的遗迹、遗址及其传说，屈原文化传播与传承，屈原文化产业开发，屈原作品中的岳阳元素等。
《屈原研究三十年——〈云梦学刊〉“屈原研究”栏目论文选萃》一书选编了1985年创办“屈原研究”栏目以来至2016年全国各地屈原学专家的优秀论文32篇。《云梦学刊》是最早开设“屈原研究”栏目的期刊，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本次出版的《屈原文化研究丛书》，将屈原作为湘学形成的标志性人物，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为湖南理工学院“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夯筑学科理论基础，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文献资源，开拓了屈原研究的理论视域。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2015年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决定将“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确立为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挂靠单位为湖南理工学院，负责人为湖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李明教授，首席专家为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龚红林教授。基地研究“经义”与“达用”并重，学科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管理学、艺术学、体育学等。2016年5月，湖南理工学院与汨罗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校地共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合作协议》。基地成立一年多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横向项目、省委重大委托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厅重点项目等共计十余项。成果《“中国岳阳·诗祖屈原·国际诗歌之旅”品牌打造策略》获得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湘智库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屈原研究能够得到省级职能部门、高等学府、地方政府的如此重视，令屈原学界感到振奋。
知识溢出性价值论告诉我们，知识在经济活动中溢出价值具有递增性，即越用越多。本套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有助于提升与屈原相关的具有区域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溢出性价值”，增强湖湘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揭示湖湘人民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外界更准确地了解汨罗、了解岳阳、了解湖南，从而优化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人文环境，为岳阳市及湖南省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条件。
2017年5月30日
（方铭，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建勋，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屈原学会会长，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序序
何新文屈平辞赋悬日月，楚乡千古为悲歌。屈原终没之后，楚国人民乃至后世历代各地爱戴敬仰屈原的人们，纷纷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祭祀、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修建屈原祠庙、树立屈原碑石雕像，则是屈原生前活动范围所在地区人民特有的重要纪念方式之一。
在中国古代，建立宫庙祠堂祭祀祖宗或有贤能功德的圣者，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与民间风俗。早在《诗经》中，就有“雍雍在宫，肃肃在庙”（《大雅·思齐》）、“于穆清庙，肃雍显相”（《周颂·清庙》）、“新庙奕奕，奚斯所作”（《鲁颂·閟宫》）等诗句，赞美那些肃穆清幽、壮观巍峨的宫庙建筑。爱国诗人屈原生死于斯的楚国，也是如此。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屈原本人也在被放逐途中，因“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瑰玮谲诡”，而创作了《天问》这首传诵千古的奇诗。屈原自沉汨罗以后，楚人即“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传教”；“著造辞赋，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诵习其华藻”；与此同时，楚国乃至周边地区人民还先后兴建了许多屈原祠庙来祭吊屈原。据《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延笃的家乡汝州鲁山县（今河南鲁山县）已建立有屈原庙。因延笃“政用宽仁，忧恤民黎”，颇得“郡中欢爱”，故其卒于家后，“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晋王嘉《拾遗记》也说，屈原见斥赴渊之后，“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屈原庙祠，是屈原亡魂的安顿之所，也是后人集中祭祀屈原的地方，它承载着修建者乃至历代人们对于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感念、缅怀之情。大约自屈原自沉之际开始直至宋元明清时期，从屈原生前活动范围所在的长江、汉水、鄱阳湖、洞庭湖流域（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大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四川东部地区）逐渐向四周扩展，各地屈原庙、祠不断建立。在经历若干年之后，已有的祠庙因各种原因而逐渐地衰落和坍塌，继之而起的则是新的屈原庙祠的建立。
时至今日，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跨越大半个中国的广阔区域，绝大多数作为建筑实体的屈原祠庙都逐渐消失了。但是，这些曾经存在的后人凭吊屈原的精神圣地和文人墨客抒写屈原精神的媒介载体，却被记载在历代各类文献资料之中，它们的文化功能并没有失却。因此，对散落在各类文献中的屈原祠庙的信息，做一番调查、搜罗和梳理，是很有意义的。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现在读到的龚红林、何轩伉俪所撰《屈原文化版图考》，就是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
红林方富于年，但她对于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已坚持有近二十载。2003年，未及“而立之年”的红林，出版了《三峡橘文化》一书，就对屈原作品和屈原文化有所论及。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阐释三峡橘文化生成与发展流变的历程，中编介绍三峡橘文化的资源，下编探讨三峡橘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者在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论述了屈原《橘颂》与三峡橘文化的形成、屈原精神与三峡橘文化的关系。她认为屈原《橘颂》盛赞橘树“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品质，堪称楚人的楷模，在橘文化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可以说屈原是三峡橘文化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三峡橘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屈原《橘颂》所赋予的人文精神。此后，她又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屈原和楚辞的文章。2009年，红林考入湖北大学文学院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而与我有了师生之缘。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她还是想接续对于屈原的研究。三年读博期间，红林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坚持读书和写作。她勤奋努力，孜孜以求，不仅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博士学业，而且还在《湖北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船山学刊》、《云梦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屈原封号考论》、《屈原精神对中国作家的心灵铸造》、《“楚辞”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从历代封崇看屈原精神软实力的生成》等多篇学术论文。红林所撰长达30余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屈原精神传承接受的文化考察》，也顺利通过校外专家的匿名评审，得到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和称赞，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不久，2014年红林就出版了《屈原庙史料通考》一书，考察了历代各地屈原庙的文献记载情况、屈原庙官方封崇的历史，以及关于屈原庙宇的文学史料等，内容可谓丰富全面。在此基础上，今年红林夫妇又联袂出版了这部新著，对于红林而言，这也是她在学术之路上的又一次进步。
这本《屈原文化版图考》由《绪论》和十二章正文组成。主要内容在于理清和叙述两千年来国内各类纪念屈原的建筑或遗址，并编制了相关的图表，既有对于“屈原文化”概念的界定及对其特性的理论性解说，又有历代屈原庙祠修建时间、场所的具体性叙载，具有学术理论与服务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价值和不少特点。
首先，是资料搜集齐备翔实，且叙述清晰、考辨细致。全书在《绪论》部分，分五个方面论述：（1）　国内屈原文化资源整理与研究现状；（2）　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3）　屈原文化遗迹最早可以上溯“秦末”；（4）　屈原文化分布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海峡远至台湾；（5）　屈原文化传承的时空版图。在此基础上，再用十章的篇幅，具体叙载了湖南、湖北、重庆、四川、江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福建、台湾等省、市屈原祠庙等纪念性建筑的历史沿革。其中，叙述湖南省内现有屈原庙祠遗址，即举例有“汨罗屈子祠，溆浦县屈原庙，澧县三贤祠，桃江县凤凰庙，辰溪县乡贤祠遗址，黔阳三闾大夫庙，芷江县昭灵祠遗址，长沙市三闾大夫祠遗址、屈贾二先生祠、屈子祠，湘潭县三闾祠遗址，零陵县屈原庙遗址，祁阳县昭灵庙，道县三闾大夫祠，桂东县三闾大夫祠，岳阳县三闾故宅、三闾庙，湘阴县三闾祠，平江县三贤祠等，常德武陵区四贤祠，常德市澧县三贤祠，怀化市黔阳县三忠祠，溆浦县涉江楼”等二十五处之多；叙介湖北区域内现存屈原祠，有“秭归屈原镇屈原庙、秭归凤凰山屈原故里风景区屈原祠、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屈氏祠堂、武汉东湖听涛区行吟阁与屈原纪念馆、荆州市沙市区江渎宫、荆州市九龙渊屈原雕像、监利县荒湖区屈子祠、监利县黄歇口镇濯缨台、秭归新滩镇小青滩屈大夫庙、秭归水田坝凉风垭独醒亭、兴山县独清亭、兴山县北三闾大夫祠、武昌三闾大夫祠、通山县三闾大夫祠、监利县白螺镇屈原涉江处望郢亭”等十五处。
此外，还有重庆市忠县屈原塔、忠县屈原碑，四川广安岳池县齐福乡莲花屋基村“三闾遗风”匾额，江西省现存景德镇三闾庙（忠洁侯庙），安徽省池州东至荆桥现存“屈公祠”遗址，福建厦门金山区“屈子文化园”，佛昙镇“屈原岛”现建“忠烈亭”，台湾彰化宝部里屈家村“泰和宫”、洲美北投“屈原宫”，等等。凡所载叙，颇为详尽细致。书中对湖南常德“招屈亭”、河南南阳市“屈原庙”的考订辨别，尤其显示了细致深入的学术素养和考辨功夫。
其次，是文字与图表的结合。古今学者在研究屈原和楚辞的过程中，颇为注意图谱的形式。如姜亮夫先生编著的《楚辞书目五种》，第二部分“楚辞图谱提要”，就著录有宋人李公麟绘《九歌图》、《湘君湘夫人图》，明萧云从《离骚图》等古今楚辞图谱40种。而明陈洪绶绘《屈子行吟图》、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首所载《楚辞地图》五种（包括《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等，更广为近现代楚辞研究者所知晓和征引。作者受前辈学者的启发和影响，也从历代史籍、方志文献以及今人记载或自身实地调查中，搜寻出十省四十九县（市）各类纪念屈原的建筑或遗址，制成了《全国屈原庙（祠）、纪念遗址一览表》、《全国屈原纪念建筑分布图》、《唐宋文人吟诵屈原图谱》及部分地区的屈原庙照片等多幅图表，为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便利和视觉上的美感。
再次，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书作者除在《绪论》部分专门阐述了对于“屈原文化”的理解及其特性、屈原文化版图与屈原精神传承等有关问题之外，还以文献、民俗、文物的三维考证方法，并利用现代新技术手段普查立档，对历代屈原祠庙建设及屈原文化资源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摸家底”工作；同时，本书作者还特别注重学术研究为屈原学术发展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的作用。她期望自己的屈原研究成果有可能实现“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深度研究、保护、传承屈原文化提供科学依据；为培植发展洞庭湖流域、汉水流域、长江三峡地区全域旅游产业提供历史文化依据；为各地屈原文化旅游、政府文化产业建设、国际龙舟赛文化旅游工作策划、屈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借鉴”的研究目的。
当然，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对于当代新建的纪念性屈原楼庙之类建筑的考述仍有所遗漏；对于各地屈原祠庙遗迹尚未一一配上实地摄制的图片。当然，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此著在屈原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方面的创新意义及其实际作用。
近几年来，红林在致力于屈原文化区域分布、屈原精神传承接受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目前，她还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5FZW005）研究，主持湖南理工学院规划教材《屈原研究》的编写,成果《“中国岳阳·诗祖屈原·国际诗歌之旅”品牌打造策略》获得了2016年湖南省委宣传部“湖湘智库研究优秀成果”的表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后的研究过程中，红林的学术之路必定会走得更稳更踏实。
2017年4月18日
（作者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赋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录目录
《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方铭郭建勋1
序何新文1
绪论1
一、国内屈原文化资源整理与研究现状1
二、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6
三、屈原文化遗迹最早可上溯“秦末”19
四、屈原文化分布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远至台湾海峡21
五、屈原文化精神传承的时空版图22
第一章湖南省域屈原纪念建筑的分布及沿革33
第一节汨罗市屈子祠（楚人始建）34
第二节汨罗市屈原塔（清以前建）58
第三节汨罗市玉笥山三闾宅（唐宪宗以前建）59
第四节汨罗江边屈原墓（唐中叶以前建）60
第五节岳阳县新墙镇三闾庙（清以前建）63
第六节岳阳市平江县三闾庙（明正德间建）64
第七节岳阳市岳阳楼区太平寺（宋以前建）65
第八节常德市武陵区招屈亭（公元前202年已建）66
第九节常德武陵区三闾大夫祠（唐以前建）69
第十节常德武陵区四贤祠（清乾隆以前建）72
第十一节常德市澧县三贤祠（清嘉庆己卯年建）73
第十二节常德市汉寿县沧溪寺（清以前建）75
第十三节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昭灵祠遗址（宋嘉定前建）76
第十四节怀化洪江市三闾祠、三忠祠（清以前建）78
第十五节溆浦县涉江楼、怀屈楼、橘颂亭（1997年建）79
第十六节溆浦县大江口镇老街屈原庙（年代待考）82
第十七节益阳市桃江县五贤祠（元代建）、凤凰庙（清以前建）83
第十八节长沙市岳麓区贾屈祠（明万历八年建）86
第十九节长沙岳麓书院屈子祠（清嘉庆元年始建，2006年重建）88
第二十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涉江楼（2010年建）90
第二十一节湖南屈原文化遗迹分布图91
第二章湖北省域屈原纪念建筑的分布及沿革94
第一节秭归屈原宅（魏晋前）96
第二节秭归乐平里“楚大夫屈原故里”碑（清光绪十二年立）98
第三节秭归乐平里屈原庙（1980年迁建）101
第四节秭归乐平里女媭庙（唐元和中始立，20世纪70年代毁坏）104
第五节秭归乐平里“屈原故里”牌坊（1983年建）105
第六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祠（唐代始建，2010年迁建）107
第七节秭归新滩镇小青滩屈大夫庙（江渎庙）（北宋建庙，明嘉靖十六年屈原配享）113
第八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墓（清道光七年建，2010迁建）116
第九节秭归县屈沱独醒亭（南宋以前建）117
第十节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屈氏祠堂（清代修建）118
第十一节兴山县独清亭（宋代前建）119
第十二节兴山县“楚三闾大夫屈原故宅”碑（清光绪十年立）119
第十三节宜昌市西陵区三闾大夫屈原塑像（1988年前建）121
第十四节咸宁市通山县通津桥三闾大夫祠（清代以前建）122
第十五节鄂州市三闾大夫祠（清以前建）123
第十六节鄂州市望楚亭（明代始建，1980年原址重建）125
第十七节武汉东湖听涛区行吟阁（1955年建）126
第十八节荆州市江渎宫（南宋建炎、绍兴间建）127
第十九节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濯缨台（宋以前建）128
第二十节监利县荒湖毫口区三闾寺（东汉建，2000年后重建）
131
第二十一节监利县荒湖毫口区“离湖读骚”132
第二十二节监利县白螺镇望郢亭（年代无考）132
第二十三节湖北省域内屈原纪念建筑分布地图133
第三章重庆市、四川省域屈原纪念建筑沿革135
第一节重庆市忠县屈原塔（汉代建）135
第二节重庆市忠县屈原碑（宋以前建）138
第三节四川广安岳池县“三闾遗风”匾额（清代题）138
第四节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名世堂（宋以前建）139
第四章江西省域屈原庙历史沿革142
第一节江西省高安市三闾大夫庙（前117年建）142
第二节江西省樟树市屈原庙（唐代建）144
第三节江西省武宁县昭灵祠（唐末建）145
第四节江西省鄱阳县屈原庙（清代以前建）146
第五节江西省永丰县三闾庙（清代以前建）147
第六节江西省景德镇忠洁侯庙（宋元丰六年前后建）148
第五章河南省域屈原庙遗址沿革150
第一节南阳市西峡县“屈原岗”碑（清宣统三年立）150
第二节河南省鲁山县屈原庙（167年前建）153
第六章河北省屈原纪念建筑156
第一节河北屈氏后裔考156
第二节唐山市古冶区唐山屈原纪念馆（2015年建）159
第七章安徽省域屈原纪念建筑沿革163
第一节池州市东至县屈平祠（宋仁宗景祐元年前后建）164
第二节合肥市屈原祠（宋哲宗朝重建）166
第三节池州市东至县民间屈原纪念馆（2001年建）166
第四节六安市旅游景区天堂寨“屈原问天”169
第八章江苏省域屈原庙沿革170
第一节泰州兴化市三闾遗庙（唐代开元年间建）170
第二节扬州三闾大夫庙祠（宋绍熙元年前后建）173
第九章福建省域屈原纪念建筑沿革175
第一节漳浦县佛昙镇屈原公屿忠烈亭（2005年建）175
第二节厦门市金山区微型屈子文化园（2009年建）177
第十章台湾屈原庙宇的历史沿革178
第一节彰化宝部里屈家村泰和宫（1963年建）178
第二节洲美北投屈原宫（明末建）179
第三节台南水仙宫（清康熙四十二年建）181
第十一章屈原文化遗迹时空分布纵览183
第一节全国屈原文化遗迹纵览183
第二节屈原文化遗迹的时空分布维度考察196
第十二章唐代文人吟诵屈原版图考201
第一节《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中的“岳阳数据”201
第二节唐代文人吟诵屈原诗作时序表207
第三节吟咏屈原诗人籍贯与屈原文化核心区227
附录综合索引表（地名、人名、文献名、专用名等）230
后记龚红林何轩246
《屈原文化研究丛书》总后记李明龚红林249
爽南琳图文：五校挑红样成品尺寸：170mm×240mm版心：28行×34字(行距：2.2mm)屈原文化版图考绪论绪论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原点型”人物，屈原对后世学术与文艺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传播空间由近及远，传播对象由精英到大众。自西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入史传播，到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的评定，到今天“祭屈”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端午节”的精神内核，屈原已经成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积淀的文化符码。关于屈原文化的内涵价值和历史渊源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历史文化遗迹，目前仍缺乏系统梳理。
加之，在战国文献资料中，关于屈原的记载少之又少，乃至20世纪20年代、70年代，国内外两度提出“屈原否定论”。但在民间，我们看到，屈原死后，祭祀他的庙宇矗立了两千多年。屈原文化建筑遗迹的存在，无疑对深入探讨传承屈原文化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如何厘清这些“看得见”的文化遗迹，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一、国内屈原文化资源整理与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屈原文化资源的整理与研究主题大略有六：
一是楚辞学或屈原学基础研究文献汇编，对全面推进屈原研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学界历来十分重视，出现过八大文献集成。按照时间先后为：（1）　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共5册，含《楚辞要籍解题》、《楚辞注释》、《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楚辞评论资料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广泛搜集国内外《楚辞》研究资料，给研究者提供了多层面的研究信息。（2）　杜松柏主编《楚辞汇编》，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全书精装十册，搜集楚辞书目约有二百余种，校注类为多，论述类其次，如第一册收录《楚辞述注》(明林兆珂撰)、《屈原赋证辨》(民国沈祖绵著)，第二册收录《楚辞听直》(明黄文焕撰)，第三册收录《楚辞疏》(明陆时雍撰）等。（3）　《楚辞学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该文库共由《楚辞集校集释》(上下)、《楚辞评论集览》、《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通典》四卷五册(约八百二十二万字）组成，具备前所未有的体系性、可靠性与便利性，为海内外的楚辞研究重要基础文献汇编。（4）　周殿富译注《楚辞源流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精心搜集资料汇成《楚辞魂》、《楚辞论》、《楚辞源》、《楚辞流》、《楚辞余》五种，包括各家各派对楚辞的精湛评说、骚体诗赋流变嬗递的脉络踪迹，为楚辞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资料库，信息丰富。（5）　戴锡琦、钟兴永主编《屈原学集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次对古今中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关于屈原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简述和原文汇编。（6）　吴平《楚辞文献集成》，广陵书社2008年版，旨在为楚辞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将自《楚辞》问世以来的历代文人学者对楚辞的研究文献汇集成书。包括：注释类，收刘向、王逸、朱熹诸家注释楚辞之作，共74种；音义类，收录有关楚辞的字音、字义、韵谱之作，共计19种；评论类，收录有关楚辞的论人、论世、论义、论文之作，共计20种；考证类，收录有关楚辞的人物、名物、制度、史事之作，共计21种；图谱类，收有关楚辞的法书、图画、地图之作共10种；札记类，收录诸家读书札记中考论楚辞的文字，共计6种。（7）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全八十册。该丛刊收录历代《楚辞》重要版本、研究文献200多种，分为“章句”、“补注”、“文选·楚辞”、“白文”、“集注”和“楚辞研究文献”等六类，涉及中日韩三国的文献。以珍贵底本所在的收藏机构论，涵盖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馆、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数十家著名图书馆。除了照顾文献的系统性收录了一些常见重要书籍外，有一百多种文献此前从未刊布，属于首次影印刊行，其中宋刻本四种、明刻本六十多种、稿钞校本五十多种，均是难得一见的“楚辞学”重要文献。每种文献，都配有详尽的“述要”，校勘内容，考镜源流。（8）　2013年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周建忠教授“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被立为该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12），该项目由“东亚楚辞文献总目提要”、“东亚楚辞文献选刊”、“东亚楚辞学研究集萃”、“东亚楚辞学研究丛书”、“东亚楚辞文献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5个子项目组成，内容包括编纂书目、撰写提要、点校或影印等文献整理。总体而言，上述八大楚辞文献集成，侧重于国内外楚辞原始刊本，及研究性、学术性文献的汇编。
二是各地关于端午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集中于端午名称、起源、传说、习俗、诗词歌赋、文化影响等方面的资料整理与考证研究。关于端午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在湖南、湖北、江苏、河南等地，先后出版了一批专著。如：丘桓兴著《中国民俗采英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整理了“从祭龙到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故里的风土人情”、“屈原故里的灵牛”等民俗资料。孙正国著《端午节》（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介绍端午节的由来与当今的发展。蒋晖著《苏州端午节》（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包括：“端阳的起源、风俗、典故”、“屈子沉汨罗、怀石《离骚》在”、“忆在苏州日、粽香筒竹嫩”、“万历朝《五毒吉服疏》”等内容。王友福著《端午节》（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分八个章节：“歧说纷出话端午”、“端午食俗”、“端午习俗”、“端午游艺”、“端午传说”、“唐代长安的端午节”、“龙舟竞渡”、“端午节的影响与各地端午习俗”。谭绍兵编著《端午节》（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选取自唐以来的咏端午诗歌五十首推介给读者。刘晓峰著《端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在大量占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力求用精练、生动的现代语言进行表达，细腻地讲述传统节日故事，给广大读者提供有品位、有趣味的阅读材料。在各位作者、有关专家、专业图像机构和摄影师的协助下，该书还萃取了能传达传统民俗特点和文化内涵的视觉材料，图文并茂，希望以节俗的艺术美、生活美与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马春耕、刘玉兰编著《中华传统节日——端午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分别探讨了端午节由来、端午节典故、端午节风俗、端午文化艺术等。都春屏著《民族精神与端午文化构建》（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分“端午的历史渊源”、“屈原与端午”、“栖息于端午民俗中的民族精神”、“从屈原与端午的结合看民俗发展流变的规律及启示”、“屈原故里端午民俗考察”五章，讲述了端午节从早期地域性强、形态分散的民间节俗发展成为全国民众普遍认同的传统国家节日。张俊伟编著《解读端午节》（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从端午节名称、起源、传说、习俗、诗词歌赋、文化影响等方面,对端午节进行全方位解读。于淼编著《端午节》（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一书认为，端午迄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历史，由驱毒避邪的节令习俗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主要有：祭祀屈原、纪念伍子胥、插艾蒿、挂菖蒲、喝雄黄酒、吃粽子、龙舟竞渡、除五毒等。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与屈原有关的民俗信仰，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精神支持。2009年9月30日中国端午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三是对于屈原后裔的调查，为屈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民间历史资料。熊明陶著《曲阳史话》（皖内部图书（97）004，1997年）认为屈原是熊氏三十代祖。2009年7月至9月湖北秭归县委宣传部与《三峡日报》联合开展在全国寻访屈原后裔的活动，历时月余，行程万里，在重庆、四川、陕西、湖南、江苏、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北京等省市屈氏聚居的乡村寻访，并在苏州大学、湖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图书馆及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屈氏谱牒等资料，共搜寻屈氏族谱百余卷，访问近千人，实地调查26处屈氏聚居村落，拍摄并搜集大量资料，查找屈原后裔线索，对屈氏源流有了基本了解，并出版了著作《屈原后裔寻访记》（郑之问、范长敏、韩永强、刘紫荣著，长江出版社2010年版）。
四是关于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屈原传说的调查，各地出版了一些专著。孟寅编著《屈原的故事》（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徐伯青整理《屈原的传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宁发新整理《屈原的传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屈原的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监利伍子胥资料馆柳如海编《三闾大夫屈原故事》（1999年内刊印）等搜集湖北、湖南等地有关屈原的民间传说百则。张伟权、周凌云著《诗魂余韵——屈原传说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屈原诞生地的特殊地理位置、环境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屈原伟大思想形成的自然原因。随着“屈原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秭归县又将20世纪80年代宁发新采录的屈原故事，重新整理出版为《屈原传说》（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年版）。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故事、歌谣、戏曲集成”中，也收录了部分屈原题材的口头文学作品。文学创作领域也开始注意民间屈原文化资源，创作了长篇小说、地方戏多部。根据屈原事迹写成的故事，也成为少年儿童读物。
五是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围绕“屈原故里之争”的文化遗迹、考古资料搜集与研究。王健强著《屈原故里秭归》（中国旅游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描述了屈原故里秭归的名胜古迹、山水风光、风土人情、名人轶事、民间传说等。郑和昌《屈原·秭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介绍了“千古流芳屈原祠”、“熠熠屈原青铜像”、“纪念屈原陈列馆”、“屈原庙与香炉坪”等文化景观。何光岳著《三湘掌故》（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有专章《屈原迁徙流放遗迹考》，考察对象包括屈原故乡的遗迹、屈原北迁的遗迹、屈原东行的遗迹、屈原流放湖南的遗迹、屈原归宿地的遗迹、屈原后裔所建纪念屈原的遗迹、与屈原有关人物的遗迹。舒新宇著《破解屈原溆浦之谜》（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主要研究屈原为什么选择溆浦作为自己流放中的栖身之地、屈原在溆浦生活了多少年、屈原在溆浦创作了多少作品、屈原为什么选择端午节投江、溆浦为什么只过“大端午”等问题。侯文汉主编《屈原故里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屈原故里汉寿说”进行了专题研究，汇集相关论文六十余篇，助推县域文化研究。张俊伟主编《屈原：南阳诵歌》（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汇集了西峡屈原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该书从南阳的屈原文化遗存、历史文献、民间传说、端午习俗、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等多个方面，阐释了屈原与南阳及西峡的渊源关系。张中一《屈原新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通过对先秦文化及屈原作品的研究，推介“屈原故里汉寿说”。侯文汉主编《汉寿屈原故里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包括图片、序言、题词、正文等部分。正文共分为“故里考辨”、“索县源流”、“沧山浪水”、“古迹觅踪”、“文物考索”、“楚韵百家”、“古今传说”、“兰芷文苑”八大版块，分门别类地辑录了与屈原和汉寿相关的，全国各地研究屈原的专家、学者的文章八十余篇，共六十余万字。
六是东亚、南亚对屈原的研究。国外的屈原研究，既有“屈原否定论”的影响，也有“屈原到过日本”的惊天言论。日本学者大宫真人在《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中称，发现屈原作品以各种形式记录着有关日本的史实，于是便开始有意识地去研究“屈原到过日本”这一课题，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肯定屈原到过日本，并声明：“这一新说法，并不是凭空想象或是靠推理的手法论证出来的。”
综上，对于屈原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主要从文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视野切入，表现出对“屈原文学存在性”的实证使命感，表现出对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强烈参与意识。其中，焦点大体集中于“屈原出生地、流放地之争”。一些看似矛盾的结论，与传承发展屈原文化的大前提并不矛盾，却有可能导致一些“非科学因素“或者说“情感因素”干扰屈原文化资源的实际分布调查，并影响屈原文学研究及文化传播效果。因此，本书试图从屈原学学科建设高度，利用现代新技术手段普查立档，一方面做好屈原文化资源的“摸家底”工作，另一方面为屈原学学科发展及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第一手资料，获取对湖南省及其他省域的屈原文化遗迹资源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以期做到对屈原文化的全面了解、系统掌握、版图展示。
二、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
“文”即典章制度，是人类社会完善的标志，依据它可以感化天下之人，使之遵从文明。《易·贲卦·象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之后，“文”与“化”始合成一词，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文化”与“武功”对举，意即通过对人的性情陶冶、品德修养的教化来征服天下，其含义与西方的拉丁文“cultura”或“culture”比较接近。“culture”本意就是耕种、栽培，引申为对人的性情陶冶和品德培养。中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的内涵表明，“文化”与“人”密切相关，其实质就是“人类化”或“人化”，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一切活动及结果，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文化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解释、规范及综合。“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求、理想和愿望的表达；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并使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文化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从形态看，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相包容的体系。英国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认为，现有关于“文化”的描述可以分为三种层次：“理想的”、“文献的（或档案的）”、“社会的”。威廉斯还认为，三种文化层次的描述之间是彼此关联的：“在我看来，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种特殊的文化定义，都是不完备的。……我则愿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从发生学看，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层累造成型”的，文化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的多维多层概念。屈原文化也不例外。自战国末期以来，多元媒介话语中的屈原形象及其精神风貌，均有不同层面的演变。归纳起来，现阶段关于屈原文化的理论阐述，基本是从“理想的”、“文献的”、“社会的”三种形态层次进行描述的。
（一）　现有屈原文化界定的三个层面
一是“理想的”或“价值的”描述。即将屈原文化作为始源价值来描述。如：“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热爱大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同情最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核心。”《屈原文化》，中华屈氏宗亲网，http://www.qvshi.org/page/Default.asp?pageID=18。“屈原在楚国衰落的时候守持着楚国上升振兴时期的开拓进取的精神，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状态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在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典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杨义：《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湖湘文化的理论根基是儒家的担当和忧乐文化，而屈原文化是其重要源头。屈原的代表作《楚辞》,就是对湘楚民间文化的发现和总结。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脉，是随着屈原文化信息的走向而清晰、而丰富、而完善和扩展的。研究由屈原文化传承下来的湖湘文化价值态，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要。”钟兴永、鲁涛：《屈原文化:湖湘文化的图腾》，《长沙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屈原，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理想主义的斗士。是这位天才诗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了爱国主义乐章。他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形成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意义，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他的作品和精神也是华夏文明的原典之一，成为炎黄儿女顶礼膜拜的民族之魂。”侯文汉、陈焕宁：《浅析屈原与湖湘文化》，《湘潮》2009年第9期。上述定义，主要从绝对或普遍价值分析屈原文化的内涵。
二是“文献的”或“档案的”描述。将屈原文化视作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来定义。如：“《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美地融化成了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光辉起点。……《离骚》、《天问》、《九歌》、《九辩》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屈原的《离骚》、《天问》、《国殇》等也很大程度地发展提炼了楚地文化，从而使楚文化的精华得以展现，并且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发展壮大起来。”余日：《屈原文化价值浅析》，走近屈原——汨罗屈原文化网站，http://www.mlnews.gov.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465&id=977&m=content。又如：“屈原文化即屈子骚学，即诉诸理性之《周易》文化向诉诸感性之楚辞屈骚之嬗变，即诉诸理性之《周易》文化向倾诉自己哀怨政治情感之楚辞屈骚的嬗变。质言之，屈原文化乃《周易》文化之情感载体，屈骚乃先秦南楚巫学向巫文学嬗变结晶而成之艺术晶体。”戴锡琦：《漫论屈原文化》，《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27页。上述描述，将屈原文化作为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定义。
三是“社会的”描述。将屈原文化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来描述。如：屈原文化就是“挂香艾”、“划龙舟”、“吃粽子”等民俗活动，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汨罗江畔端午习俗等各地的端午习俗是屈原文化的重要体现。如“201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期间进行“屈原故里端午祭”、“龙腾三峡”、“屈乡过端午”、“中韩端午屈乡行”等系统活动，这些端午习俗以祭祀屈原为核心。又如，为传承屈原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天津“三尺余杯”端午诗会于2016年6月2日在天津举行。屈原作为一位世界级的伟大诗人，通过文风的熏陶，使得中国变成了诗歌胜地。每到端午人们缅怀屈原，敬仰屈原，为屈原骄傲，为屈原喝彩，为屈原咏唱。秭归、汨罗等地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学习屈诗风格，弘扬屈子精神，营造了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氛围。屈原文化已成为一种节庆生活。
综合上述各类对屈原文化形态的描述，可以看到，屈原文化之价值意识、文献档案的形态，使其跨越时空限制而传播久远；屈原文化之社会活动的形态，使其因“接地气”而传播广泛。
（二）　屈原文化价值体系的演变
从汉代贾谊《吊屈原赋》、司马迁《史记》，再到后来的诗文、小说、戏曲、音乐作品，屈原形象在被重塑的同时，其文化价值体系也呈现出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消解与重构。人们力图在对屈原的解读与描写中，重现历史事件中个体生命的自我体验与价值困境，并复归传统文化精神，重构一种普泛化的伦理道德形态。
具体而言，屈原文化价值体系的演变，经历了从汉到宋、近现代两个建构时期。屈原由普通的“士”变成被敬仰的“人格的神”，又由“人格的神”发展为“爱国的精神力”。
汉宋时期，屈原由普通的“士”变成被敬仰的“人格的神”。
《“楚辞”在汉代的传播与接受》一文认为，西汉初年“楚辞”已经在多个地域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了。在长安、洛阳一带，对于楚风的兴趣与爱好在朝廷文士中传播开来。用这种新的文学体式，摹拟特定的语言、情调，成为一种文学时尚。李中华：《“楚辞”在汉代的传播与接受》，王兆鹏、尚永亮主编：《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7111页。汉代东方朔、王褒、刘向、淮南小山等人的拟骚赋，往往以第一人称抒情方式、感同身受的情感基调来写作，常引用或化用屈原诗句，以“我”的自叙语气，叙述屈原政治报国之路不通与流放在外的孤寂与无奈，抒发对世俗谗言的痛恨，同情叹惋屈原怀才不遇。
屈原在汉代贾谊、司马迁等人的文章里，虽然是被敬仰的，但对他的批评之词也很多见。贾谊说：“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吊屈原赋》）在贾谊看来，战国时代士人可以自由游说他国，与汉代大一统后的情形不一样，因此屈原自沉完全没有必要。此后，司马迁、班固等对屈原之死皆有“微词”。司马迁：“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离骚序》虽肯定屈原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但却批评屈原怨愤国君、露才扬己、专营求进而不明智，以致“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其丽辞巧语亦“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汉]王逸章句，黄灵庚疏证：《楚辞章句疏证》卷三引《班孟坚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65页。。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可见，此时的屈原，在文人心目中，还是一个怀才不遇、性格孤傲、不会明哲保身的“士”，一个命运不幸的悲剧人物。
那么，屈原是何时被推上士大夫人格楷模的“神坛”的呢？王逸曾言：“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雅丽。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九思序》）王逸认为，屈原作品在西汉以来就被世代传承，其节行倍受士大夫推崇。其作品字里行间，依托五经以立义，忠贞之心可表：“依道径，以风谏君。”“冀君觉悟，反于正道。”（《离骚经章句·序》）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谕”，用香草美人以喻忠贞、高洁、正直的君子品格，“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离骚经章句·序》）按，王逸关于《离骚》的观点，是对淮南王刘安“骚兼风雅”《文心雕龙·辨骚》：“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王逸《楚辞章句》首次全面系统阐释了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涵，用“忠贞”、“忠信”、“忠厚”、“念国”、“忧国”、“思君”、“念君”、“以忠辅楚”等词概括屈原作品内在的精神力量，将屈原推举到“神坛”。
而供奉屈原神灵的庙宇，在汉代也逐渐兴起。现存“屈原庙”中，文字记载年代最早的，位于汨罗、鲁山、高安三县。应该说，屈原这位“神”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文人眼中，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他影响到人们对士人人格的评判及培养，影响到官方的封崇：公元748年，唐玄宗天宝七年，颁诏长沙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致祭屈原。
——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前，屈原被作为全国忠臣楷模，与齐国丞相管仲、郑国丞相子产、燕国上将乐毅、赵国丞相蔺相如、蜀国丞相诸葛亮等共计十六位忠臣，被唐朝官方颁文纳入公祭。公元904年，唐哀帝天祐元年，颁诏汨罗屈原庙额“昭灵侯”。
——这是目前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屈原官方封号。一千一百一十三年前，因为屈原“名早流于竹素，功有益于州闾”，汨罗磊石庙与洞庭湖畔的青草庙、洞庭庙、黄陵二妃庙等四庙一起，被唐朝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地点是汨罗磊石乡。公元937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丙辰（端午），颁诏汨罗屈原庙额进封“威显公”。
——这是目前文献记载的最早在端午公祭加封屈原的官方行为。一千零八十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时间是端午，地点是汨罗磊石乡。公元1080年，北宋神宗元丰三年，颁诏秭归屈原庙额“清烈公”。公元1083年，北宋神宗元丰六年正月丙午（三十日），颁诏潭州屈原庙额“忠洁侯”。
——九百三十四到九百三十七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地点是归州、潭州。公元1111年，北宋徽宗政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颁诏潭州屈原庙额与归州屈原庙额统一为“清烈公”。
——九百零六年前，官方再次整理祭祀典礼制度，关注到屈原庙额，地点是潭州、归州。公元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七月戊子（三十日），颁诏屈原“忠节清烈公”。公元1328年，元致和元年，刘行荣作《重修忠节清烈公祠》。
——六百九十九年前，屈原与商代忠臣比干、唐代狄仁杰等忠臣名相一起进封，并颁诏整修祠庙。地点是汨罗。庙宇的修建及礼制褒崇，给屈原信仰提供了现实空间，加速了屈原的“神化”，也让屈原成为士人精神的偶像。宋代有影响的《楚辞补注》、《楚辞集注》在汲取王逸“以儒注骚”精神的基础上，将“忠信于君国”提炼为“忠君爱国之诚心”。洪兴祖提出：“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楚辞补注·序》）南宋理学家朱熹晚年作《楚辞集注》，认为屈原作品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楚辞集注序》）的典籍。姜亮夫先生曾对汉宋时期三本《楚辞》注本的关系加以评述：“王逸章句本《楚辞》，为汉世肄习之籍，……且前十六篇，毕竟为楚辞不祧之祖。……洪兴祖《补注》一本叔师旧说而申之。王氏《章句》通雅有谅，洪补十得八九，且存唐以前遗说较多。……朱熹《集注》，实多采洪说，亦时有发明。”（《楚辞通故八十卷·叙目》）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编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3页。屈原文化的核心精神，经汉、唐、宋三个重要时期，被提炼为“忠君爱国”，屈原成为“忠臣”楷模。
汉宋时期人们将屈原推为“人格的神”，直接影响着后世对屈原的认识。如明人感叹：“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黄文焕《楚辞听直》）当代韩国楚辞学者道：“学者们所谓‘忠’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忠’是屈原诗中的核心思想。”[韩]林润宣：《试论屈原思想品格对后世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版第6期，第95页。屈原由一个悲剧人物成为士大夫自我人格完善的楷模。
近代以来，屈原由“人格的神”发展为一种“爱国的精神力”。
20世纪40年代，屈原“爱国精神”的概念已经被明确提出。在屈原沉身的湖南汨罗江边，平江县的一位书生彭泽陶完成了《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1946年），在自叙译注屈原作品的初衷时，他说：“屈子爱国精神，与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节，得以宛然复见于世。”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自叙》，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1942年1月，郭沫若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将屈原研究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1946年，王璞发表《屈原——人民的诗人》（《人物杂志》1946年二卷6期），等等，参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1485页。都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抗战时期，屈原作品成为爱国文学经典，被广泛教学、传播。“抗战以来，由于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身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郭沫若：《蒲剑·龙船·鲤帜》，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转引自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第69页。1941年由老舍、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胡风等53位知名人士署名的《诗人节宣言》明确提出“效法屈原的精神”：“抗战以来，国内诗人咸感屈原诗风人格，两俱不朽，于爱国诗人中最早最著，丁兹大敌当前，国势防危之际，允宜矜式前贤，用励来者。因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由陪都文学家舒舍予等召集在渝文艺作家开会，公议以每年的阴历五月五日，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为诗人节，藉以纪念前贤，并资策励云云。”（1941年《诗人节宣言》）引自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第69页。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评价道：“在40年代，‘中国诗人节’举行过多次庆祝活动和颇有规模的诗歌朗诵会，并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孟宪平、刘修海：《节日大观》，黄河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到了近代屈原是“人民诗人”、“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等说法被广泛接受。屈原作品的独特深刻的精神魅力——忠贞爱国——为近现代民族志士所接受，化为他们的爱国救国实践的动力和标杆。
综上，屈原文化价值体系的演变，经历了“人—神—人”的过程。如今，屈原作品存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文学典范，其间所熔铸的汉宋儒家思想、晚明社会思潮、“三民主义”、近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等，使得屈原作品逐步成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虽然屈原作品很难被人读懂，但屈原文化却是令人容易理解和参与的一种文化，其原因正在于，在流变过程中，其精神已经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互融。
（三）　屈原文化的主要特质
何谓屈原文化？笔者认为，屈原文化是屈原创造的和后世创造的与屈原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文化早已发展为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多层文化概念，在价值意识、文献档案、社会活动领域都有着丰富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屈原的作品艺术上的瑰丽与浪漫、思想上的爱国与民本、品格上的高尚与自律，这是屈原文化的本体；二是从汉代至今人们对他个人及作品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推广，是对屈原文化本体的继承和发扬；三是屈原精神与划龙舟、吃粽子、办诗会等民俗活动的融合，是两千多年来民众对屈原本体文化的信仰和推崇。屈原文化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屈原文化的影响深深烙在世人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世人的行为，屈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屈原文化的主要特质有三。
首先，屈原文化是一种中介文化。
与中国诸多文化名人一样，屈原是悠久厚重历史最直接的体现者和传播者，是民族历史的文化记忆：“某些特定的个体在特定的社会里所发现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社会遗产以及在某些类型作品中的具象化，它们得以保存下来——确实已被证明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一旦它被习得（无论在什么境况下），就能极大地促进人的能力的发展，使他能充实自己的生命，管理社会和控制环境。”[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１页。
屈原文化的可观可感的物质形态有：屈原作品的结集传播、拟骚文学、咏屈讽屈、音乐美术创作现象；包含有纪念屈原意义的各类历史民俗文化现象；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远至台湾海峡两岸的各类纪念屈原的雕像、诗词碑林和仿古建筑物；全国各地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文化节及其活动等。屈原文化之价值意识、文献档案的形态，使其跨越时空限制而传播久远；屈原文化之社会活动的形态，使其因“接地气”而传播广泛。
屈原文化的遗迹是后人凭吊屈原的精神圣地，许多文人墨客途经此处，均会提笔作诗，缅怀屈原，与屈原精神产生共鸣。如越南诗人阮攸作为越南大使来到中国，途经沅湘，写了五首吊屈原的诗歌，这些诗歌被收录在其汉诗集《北行杂录》中。《湘潭吊三闾大夫二首》其一：“好修人去二千载，此地犹闻兰芷香。宗国三年悲放逐，楚辞万古擅文章。鱼龙江上无残骨，杜若洲边有众芳。极目伤心何处是，秋风落木过沅湘。”[越南]阮攸：《北行杂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0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途经沅湘这一屈原自沉地，诗人极目伤心，悲叹屈原写下万古文章，却遭受不遇的命运，乃至最后献出了生命。首联“好修人去二千载，此地犹闻兰芷香”，表现出对屈原高洁自爱精神的高度颂赞。
历代途经或为官于汨罗、秭归的文人，往往会祭拜屈原庙，凭吊屈原，留下大量吟诵屈原庙的诗、文、赋。如写汨罗屈原庙的有唐蒋防《汨罗庙记》、后梁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宋胡哲《经理汨罗庙记》、元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明戴嘉猷《重修汨罗庙记》、明余自怡《重建三闾祠碑记》、清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写秭归屈原庙的有唐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元黄清老《清烈公庙记》、明胡稳《重修三闾大夫祠记》、清王景阳《重修屈公祠记》、清向治《凌学院捐修屈公祠记》、清吴省钦《修楚屈左徒庙碑记》、清李炘《重修楚左徒屈大夫祠记》、清王赠芳《重封屈清烈公墓碑记》。这些历代官修庙记，彰显了对屈原爱国之“忠”、自爱之“清”的肯定，沉积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从这个角度看，屈原文化是一种既蕴含丰富精神，又有物质载体的中介文化。
屈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遗产以及其在某些类型作品中的具象化，得以保存下来的。王逸《楚辞章句》保存了二十五首楚辞作品，以三种版本系统流传至今；屈原文化的物质载体——屈原纪念建筑，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远至台湾海峡。有关屈原的书籍和纪念建筑，成为人们了解屈原的物质媒介，许多文人墨客拟骚创作，或提笔另作，缅怀屈原，传承屈原精神，可见又可感。这也证实了，屈原文化是一种既蕴含丰富精神又有物质载体的中介文化。
其次，早期屈原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
“橘逾淮而北为枳”，本书考证得屈原文化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区域，且全国范围内的屈原文化民间习俗均以湖南汨罗，湖北秭归、荆州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传播，地域特征明显。首先，全国大部分屈原庙（祠）、屈原主题公园、屈原遗迹都分布在汉水、鄱阳湖、洞庭湖流域。其次，竞渡纪念屈原的风俗，以楚地为中心发散，先流传于湖南地区，在隋代前后，开始遍及中国。
以竞渡为例，这一活动在湖北荆州、襄阳最热。《隋书·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97页。由“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看，端午竞渡在隋代已经遍及全国，而湖北荆州、襄阳最为热闹。这一风俗习尚的地域性延续至今。今天湖北秭归、湖南汨罗竞渡时唱《招魂曲》，龙舟上挂写有“三闾大夫之魂”的招魂幡。湘西竞渡时还在旗帜和衣服上印上“悼”字。秦可国、李小平编著：《湘西民族传统体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文献记载，宋、清两代荆楚地区，朝廷都曾颁发“竞渡禁令”。如，宋代荆楚地区“竞渡”导致民间械斗或者荒废正业，致使朝廷颁令禁止。《太平寰宇记》载：“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33页。清康熙、嘉庆时对中南地区“竞渡”之风亦有过禁止令。嘉庆时，湖南省南部潇、湘二水汇合处的永州“端午竞渡”也曾因为民众争强斗胜而被太守禁止。衡州府清泉县（今属湖南）因为竞渡“斗伤至死”，官府不得不严加禁止。《清泉县志》载：“自初一日至初五日，龙舟竞渡，相传为拯屈原，不竞即有疫，往往斗伤至死。近严禁之，虽有龙舟而不竞渡。”《清泉县志》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上述禁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竞渡”在长江、湘江流域的湖南、湖北省民间根基深厚。屈原文化早期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明显。
第三，屈原文化已丰富发展为一种历史元典文化。
从源头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诗歌史。而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风骚”传承发展史。其中“骚”就是指屈原开创的南方新诗体。汉代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列传》）班固说：“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宋代大文豪苏轼感叹：“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七十二家评楚辞》）金圣叹将《离骚》等屈原作品列入“六才子书”系列。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将《楚辞》提升为“纯文学”的典范，提升到中国人必须能欣赏《楚辞》，否则会遗憾的高度。他说：“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为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梁启超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1页。接着，梁启超提出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学的专家”、“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他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梁启超著：《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9页。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屈原身上承载了历史、文学、教育、民俗等多方面的内容。屈原作品常被作为研究历史的辅助及佐证资料，并且反映了某种历史现象或历史本质。文学传统、教育影响、民俗记录、历史文物，屈原作品无不涉及。如《离骚》一篇影响深远。太史公言：“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清人蒋骥言：“盖通篇以好修为纲领……篇中曰好修、曰修能、曰修名、曰前修、曰修初服、曰信修，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附之见。”[清]蒋骥撰：《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183页。不仅这种精神令后人敬仰，屈原作品还保存有大量历史人物故事、战国后期生产生活与军事外交记录等内容。《天问》全文一口气提出了178个问题，内容有宇宙起源、天地形成、天象变化、时辰划分、星系运行、月球奥秘、鲧治洪水、鲧腹生禹、共工触山、川谷变化、四方距离、奇禽怪兽、后羿射日、三代古史、后羿失妻、古代战争、女娲身世、昭王巡游、幽王之死、齐桓盛衰、后稷之福、殷周更替、申生自杀等，包括有关人类宇宙、万物起源的哲学问题和有关国家治乱、社会交往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与夏商周三代及春秋国家更替兴亡的历史有关，不但被学者们引证，而且是今天研究战国时期及其之前的各种社会历史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源。
总之，屈原文化时间跨度有两千多年，在空间上以长江、汉水、洞庭湖、鄱阳湖、台湾海峡两岸为核心分布区，辐射到全国及东南亚、东亚、欧美。屈原文化既包括屈原的文学、哲学、美学和人格魅力等方面，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端午文化、楚辞吟诵文化、歌舞文化、民间文艺、雕塑绘画书法、建筑遗迹以及历朝历代学者对此进行的学术研究。本书侧重于对屈原文化建筑遗迹版图的考证。屈原文化是高层次的、永久性的、丰富的、容易被人感知的、具有特质的人文资源，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之一。
三、屈原文化遗迹最早可上溯“秦末”
（一）　招屈亭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可见的文献提及的最早的屈原纪念建筑是湖南常德“招屈亭”。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三十“常德府”：“招屈亭，在城南。相传三闾大夫以五月五日，由黔中投汨罗，土人以舟救之，为‘何由得渡湖’之歌，其音咸呼云：‘何在？’”
又，楚霸王项羽曾弑楚义帝名熊心，楚怀王熊槐之孙。：“项羽遣英布弑义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闻而义之，号其郡为义陵。”（[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七）[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这里提到故楚地的武陵人在“招屈亭”下哭悼被项羽所杀的楚义帝，可见，其建筑历史可以推到项羽后期。案，秦灭于公元前207年，项羽卒于公元前202年，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招屈亭”的建筑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02年前。
（二）　屈原庙
文字记载中的可追溯年代最早的屈原庙，位于汨罗、鲁山、高安三地。
一是楚人建筑的汨罗屈原庙。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载：“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沈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径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594页。晋王嘉《拾遗记》卷十亦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渊。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晋]王嘉撰，孟庆祥、商微姝译注：《拾遗记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
二是河南南阳市鲁山县钱征认为：“古犨县，在今鲁山县境内。也就是说，最早的屈原庙遗迹，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境内。”见钱征：《对〈后汉书·延笃传〉所载屈原庙遗迹的历史考察》，《云梦学刊》2015年7月。，史载东汉以前已有屈原庙。《后汉书·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后汉书》卷六十四）[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3页。即汉代清官延笃（字叔坚）死后，乡里人把他画像放在屈原庙里配享祭祀。延笃的家乡在哪呢？“犨”。唐李贤注：“犨，音昌犹反。故城在汝州鲁山县东南也。”（《后汉书》卷六十四）[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3页。汝州鲁山县，按，今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其地理位置在南阳市的东北方。这表明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以前，当地就有屈原庙。
此外，明清文献记载西汉建成侯刘拾建瑞州府（今江西省高安市）“三闾大夫庙”：“三闾大夫庙，在高安县东金沙台，祀楚屈原。汉长沙王子拾封建成侯，后免爵徙家台上，立庙祀之。”（清《江西通志》卷一百八）[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所引此书均用此版本。案，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拾为建成侯；元鼎二年（前115年），刘拾免，建成侯国除。可见，江西省高安三闾大夫庙建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左右，今不存。
其他各地屈原祠（庙）的建立时间一般在清代之前。以湖南为例，清《湖广通志》记载湖南域内屈原祠庙就有：长沙县：“屈贾二公祠，在大西门内，祀楚大夫屈原、汉太傅贾谊，即谊故宅，明李东阳有记。”湘阴县：“汨罗庙，在汨罗江上，祀楚屈原。”益阳县：“五贤祠，在县城南，祀楚屈原，汉诸葛亮，宋张咏、张栻、胡寅。”东安县：“三闾大夫庙，在县斜溪源。”巴陵县：“三闾大夫庙，在城南。”平江县：“三贤祠，在县治右，祀屈原、王旦、唐介。”“屈原庙，在县城南。”武陵县：“三闾祠，在县东二里。”“四贤祠，在府学前，祀屈原、马援、唐介、岳飞。”沅州：“昭灵庙，在州南五里，祀三闾大夫，宋嘉定中赐额。”黔阳县：“三忠祠，在县北，祀屈原、马援、关帝。”桂东县：“三闾祠，在县城南。”（《湖广通志》卷二十五）[清]迈柱等监修：《湖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所引此书均用此版本。
四、屈原文化分布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远至台湾海峡
从屈原作品和蒋骥《楚辞图》[清]蒋骥撰：《山带阁注楚辞》卷首，依屈原《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渔父》、《怀沙》所作的屈原流放地图。，我们可以大致推知屈原生前的活动范围主要是汉水、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大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四川东部。据本书考证，全国大部分屈原庙（祠）、屈原主题公园、屈原遗迹都分布在这一范围之内。
湖南现有屈原庙祠遗址有：汨罗屈子祠，益阳凤凰神庙，溆浦县屈原庙，澧县三闾大夫祠、三闾祠，桃江县凤凰庙，辰溪县乡贤祠遗址，黔阳县三闾大夫庙，芷江县昭灵庙遗址，长沙市三闾大夫祠遗址、屈贾二先生祠、屈子祠，湘潭县三闾祠遗址，零陵县屈原庙遗址，祁阳县昭灵庙，道县三闾大夫祠，桂东县三闾大夫祠，岳阳县三闾故宅、三闾庙，湘阴县三闾祠，平江县三贤祠等。徐蔚明：《高扬屈原应成为湖南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云梦学刊》2010年第5期，第5459页。笔者结合历史文献考察发现湖南屈原祠庙遗迹还有：常德武陵区“四贤祠”、常德市澧县“三贤祠”、怀化市黔阳县“三忠祠”、怀化市溆浦县“涉江楼”等。
湖北地域内现存屈原祠有：秭归屈原镇屈原庙、秭归凤凰山屈原故里风景区屈原祠、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屈氏祠堂”、武汉东湖听涛区“行吟阁”屈原纪念馆、荆州市沙市区“江渎宫”、荆州市九龙渊屈原雕像、监利县荒湖区屈子祠、监利县黄歇口镇濯缨台等。文献记载中的屈原庙有：秭归新滩镇小青滩屈大夫庙、秭归水田坝凉风垭独醒亭、兴山县独清亭、兴山县北三闾大夫祠、武昌三闾大夫祠、咸宁市通山县三闾大夫祠、监利县白螺镇屈原涉江处“望郢亭”等。
重庆市、四川省范围内屈原遗址有重庆市忠县屈原塔、重庆市忠县屈原碑、四川广安岳池县齐福乡莲花屋基村“三闾遗风”匾额、四川省三台县名世堂等。江西省域内现存景德镇三闾庙（忠洁侯庙），文献记载江西临江府清江、瑞州府高安县、南昌府武宁县均建有屈原庙。河南南阳市西峡县屈原岗现存屈原祠遗址。安徽省池州东至荆桥现存屈公祠遗址。河北唐山市有屈原纪念馆。福建厦门金山区现有屈子文化园，佛昙镇屈原岛现建忠烈亭。台湾省彰化宝部里屈家村现存泰和宫，洲美北投有屈原宫，台南有水仙宫。
五、屈原文化精神传承的时空版图
两千多年来，大半个中国，屈原文化遗迹的空间分布，反映了民间对屈原其人的广泛崇敬与认同。这些遗迹成为后人凭吊屈原的精神圣地，许多文人墨客提笔作诗，缅怀屈原，传承屈原精神。
（一）　全国屈原纪念建筑时空分布图与屈原文化精神的传承
在历史上，自从晚唐岳州汨罗屈原庙请求皇帝敕封庙额以来，历代官民共修屈原庙（祠），屡见不鲜。龚红林：《屈原封号考论》（《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对屈原官方封赐及庙额有详细考论。有史料可查者，有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元致和元年（1328年）、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明崇祯七年（1635年）、清乾隆二十一年（1755），官方倡导、民间出资出力的多次对汨罗屈原祠的修葺。元泰定帝（1324—1328年）初、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清康熙九年（1670年）、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道光七年（1827年），朝廷亦多次敕旨修葺秭归清烈公祠。元代还有一个感人的修祠故事。故事说，官民齐心协力修葺秭归屈原祠，诚心似乎感动苍天，一夜之间，不劳民、不伤财，江水送来数十根大樟树，以助修建屈原祠的门堂。事见元代黄清老《清烈公庙记》：“至正壬午，郡长穆尔哈玛奉议，始议新之。出廪禄以倡，助者云合。议始定,江忽暴涨，巨樟蔽中流而下，募善水者致之，得柏木数十，大者以为梁栋，小者以为榱桷，门堂寝室咸资其用，坚贞雄壮，文理芳洁，于神居甚宜。民欢呼曰：‘我侯兴土木，财不伤，民不扰，神输鬼运，阴或相之，荪壁紫坛，桂栋兰橑，无以加也。’”转引自《湖广通志》卷一百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通过史籍、方志和后人的记载以及亲自走访等方式，本书作者考察了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安徽、江西、江苏、安徽、福建等十一省市，五十余个县区，历时二千多年的纪念屈原的建筑或遗址，具体为：湖南省：
汨罗市屈子祠（楚人始建）
汨罗市屈原塔（清以前建）
汨罗市玉笥山三闾宅（唐宪宗以前建）
汨罗市汨罗江边屈原墓（唐中叶以前建）
岳阳市岳阳县新墙镇三闾庙（清以前建）
岳阳市岳阳楼区太平寺（屈原宅）（宋以前建）
常德市武陵区三闾大夫祠和招屈亭（秦末既建）
常德市武陵区四贤祠（清乾隆以前建）
常德市澧县三贤祠（清嘉庆己卯年建）
常德市汉寿县沧溪寺（清以前建）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昭灵祠遗址（宋嘉定前建）
怀化市洪江市三闾祠、三忠祠（清以前建）
怀化市溆浦县涉江楼、怀屈楼、橘颂亭（1997年建）
怀化市溆浦县江口镇老街屈原庙（建筑时间不确定）
益阳市桃江县五贤祠（元代建）、凤凰庙（清道光前建）
长沙市岳麓区贾屈祠（贾谊故宅）（明万历八年建）
长沙市岳麓书院屈子祠（清嘉庆元年始建，2006年重建）
湘西自治州吉首市泸溪县涉江楼（2010年建）湖北省：
秭归县屈原宅（魏晋前）
秭归县乐平里楚大夫屈原故里碑（清光绪十二年立）
秭归县乐平里屈原庙（1980年迁建）
秭归县屈原故里女媭庙（唐元和中始立，20世纪70年代毁坏）
秭归县屈原镇乐平里牌坊（1983年建）
秭归县凤凰山屈原祠（唐代始建，2010年迁建）
秭归县新滩镇小青滩屈大夫庙（江渎庙）（北宋建庙，明嘉靖十六年屈原配享）
秭归县凤凰山屈原墓（清道光七年建，2010迁建）
秭归县屈沱独醒亭（南宋以前建）
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屈氏祠堂（清代修建）
兴山县独清亭（宋以前建）
兴山县北楚三闾大夫屈原故宅碑（清光绪十年立）
宜昌市西陵区三闾大夫屈原塑像（1988年前建）
咸宁市通山县通津桥三闾大夫祠（清代以前建）
鄂州市三闾大夫祠（清以前建）
鄂州市望楚亭（明代始建，1980年原址重建）
武汉市东湖听涛区行吟阁（1953年建）
荆州市江渎宫（屈原配享）（南宋建炎、绍兴间建）
荆州市监利县城西北黄歇口镇濯缨台（宋以前建）
监利县荒湖毫口区三闾寺（东汉建，2000年后重建）
监利县荒湖毫口区离湖读骚
监利县白螺镇屈原涉江处望郢亭（年代无考）
安徽省：
池州市东至县屈平祠（宋仁宗景祐元年前后建）
合肥市屈原祠（宋哲宗朝重建）
池州市东至县民间屈原纪念馆（2001年建）
安徽六安市旅游景区天堂寨屈原问天
河南省：
南阳市西峡县屈原岗碑（清宣统三年）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屈原庙（167年前建）
江西省：
宜春市高安市三闾大夫庙（前117年建）
樟树市屈原庙（唐代建）
武宁县昭灵祠（唐代以前建）
鄱阳县屈原庙（清代以前建）
吉安市永丰县三闾庙（清代以前建）
景德镇忠洁侯庙（宋元丰六年前后建）
江苏省：
泰州市兴化市三闾遗庙（唐代开元年间建）
扬州市三闾大夫庙祠（宋绍熙元年前后建）
河北省：
唐山市古冶区北寺公园唐山屈原纪念馆（2015年建成）
重庆市：
忠县屈原塔（汉代建）
忠县屈原碑（宋以前建）
四川省：
广安市岳池县齐福乡莲花屋基村三闾遗风匾额（清代立）
绵阳市三台县名世堂（宋以前建）
福建省：
漳浦县佛昙镇屈原公屿忠烈亭（2005年建）
厦门市金山区微型屈子文化园（2009年建）
台湾：
彰化县宝部里屈家村泰和宫（1963年建）
台北市洲美北投屈原宫（明末建）
台南市水仙宫（1703年建）本书对不同时代修建的屈原纪念建筑进行了数量统计，制《全国屈原纪念建筑时间分布图》如下：
屈原纪念建筑在时间分布上，在秦汉、宋代、清代、当代出现峰值（如图）。秦汉时期出现峰值的原因，应和楚文化的繁盛、汉代楚辞学兴盛、民间百姓对屈原的记忆有密切关系，这也证明了屈原存在的真实性。宋代出现峰值，与唐五代后屈原受到官方封崇有密切关系。清代出现峰值，一方面是由于清代文献记载屈原纪念建筑最多，但部分建筑在文献中并未明确建筑年代，所以，只能依据文献被记载的时间将它们统计在清代；另一方面清代地方官员对屈原故里、屈原遗迹的关注导致这一时期屈原纪念建筑新修或重修频繁。当代屈原纪念建筑数目峰值的出现，一方面与文化遗产保存角度的迁建和重建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重视名人效应，希望以之促进旅游文化产业有关。
全国屈原纪念建筑空间分布情况，经著者调查，制图如下：全国屈原纪念建筑分布图
说明：本图主要依据清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以当代的文献及实地调查为佐证，为龚红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15FZW005）阶段性成果、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编号17A090）前期成果。
上述全国屈原纪念建筑的时空分布图，客观地呈现了屈原精神传承的地域空间与兴衰更替，是屈原文化的“可视”版图。
（二）　庙记、楹联、碑廊、画像与屈原精神的传承
各地屈原文化遗迹修建和复修时，往往会作记刻石，这些文字较为可信地传达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对屈原精神的理解。汨罗现存最早的庙记，唐蒋防《汨罗庙记》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七一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部第4册，第82458246页。赞屈子大忠，文中以倡导君臣至理为主线，赞美三代及唐代的君明臣忠，惋惜范蠡、鲁连及屈原等人不遇明君，称屈原为“大忠者”：“三闾者，以大忠而揭大文，沉吟楚泽，哀郁自赞，爰兴衰贬，六经同风。”意思是说，屈原抱天地之正气，忠君忧国不顾性命而有贤能，诗文中反复强调自爱，讽谏君王，与儒家经典义理相同，是贤臣的楷模。故而千载之后，有感于屈原“孤魂”无人理解，应太守之邀请，欣然作文“以广忠贤之业”，宣扬屈原之精神。
秭归现存最早的庙记，唐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唐]王茂元撰：《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八十六引录。赞屈原忠可激俗、清可厉贪：“先生义特百夫，文雄千古，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修建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主要是因为当地还没有供奉屈原神貌的庙宇，为向世人旌表屈原忠贞之质、卓荦之才，故考图索迹，在屈原故居遗址屈原沱建立庙祠。庙记中突出强调了屈原的忠君忧国和清醒浊世这两种品行，认为屈原精神之忠、清是对世俗和官场社会最好的激励和鞭挞。这是他建祠的主要意图，他在铭文中说：“耸忠来者，载陈清酤。乞灵臧事，非愚所取。”建立三闾大夫祠，是为了让后来之人对国对君忠诚如屈原，对己能清洁自爱。至于祈求神灵护佑的迷信则非自己所取。王茂元处在晚唐藩镇割据、牛李党争的情形之间，希望世俗之人忘却私人得失，学习屈原的忠与清。
后梁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512页。赞屈原“怀忠履洁，忧国爱君”。元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思将“大夫之忠”“馨诸金石”。元黄清老《清烈公庙记》《湖广通志》卷一百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赞屈原事君尽忠、修词明仁：“坚贞雄壮，文理芳洁。”“事君尽忠，死而不二。”“其所述作，托物以寓讽谏，修词以明仁义。”明戴嘉猷《重修汨罗庙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赞屈原“忠洁清烈”之高风。明余自怡《重建三闾祠碑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536页。赞屈原“万世臣鹄”以申忠训：“先生之忠，故万世臣鹄也。”“先生忧谗畏讥而忠不衰”。清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原载《湘阴县图志·艺文志》，转引自刘石林《汨罗江畔屈子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称祭祀屈原乃“忠贞之祀，风化之源”。清康熙九年（1670年）王景阳《重修屈公祠记》湖北省秭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秭归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564页。赞屈原忠君爱国、励世磨俗：“忠义之气，日在人心，历千万年而不泯。”“励世磨俗，令人过庙思敬。”
除却庙记，楹联、碑廊、画像等也承载着屈原精神。长沙、汨罗、秭归、武汉等地屈原祠（纪念馆）等建筑群中的楹联有：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
怀沙沉此地二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
（汨罗屈子祠）万顷重湖悲去国
一江千古属斯人
（汨罗屈子祠）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
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长沙岳麓山屈子祠）千古名胜又重新是谁润色江山应追思屈子文章贾生才调
四面烽烟都扫尽到此安排樽酒好携来洞庭秋月衡岳春云
（长沙屈贾祠）
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
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纬地大文章
（长沙屈贾祠）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
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
（秭归屈原祠）泽畔行吟五月孤忠沉夜月
离骚寿世三闾遗恨泣秋风
（兴化三闾遗庙）千古忠贞千古仰
一生清醒一生忧
（兴化三闾遗庙）楹联以简洁鲜明的语词，传承了屈原忠贞清醒的品格和志存社稷的理想，字里行间寄托了人们对屈原文章人品的景仰之情。
此外，诗歌碑廊刻录了大量文人墨客的咏屈诗文，也展示着屈原忠贞爱国的精神与日月同光。元方回编《瀛奎律髓》卷二十八《序》曰：“君陵臣墓，大庙小祠，或官为禁采樵，或民间香火祭赛不容遏。盖圣贤之藏所宜重，而鬼神有灵，亦本无容心于其间也。屈子是以有《山鬼》、《国殇》之骚，诗人有降迎送神之词。生敬死哀，宁无感乎。”郭绍虞：《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1页。
（三）　“千古吊灵均”与屈原精神的传承
自贾谊以来，文人途经各地的屈原庙（祠），赋诗文怀念屈原，是延续至今的文学传统，我们称为“千古吊灵均”。据笔者初步了解，汉魏时期提及屈原的文人主要有东方朔、刘向、扬雄、王褒、王逸、蔡邕、孔融、陆云等人，他们多是在赋或散文中提及屈原，题诗屈原庙则未见。但自唐玄宗朝将祭祀山川名胜古迹纳入官方典制后，唐代路过屈子祠的诗人，往往赋诗吊屈，这一风俗延续到当代。如唐李嘉佑“李嘉佑，字从一，赵州人。天宝七年擢第，授秘书正字。坐事谪鄱江令，调江阴，入为中郎。上元中，出为台州刺史，大历中，复为袁州刺史，与严维、刘长卿、冷朝阳诸人友善，为诗丽婉，有《齐梁风集》一卷，今编诗二卷。”见《全唐诗》卷二百六，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刘禹锡《游桃源一百韵》：“北渚吊灵均，长岑思亭伯。”诗僧齐已《吊汨罗》：“落日倚阑干，徘徊汨罗曲。冤魂如可吊，烟浪声似哭。”等等。
“千古吊灵均”寄托了文人对政治清明、忠奸分明的社会的向往：“上书忧汉室，作赋吊灵均。”[唐]戴叔伦：《过贾谊宅》，[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凄凉怀古意，湘浦吊灵均。”[唐]郑谷《南游》，[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历代文士企盼有礼贤下士的君王，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士”之风。唐代周昙“周昙，唐末守国子直讲。咏史诗八卷，今编为二卷。”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咏史诗歌提及屈原的有两首，认为屈原的悲剧是君王的昏聩和世俗的溷浊所造成的：“顷襄还信子兰语，忍使江鱼葬屈原。”[唐]周昙《顷襄王》，[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满朝皆醉不容醒，众浊如何拟独清。”[唐]周昙《屈原》，[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谗佞乱忠孝，古今同所悲。……屈原沈湘流，厥戚咸自贻。何不若范蠡，扁舟无还期。”[唐]吴筠《览古十四首》其五，[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正直之人死后犹遭嫉妒，坟墓荒芜无人凭吊，何况在没有死之时。屈原死前受人谗谮不得施展抱负，死后汨罗江水翻浪也是因为嫌弃屈原：“正直死犹忌，况乃未死前。汨罗有翻浪，恐是嫌屈原？”[唐]蒋洌《经埋轮地》，[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五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诗人看似无理的问话，讥讽了历代官场不能容才的不良风气。
“千古吊灵均”体现了后世人追随屈原独醒清高的品格，传承屈原高洁自爱之精神的愿望。“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唐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僧皎然《吊灵均词》：“期灵均兮若存，问神理兮何如。愿君精兮为月，出孤影兮示予。天独何兮有君，君在万兮不群。既冰心兮皎洁，上问天兮胡不闻。天不闻，神莫睹。若云冥冥兮雷霆怒，萧条杳眇兮余草莽。古山春兮为谁，今猿哀兮何思。风激烈兮楚竹死，国殇人悲兮雨飔飔，雨飔飔兮望君时，光茫荡漾兮化为水，万古忠贞兮徒尔为。”[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屈大夫庙》：“心忧三户为秦虏，身放江潭作楚囚。在处芳兰湔涕泪，至今寒橘落沙洲。婵媛兴叹终无济，婞直危身亦有由。宋玉景差无学术，仅传诗赋丽千秋。”[清]张之洞：《广雅碎金》卷二，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七十三》影印本，第218页。
“千古吊灵均”也展示了屈原精神的世界影响力。一些出使中国途经沅湘的越南、日本、韩国文人也往往瞻仰屈原庙，写诗吊屈。彭丹华：《越南使者咏屈原诗三十首校读》，《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第3540页。屈原在他们诗歌作品中，是忠直、正义的化身。越南潘辉益《望三闾大夫庙》：“极目幽篁俯碧涯，读骚畴不解怜才。修能皎洁香为佩，孤愤纡绵石可怀。”[越南]潘辉益：《星槎纪行》，《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6册,第256页。黎光院《过屈原庙》：“忠诚寸念付苍苍，放逐孤臣只自伤。一代骚词悬日月，千秋名迹播衡湘。”[越南]黎光院：《华程偶笔录》第12册,第350页。这些域外汉诗作品有着丰富的意蕴，表达了越南文人对屈原高洁自爱、独醒和忠贞执着的精神的高度颂赞。被称为“越南的屈原”刘济民编注：《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的阮攸1813年作为越南大使来到中国，途经沅湘，写了五首吊屈原的诗歌。屈原人生的不幸，造就了《离骚》这一不朽的诗篇，留下了千古的哀思与愁绪，其独醒和忠贞执着的精神留存千古，感动了异域的阮攸。阮攸悲叹屈原有万古文章却遭受不遇的命运：“楚国冤魂葬此中，烟波一望渺何穷。直教宪令行天下，何有离骚继国风。千古谁人怜独醒，四方何处托孤忠。近时每好为奇服，所佩椒兰更不同。”转引自彭丹华：《越南使者咏屈原诗三十首校读》，《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第37页。阮攸是通过屈原诗歌与实地文化考察而认识理解屈原的，他曾言：“不涉湖南道，安知湘水深。不读《怀沙》赋，安知屈原心。”（《辩贾》）刘济民编注：《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这些诗歌收录在其汉诗集《北行杂录》中。
综上，从贾谊、柳宗元到张之洞，到越南使者，中外作家一路凭吊屈原，题诗屈原庙，汲取屈原精神，完成对自己心灵的铸造。第一章湖南省域屈原纪念建筑的分布及沿革第一章
湖南省域屈原纪念建筑的分布及沿革
据清《湖广通志》《湖广通志》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记载，清代及以前湖南省域内屈原祠庙分布情况如下：
长沙县：“屈贾二公祠，在大西门内，祀楚大夫屈原、汉太傅贾谊，即谊故宅，明李东阳有记。”
湘阴县：“汨罗庙，在汨罗江上，祀楚屈原。《水经注》：‘罗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太守程坚碑记在原庙。’”
益阳县：“五贤祠，在县城南，祀楚屈原，汉诸葛亮、宋张咏、张栻、胡寅。”
东安县：“三闾大夫庙，在县斜溪源。”
巴陵县：“三闾大夫庙，在城南。”
平江县：“三贤祠，在县治右，祀屈原、王旦、唐介。”“屈原庙，在县城南。”
武陵县：“三闾祠，在县东二里。”“四贤祠，在府学前，祀屈原、马援、唐介、岳飞。”
沅州：“昭灵庙，在州南五里，祀三闾大夫，宋嘉定中赐额。”
黔阳：“三忠祠，在县北，祀屈原、马援、关帝。”
桂东县：“三闾祠，在县城南。”
又据当代文献可知，湖南现有屈原庙祠遗址有：汨罗屈子祠，益阳凤凰神庙，溆浦县屈原庙，澧县三闾大夫祠、三闾祠，桃江县凤凰庙，辰溪县乡贤祠遗址，黔阳三闾大夫庙，芷江县昭灵庙遗址，长沙市三闾大夫祠遗址、屈贾二先生祠、屈子祠，湘潭县三闾祠遗址，零陵县屈原庙遗址，祁阳县昭灵庙，道县三闾大夫祠，桂东县三闾大夫祠，岳阳县三闾故宅、三闾庙，湘阴县三闾祠，平江县三贤祠等。徐蔚明：《高扬屈原应成为湖南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云梦学刊》2010年第5期，第5459页。
湖南65处屈原纪念建筑分布如下。湘西7处：溆浦招屈亭，辰州乡贤祠，黔阳三闾大夫庙、三忠祠，芷江昭灵庙，澧州三闾大夫洞、三闾祠。湘南6处：零陵屈原庙、祁阳昭灵庙、道县三闾大夫庙、桂东三闾大夫祠、武冈招屈亭、邵东招屈亭。湘中5处：长沙三贤堂、屈贾二先生祠、三闾大夫祠，湘潭岸花亭、三闾祠。洞庭湖区其他县市6处：沅江招屈亭，益阳桃花洞、凤凰庙、天问台，常德招屈亭、三闾大夫祠。岳阳市41处：岳阳县3处：三闾故宅、钓鱼洞、三闾庙，平江县3处：屈子祠、忠孝双庙、三贤祠，湘阴县3处：三闾祠、西临资口镇三闾祠、名贤阁，汨罗市与屈原管理区共31处：屈原故居旧址南阳寺、屈原故居旧址玉笥山、河泊潭（屈潭）、晒尸墩、屈原十二疑冢、汨罗屈子祠、凤凰山屈原庙、磊石山招屈亭、玉笥山招屈亭、磊石山屈原塔、黄狗恋坡、楚塘、恋女桥等。陈湘源著：《千古名城岳阳解谜》，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42页。
历代文献记载及当代调查表明，湖南屈原纪念建筑主要分布于洞庭湖流域，这也是历来学界所公认的屈原晚年的活动区域。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名的更迭，湖南域内屈原庙（祠）及相关古迹的分布，仍需进一步厘清。
第一节汨罗市屈子祠（楚人始建）
汨罗市，位于汨罗江下游，以水名市，东部和东南部与长沙县毗连，东北与平江县交界，南与望城县接壤，西邻湘阴县和沅江市，北接岳阳县。春秋时，汨罗是楚国处置战败国罗国移民的迁徙所。“罗国是夏商时代芈部落穴熊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大约在殷高宗武丁时，芈族系诸部落遭到殷的征伐，罗便随楚由罗山(河南罗山县)迁避到甘肃正宁县。以后又被周王朝压迫，随楚国迁于湖北房县和宜城。到了春秋初期，罗被楚所灭，楚将其遗民迁于枝江，后来又迁至湖南汨罗。”何光岳著：《楚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罗国，本在襄州宜城之西，楚文王徙罗子居此。秦为罗县，属长沙郡。二汉、晋、宋、齐因之。梁、陈属岳阳郡。隋平陈，属岳州。唐武德八年省入湘阴。故城在今县东北，有湘山、湘水，汨水出艾县桓山，西经罗县，北又西经吴昌县北。东汉置，曰汉昌，吴更名，隋省入罗，又西经玉笥山，又西为屈潭，楚屈原被谗放逐，怀沙自沉于此。又经汨罗戍南，又西入于湘。春秋所谓罗汭也。”[宋]欧阳忞撰《舆地广记》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6267页。
一、汨罗与屈原
约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前元三年，贾谊作《吊屈原赋》：“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大约两千一百三十四年前的文献记载证明，汨罗是屈原的沉身地。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司马迁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巨著《史记》。这本“正史之祖”，第一次对屈原生平做了梳理和记录。文中提到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两千一百零八前的正史中提及屈原的殉志地是汨罗。
公元748年，唐玄宗天宝七年，朝廷颁诏长沙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致祭屈原。《唐会要》中明确记载，对屈原等圣贤忠臣“春秋二时择日致祭”：“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楚三闾大夫屈原（长沙郡）……并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元《文献通考》卷一百三亦载：“（天宝）七载……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酒脯，洁诚致祭。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傅说、殷太师箕子、宋公微子、殷少师比干、齐相管夷吾、齐相晏平仲、晋卿羊舌叔向、鲁卿季孙行父、郑卿东里子产、燕上将军乐毅、赵卿蔺相如、楚三闾大夫屈原、汉大将军霍光、汉太傅萧望之、汉丞相丙吉、蜀丞相诸葛亮，已上忠臣一十六人。”[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诏书内容，载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五十九《帝王部·兴教化》。——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前，屈原被作为全国忠臣楷模，与齐国丞相管仲、郑国丞相子产、燕国上将乐毅、赵国丞相蔺相如、蜀国丞相诸葛亮等共计十六位忠臣，被唐朝官方颁文纳入公祭，祭祀地点是长沙郡，汨罗属之。
公元904年，唐哀帝天祐元年，朝廷颁诏汨罗屈原庙额“昭灵侯”。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哀帝李柷天祐元年（904）九月二十九日，敕封屈原“昭灵侯”，用于朗州、岳州屈原庙额。《旧唐书·哀帝本纪》载，天祐二年六月：“壬寅，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复修庙宇毕，乞赐名额者。敕旨：……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此事又见[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一百四十。“崇敕曰：楚三闾大夫屈原，正直事君，文章饰己。当椒兰之是佞，俾蕙茝之不香；显比干之赤心，蹑彭咸于绿水。虽楚烟荆雨，随强魄于故乡；而福善祸淫，播明灵于巨屏。名早流于竹素，功有益于州闾。爰表厥封，用旌良美。宜封为昭灵侯。”[北宋]王钦若编，周勋初校注：《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9页。——这是目前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屈原官方封号。一千一百一十三年前，因屈原“名早流于竹素，功有益于州闾”，汨罗磊石庙与洞庭湖畔的青草庙、洞庭庙、黄陵二妃庙等一起，被唐朝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涉及地点是澧州、朗州、岳州。按，磊石庙即今屈子祠，今湖南汨罗市西北的磊石乡是清乾隆前屈子祠原址。
公元937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丙辰（端午），朝廷颁诏汨罗屈原庙额进封“威显公”。《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载：天福二年（937）夏五月“磊石庙旧封昭灵侯，进封威显公”[北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天福二年夏五月壬子为朔。五月丙辰，即五月初五，端午节。“磊石庙”即三闾大夫祠，今湖南省汨罗市仍设磊石乡。这是目前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在端午公祭屈原的官方行为。——一千零八十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时间是端午，地点是汨罗磊石乡。
公元1080年，北宋神宗元丰三年，朝廷颁诏秭归屈原庙额“清烈公”。公元1083年，北宋神宗元丰六年正月丙午（三十日），朝廷颁诏潭州屈原庙额“忠洁侯”。——九百三十四到九百三十七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地点是归州、潭州。
公元1111年，北宋徽宗政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朝廷颁诏潭州屈原庙额与归州屈原庙额统一为“清烈公”。——九百零六年前，官方再次整理祭祀典礼制度，关注到屈原庙额，地点是潭州、归州。
公元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七月戊子（三十日），朝廷颁诏屈原“忠节清烈公”。公元1328年，元致和元年，刘行荣作《重修忠节清烈公祠》。——六百九十九年前，屈原与商代忠臣比干、唐代狄仁杰等忠臣名相一起进封，朝廷颁诏整修祠庙，地点是汨罗。
公元1369年，明太祖洪武二年，朝廷颁诏湘阴屈原庙号。“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命有司岁以五月五日。”[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台联”国风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2页。——六百四十八年前，官方第一次将端午公祭屈原正式作为制度颁布，地点是湘阴县，即今汨罗市。汨罗市在唐代并入湘阴县，1949年两县分置，1987年汨罗县撤县建市。
这一连串的数据表明，汨罗屈子祠是唐代以来官方公祭屈原的重要场所。明代以后，公祭由春秋祭正式改为端午祭。屈原能得到官方的如此重视，与屈原是一位爱国好修的忠臣，有根本性关系。但官方将“远迩教化”、“为民祈福”的公祭地点定在汨罗，则与屈原的身世及晚年沉江汨罗以殉国殉道有紧密的联系。故，汨罗是正史最早提及的与屈原相关的地名，汨罗是官方较早敕封屈原的地方（首次敕封屈原是在澧、朗州，今湖南常德市），汨罗是官方确定在端午节祭祀屈原的地方。
二、楚人“屈潭”边建祠纪念屈原
汨罗市屈子祠历史悠久，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载：“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经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594页。晋王嘉《拾遗记》卷十亦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渊。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晋]王嘉撰，孟庆祥、商微姝译注：《拾遗记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由此，屈子祠建于楚国末期，其最初的地点在屈原投江处——“屈潭”北面，一直保存到汉末，晋代可能遭到破坏。
屈原自沉汨罗后约百年，汉初骚体抒情赋的开创者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因为权贵嫉妒，谪为长沙王太傅，大约在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途经湘水，作赋吊屈原。今传其文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谇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汉]贾谊著：《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页。此赋最早载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和《文选》亦录。从《吊屈原赋》原文来看，其语言、结构等文学艺术表达手法及对屈原遭遇的描述，都渊源于屈赋。可以肯定，贾谊在来到湘水前，曾阅读过楚辞。考，贾谊，生于洛阳，其地属秦，则贾谊对楚辞的接受媒介有可能是被迁往洛阳的楚人，亦有可能是当地贵族或地方官的私家收藏。因为，据《史记》载，贾谊十八岁做过河南守吴廷尉的门客，因能诵诗书倍受喜爱，汉文帝时召为博士，一年多后因为卓异才学迁大中大夫。“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大中大夫。”见《史记》卷八十四。又考，贾谊在长安为博士时，交往之人中有楚人：“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史记》卷一百二十七）占卜之术及占卜之书，是楚地巫文化的历史遗存，屈原《离骚》有两次提及请灵氛、巫咸占卜，贾谊后来到长沙亦翻阅占卜之书查阅鸟入舍主何吉凶。（见贾谊《鸟赋》）故，接触楚地有学识的人或从事占卜的人员，可能是贾谊得以熟悉屈原作品的又一途径。
今天，在汨罗市罗江镇流传着民谣：“屈原殉国汨罗江，倒流三十有龙帮。两岸乡亲泪汪汪，南寿河边哭断肠。”罗江镇孙浩2017年5月提供。按，罗江镇，在民间传说中是屈原投江倒流三十里的到达地。
三、汨罗屈原庙曾多次被修缮
汨罗屈原庙曾多次被修缮，其地址在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前一直在屈潭北，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为“屈潭”原址水患频繁，由湘阴知县陈钟理迁至玉笥山。［清］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参见刘石村著：《汨罗江畔屈子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１３６页。
宋胡哲《经理汨罗庙记》，作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主要记录了糜钱三十万，鸠工聚材重修屈原庙之事。可见县府和士人、百姓对保护屈原庙遗址的决心，其文曰：县北六十里为汨罗江，原之正庙、故冢在焉。
始至之日，喻公属、士友相度，归语哲曰：“两山对峙，一水萦回，是为汨罗；其右为庙，其左为冢。庙之栋宇将摧，冢之荆榛如没。至于豪民，削碑刻以泯故实，其情亦狡矣。”
爰檄蓝田王君琦任归疆之事，僧善与董建庙之役。卜吉辨向而执其领，鸠工聚材而图其新。入深十三丈有奇，横广十六丈有奇。庙前东向为丈九十有五，南向为丈二百五十有三，详载之图志，则地之侵者归矣。又结庵以居焚献者，架桥以便往来者。糜钱三十万，取给于木之余，县助其不足。戊申七月兴役，九月毕，庙之将摧者兴矣。庙木凡三百五十五，坟木凡六百五十二。有碑有籍，则两山之木可收而数矣。
淳祐八年月转引自刘石林著：《汨罗江畔屈子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1页。其后，元泰定帝元年及二年，湘阴知州宋仲仁、孙天才相继修缮汨罗屈原祠，广置墓田。事见元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按：宋仲仁，山东聊城人。元王逢撰《梧溪集》卷五：“宋仲仁，春卿，聊城人。”孙天才，河北人，生平事迹不详。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戴嘉猷拜官湘阴，在准备祭祀屈原时，发现当时汨罗屈子祠损坏严重，摩挲断碑，知道离元代泰定间修葺时已有二百余年了，深究原因，认为是败坏人伦的佛老之学的淫祀之风所致：“正学之不明，而异端之足以惑世。”想到屈原忠洁清烈之心应予以传播，于是重修该祠，再兴崇祀：“以妥神灵，而于我国家崇祀之典为不孤矣。”[明]戴嘉猷：《重修汨罗庙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考，戴嘉猷，字献之，绩溪人，嘉靖丙戊(1526)进士，官湖广左参议，曾知乌程县，毁淫祠，崇正学，政化大行。时归安有戚贤，郡守有万云鹏，人称三循吏。他有赞屈原的诗歌：“古庙荒烟水渺茫，我来五日奠蒲觞。沧波落魄千年憾，青史标名万古香。宥死何能徼大惠，偷生焉敢借余光。临流不尽怀贤意，孤鹤横空叫夕阳。”“青青孤冢远祠堂，过客临风欲断肠。鸟亦枝头含夙恨，花于水面带余香。骚经续雅星辰焕，正气惭奸宇宙光。死有完名何足惜，岁时赢得荐椒觞。”（《怀古二首》）蒋金流等主编：《屈原颂》，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应作于此时。
明代末期，因汨罗屈子祠再次荒芜，新安人余自怡任湘阴县时重建三闾祠，崇祯七年（1635年）秋作记立碑。余自怡撰《重建三闾祠碑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536页。，其文曰：三闾故有祠在汨罗，去湘治七十里，予童子时，读《史记》列传，掩卷久之曰：“安得一游先生弹衣振冠地耶?”长而读《骚》，于放流睠顾，所谓一篇之中有三致意焉者，未尝不想见先生之悲愤也。
崇祯二年己巳，吏于下湘，考《图记》，汨罗在治北。念为童子知敬先生，今得祀先生，何幸也。及问先生祠，则云，自吾新安戴黄门前锋先生修葺后，至今缺然也。
噫！仕于楚，师于楚，先生之忠，故万世臣鹄也，而在楚最著。即楚之忠，若子文，若申包胥，及倚相白珩之对，贤卿大夫不胜师，而古罗又得以汨罗私先生，牧夫樵竖过下者，亦知感慨，是祠安可以无修乎哉？
予同士民捐金三百两，命良民黄一凤董其工，逾月告成，将享且有日，则集士若民而告知曰：“祀先生，教忠也。忠，天性也。先生忧谗畏讥而忠不衰，况吾人遭明盛之世乎?先生伤美人之迟暮，叩帝阍以陈词，而忠不替，况吾人事神圣之主乎?若夫志洁行廉，佩兰怀芷，忠固未有不贞白自好者，而吾人洁身靖职，固可以其糟，而啜其醨，随流扬波乎?则就愿祀先生者，黍稷非馨，肥腯非硕，求且为先生所据，而毋为先生所吐也。”
悲夫!楚怀入关而南风不竞，行吟泽畔，怀石自沉。先生一生悲愤，见于《哀郢》诸篇，至今读之，尚潸然出涕也。予谓三户亡秦，实先生激烈先之。则先生忠楚，能存楚也。夫忠楚能存楚尔，楚之忠不胜师，师先生足矣。况尔罗若士若民，桂酒椒浆，日得亲炙先生，而不为先生是师乎！予修先生祠毕，而教忠之训，不敢不申焉。若夫童子时，知敬先生，夫亦忠天性也，而先生有以教之也。
戴黄门名嘉猷，新安绩溪人，以嘉靖辛丑至罗，予亦新安人，祠之成，若有待也。庙之成以辛未，碑之成以癸酉，时予长兄虚白以省亲来湘，瞻礼庙貌，并祀之。长兄名自明，同予婺源人也。
时崇祯七年癸酉秋菊月吉日立。赐进士出身文林郎如湘阴县事新安余自怡。汨罗屈子祠是何时有今日之规模的？考，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陈钟理任湘阴令后，祭拜屈原时，发现庙宇破败，感叹之余，不忍任其堕废：“忠贞之祀，风化之源，何任其荡析堕废一至于斯乎!”“三仁出而殷灭，三闾沉而楚亡。重原之忠，全楚之地，并宜祭祀勿替。今仅一专祠，顾任其颓败不振，微特非所以妥忠魂，亦非所以振人心而厚风俗也。”[清]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原载清《湘阴县图志·艺文志》，转引自刘石林著：《汨罗江畔屈子祠》，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136页。陈钟理与县里诸生为重建屈原祠曾登玉笥考察，听到乡民说，玉笥山是当年屈原作《九歌》的地方，故决定迁建屈原祠于此。乾隆二十年（1754年）八月陈钟理将屈潭上的三闾祠拆除，将其材料运往玉笥山重建屈原庙，二十一年（1755年）九月竣工。这次迁建还依据屈原诗歌内容新建了骚坛、独醒亭、招屈亭、濯缨桥等建筑，遂成今日屈子祠之建筑格局。
四、唐哀帝始敕额屈子祠“昭灵侯”
唐哀帝李柷天祐元年（904）九月二十九日，朝廷敕封屈原“昭灵侯”，用于朗州、岳州屈原庙额，见《旧唐书·哀帝本纪》。《封屈原敕》又见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一百四十《旌表第四》、清王先谦编《骈文类纂》。
据考，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应与唐末藩镇割据的动乱形势有关。屈原在唐代天祐元年（904）被封为“昭灵侯”时，正是唐代最后一个皇帝登基的时候。此时，历史车轮已经到了唐朝的倒数第三年。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建立“梁”，史称“后梁”。值此乱世之秋，皇帝依从地方节度使的奏表敕封屈原。
《旧唐书·哀帝本纪》载：“（天祐二年六月）壬寅，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复修庙宇毕，乞赐名额者。敕旨：……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3页。《册府元龟》载：“敕曰：楚三闾大夫屈原，正直事君，文章饰己。当椒兰之是佞，俾蕙茝之不香；显比干之赤心，蹑彭咸于绿水。虽楚烟荆雨，随强魄于故乡；而福善祸淫，播明灵于巨屏。名早流于竹素，功有益于州闾。爰表厥封，用旌良美。宜封为昭灵侯。”[北宋]王钦若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9页。
另考，《湘阴县图志》对“昭灵侯”封号年代的记载有误。其文曰：“唐天宝七年，敕所在忠臣，自傅说而下十六人，置祠宇致祭。长沙郡楚三闾大夫屈原，梁开平元年封为昭灵侯。”(《湘阴县图志·典礼志·汨罗庙》)[清]郭嵩焘：《光绪湘阴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10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按，今汨罗玉笥山屈原祠存后梁开平元年(907)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碑刻。原碑已毁，现碑为同治八年（1869）湘阴虞绍南书、樊尹刻。此碑文与唐文宗太和二年（828）蒋防撰《汨罗庙碑记》同镌于一黑色大理石上。碑文为楷书，仍清晰完整。其中曰：“我太尉中书令楚王，道惟济物，德必通神，思阙政而咸修，想忠魂而有感。况灵符祷请，事著聪明，能资上相之兵威，克靖二凶之沴气。遂得拜章上疏，请爵遥封，爰旌感应之功，是锡‘昭灵’之号。……开平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建。同治八年七月湘阴虞绍南重书，樊尹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512页。碑记中“我太尉中书令楚王”即马殷（852—930）。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三《梁书三·太祖本纪三》：“辛未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封楚王。”[北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页。《旧五代史》卷三十一《唐书七·庄宗纪第五》：“乙亥，以天策上将军、武安等军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楚王马殷可依前守太师，兼尚书令。诏在京诸道节度使、刺史，令各归本任。”[北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6页。虽然，马殷是在唐哀宗天祐二年（905）六月奏请封赐屈原“昭灵侯”的，但后梁开平元年（907）三月，马殷被后梁太祖封为楚王，都于潭州（今长沙）。故而，开平元年(907)十月二十五日作碑记时，萧振称马殷“太尉中书令楚王”。毕竟，改朝换代后不能继续称其前代官职。且屈原封“昭灵侯”虽有马殷参与上奏，但前引《旧唐书·哀帝本纪》说得明白，马殷上奏时间在武陵人雷满之后：“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3页。
所以，屈原始封“昭灵侯”应是天祐元年（904），《湘阴县图志》断定屈原在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昭灵侯”是错误的，可能是受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误导。
五、现存最早的汨罗庙记
《水经注》云，汉代汨罗屈原庙前有庙碑，可惜未录其碑文。现存最早的汨罗屈原庙记，是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春所刻蒋防《汨罗庙记》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七一九，第3部第4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458246页。。蒋防《汨罗庙记》的宗旨是赞屈子大忠、广忠贤之业，其原文如下：噫，日月明而忠贤生，日月翳而忠贤毙，明翳其天耶非耶？其数耶非耶？将适然耶非耶？且自昔抱大忠而生，抱大忠而死者，亦何可胜言。虽天倾地摇、山坼川竭，犹可得而评论焉。及至轩辕氏之天，以道为日月，无明翳之变，故风后力牧得适其材焉；帝尧氏之天，以德为日月，无生毙之数，故羲和氏百工之徒得信其用焉；帝舜氏之天，以仁为日月，无亏盈之节，故十六族得宏其理焉；大禹氏之天，以公为日月，无氛霭之蔽，故皋陶稷卨之臣得专其任焉；殷汤氏之天，以信为日月，不皦不昧，故伊尹得符其志焉；文王氏之天，以心为日月，无薄蚀之变，故周召之伦得张其化焉；我大唐氏之天，以政为日月，故房杜魏征得尽其谟焉。其余上自列国，下逮周隋，或以耳目为日月，或以左右为日月，一明一翳，非天之所为也，非地之所为也，故苌宏辟、伍员枭、范蠡鲁连去、徐衍负石、三闾怀沙，良可痛哉！然三闾者，以大忠而揭大文，沉吟楚泽，哀郁自赞，爰兴褒贬，六经同风。至宋玉、景差，皆弟子也，况吾党哉。
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抵湘阴，歇帆西渚，邑宰马搏谓予曰：“三闾之坟，有碑无文，岂前贤缺欤？”又曰：“俗以三闾投汨水而殒，所葬者招魂也，常所惑焉。按《图经》：‘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则为大水也。’古之与今，其汨不甚异也。又楚人惜三闾之才，闵三闾之死，舟驰楫骤，至今为俗，安有寻常之水，而失其遗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怀沙哉？但以楚词有大小招魂，后人凭而穿凿，不足征也。愚则以为三闾魂归于泉，尸归于坟，灵归于祠，为其实。”郡守东海徐希仁洎马搏，以予常学古道，熟君臣至理之义，请述始终符契，以广忠贤之业云。於戏，后代知予者以此，罪予者以此？
文曰：屈碑立兮，谗人泣兮。屈碑推兮，谗人咍兮。碑兮碑兮，汨之隗兮，天高地阔，孤魂魄兮。按，蒋防，字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所作传奇《霍小玉传》备受推崇：“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之传奇，故传育弗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这篇《汨罗庙记》作于“唐文宗太和二年春”，即828年春天，为蒋防由郎州（今云南南宁）刺史再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时，路经汨罗应当地官员马搏之邀而作。
六、后晋屈子祠额“威显公”
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937）五月五日，屈原被进封“威显公”，用于岳州屈原庙额，事见《旧五代史》卷七十六。北宋王溥撰《五代会要》卷十一“封岳渎”条、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卷三四“崇祭祀第三”条仍之。
《旧五代史》卷七十六《晋书·高祖纪》载：“（天福二年夏五月）丙辰……湖南青草庙旧封安流侯进封广利公；洞庭庙进封灵济公；磊石庙旧封昭灵侯进封威显公；黄陵二妃庙旧封懿节庙改封昭烈庙。从马希范之请也。”[北宋]薛居正：《五代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9页。《五代会要》载：“晋天福二年五月敕：青草湖庙安流侯改封广利公，洞庭湖庙改封灵济公，磊石庙昭灵侯改封威显公，黄陵二妃懿节庙改封昭烈庙。”[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册府元龟》载：“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湖南马希范奏，青草等四庙各乞进封。敕：青草庙安流侯宜进封广利公，洞庭庙利涉侯进封灵济公，磊石庙昭灵侯进封威显公，黄陵二妃庙旧封懿节庙改封昭烈庙。”[北宋]王钦若编，周勋初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天福”为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即公元936—942年。“磊石庙”即三闾大夫祠。考，今湖南省汨罗市仍设磊石乡，其地处汨罗市西北角，位于洞庭湖、湘江、汨罗江三水交汇处，地理位置接近今湖南玉笥山屈子祠今湖南玉笥山屈子祠，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为“屈潭”原址水患频繁，由湘阴知县陈钟理主持迁址至今玉笥山重建的。事见[清]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转引自刘石林：《汨罗江畔屈子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文献表明，汨罗屈子祠额在937年改为“威显公”。
七、北宋神宗元丰六年屈子祠额“忠洁侯”
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正月三十日，朝廷敕封屈原为“忠洁侯”，亦即潭州屈原庙额，事见《宋史·神宗本纪》、《宋史》卷一百五《礼志》等。《宋史·神宗本纪》：“六年春正月……丙午，封楚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元]脱脱等：《宋史》卷十六《神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9页。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元丰六年（1083）正月丁丑为朔，正月丙午，即正月三十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页。《宋史》卷一〇五《礼志·诸祠庙》：“屈原庙……在潭州者封忠洁侯。”[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612562页。综上述文献记载可知，神宗元丰六年（1083）正月三十日敕封屈原为“忠洁侯”，潭州用此封号为屈原庙额。
此一封号被历代文献记载。如元末陈桱《通鉴续编》卷九亦载：“六年，春正月，追封楚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元]陈桱撰：《通鉴续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卷八十五载：“六年，春正月……丙午，封楚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清]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艺苑德音》：“宋神宗封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元至元二年，追谥唐杜甫为文贞。至正十七年，追谥唐刘为文节。此数公皆以旷世之才，负忠愤之气，或被谗以死，或赍志以没，而独见褒于百世后之人主，亦可谓艺苑之德音，文人之宠遇矣。”[清]惠栋撰：《九曜斋笔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但少数文献记载有误。清《湘阴县图志·典礼志·汨罗庙》：“宋元丰五年改封忠洁侯。”[清]郭嵩焘：《光绪湘阴县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宋元丰五年”不实，应为“元丰六年”。
又查，北宋张孝祥有《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曰：伍君为涛头，妒妇名河津。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我识大夫公，自托腑肺亲。独醒梗群昏，聚臭丑一薰。沥血摧心肝，怀襄如不闻。已矣无奈何，质之云中君。天门开九重，帝日哀汝勤。狭世非汝留，赐汝班列真。司命驰先驱，太一诹吉辰。翩然乘回风，脱迹此水滨。朱宫紫贝阙，冠佩俨以珍。宓妃与娥女，修洁充下陈。至今几千年，玉颜凛如新，楚人殊不知，谓公果沉沦。年年作端午，儿戏公应嗔。贾忠民、宛新彬选注：《张孝祥诗词选》，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3页。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廷试第一，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迁尚书礼部员外郎，寻为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除知抚州。孝宗即位，复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除中书舍人，寻除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俄兼领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阁待制留守如旧，复集贤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俄起知潭州，复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抚使，以疾卒，年三十八，孝宗惜之有用才不尽之叹，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事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九。他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中秋日到达洞庭，夜登金沙堆，作《祭金沙堆庙》（《于湖集》卷一，赋）、《金沙堆》（《于湖集》卷二，古诗）、《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于湖集》卷三，古诗）、《观月记》（《于湖集》卷十四，记）、《念奴娇·过洞庭》等。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十《跋张于湖〈念奴娇〉词真迹》云：“张于湖有英姿奇气，著之湖湘间，未为不遇，洞庭所赋，在集中最为杰特。”
金沙堆，是湖沙堆积而成的小岛，在今湖南洞庭湖与青草湖之间。张孝祥《金沙堆赋》谓：“洞庭之野，吞楚七泽，乘秋而霁，天水一色。登高桅以挂席兮，插余舟之两翼。凌长风以破浪兮，骇掀舞于一叶。横中流而北望兮，何黄金之突兀？触白日以腾耀兮，疑波神之泛宅。舟人告余曰，此金沙堆也。”（《于湖集》卷一，赋）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金沙洲，亦在洞庭湖中，一名龙堆，延袤数里，亦名金沙堆。”诗题所言“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即言当地屈原庙额为“忠洁侯”。据前文考证，神宗元丰六年（1083）正月三十日敕封屈原为“忠洁侯”，潭州一带用此封号为屈原庙额。
八、北宋徽宗屈子祠额“清烈公”
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元年（1111）七月二十七日后，屈原封号统一为“清烈公”。秭归、汨罗屈原庙额等均用此封号。
《宋史》卷一百五《礼志·诸祠庙》载：“秘书监何志同言：‘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如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如此之类，皆未有祀典，致前后差误，宜加稽考，取一高爵为定，悉改正之。’”[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61页。明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六《礼乐祭礼》、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三《吉礼》、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〇九仍之。《宋会要辑稿》所载时间更为明确：“政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秘书监何志同言：‘详定《九域龙志》内祠庙一门，据逐州供具到多出流俗……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如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如此之类，皆未有祀典该载，致前后封爵反有差误，宜加稽考，取一高爵为定，悉改正之，他皆仿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十九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9页。
从文献记载和文物留存情况看，屈原加封号的确在秘书监何志同上书后，以“公”比“侯”的爵位高而统一为“清烈公”。
理由一：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前后，秭归屈原祠称“清烈公祠”。南宋范成大撰《吴船录》卷下：“（秭归）州东五里，有清烈公祠，屈平庙也。秭归之名，俗传以屈平被放，其姊女媭先归，故以名。”[南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9页。《吴船录》为日记体实录，撰于宋孝宗淳熙四年丁酉（1177）。
理由二：南宋度宗咸淳丁卯(1267)所刻《楚辞》书中，插图所绘汨罗山水图有“清烈公庙”字样。清《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宋版集部》中“《楚辞》（一函四册）”条载：“是书刻于咸淳丁卯，系宋度宗三年。所绘《汨罗山水图》中，有清烈公庙及墓。”《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说明南宋度宗时，湖南汨罗屈原祠的封号已经改为“清烈公”。元代成宗大德八年前，湖南屈原庙额仍用“清烈公”，见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三：“屈原湘中庙题曰‘清烈公’。”[元]王恽撰：《玉堂嘉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按，王恽大德八年(1304年)卒。
又考，中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载：“宋元丰六年改封忠洁侯，后又封清烈公。”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集：《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41页。所载失实。应是元丰三年封“清烈公”，元丰六年封“忠洁侯”，政和元年后统一封号为“清烈公”。
九、元仁宗汨罗屈子祠额“忠节清烈公”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七月三十日，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见《元史·仁宗本纪》。[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8页。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元纪十七》[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99页。、清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六十五《元纪十三》[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祠庙附》、清《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五《群庙考》仍之。
《元史·仁宗本纪》载：“（延祐）五年……七月……戊子……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元延祐五年（1318）七月，己未为朔，戊子为三十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据文献记载，此次屈原是作为忠臣名相予以敕封的，元仁宗对已故名臣殷比干、唐狄仁杰祠，都曾敕旨修缮祭祀。清《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五《群庙考》：“仁宗皇庆元年三月，命河南省建故丞相阿珠祠堂。延祐三年四月，敕卫辉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杰祠，岁时致祭。五年七月，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
今玉笥山屈子祠左廊壁上保留有清同治年间碑刻，元代刘行荣作《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字迹完整。[元]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载于岳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岳阳市志》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此庙记与戴嘉猷《重修汨罗庙记》共一石，乃同治八年七月湘阴虞绍南书。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考，历史上屈原的封号有唐“昭灵侯”，五代“威显公”，宋代“清烈公”、“忠洁侯”，未见“忠洁清烈公”。何以庙记用“忠洁清烈公”？庙记时间为“致和元年”，即1328年，距屈原受封的元延祐五年（1318）仅仅十年，刘行荣作为元朝人应不会弄错本朝的封号的。故，现存的这篇《汨罗庙记》碑文中的“忠洁清烈公”字样应是地方志文献的误改。可推知，元代致和元年（1328）汨罗屈原祠题额“忠节清烈公”。
另，清光绪《湘阴县图志·典礼志》中“汨罗庙”条载元代封屈原为“忠洁清烈公”：“元延祐五年，加封忠洁清烈公。”[清]郭嵩焘：《光绪湘阴县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记载亦失实。按，前代文献记载屈原元代封号，均为“忠节清烈公”，据前文所言汨罗屈原庙在宋元丰六年曾用庙额“忠洁侯”，可能是这个原因，清人将宋代“忠洁侯”封号与元代“忠节清烈公”封号重叠而成“忠洁清烈公”。
十、明太祖后屈原封号被取消，汨罗屈子祠牌位书“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今天汨罗屈子祠的庙额不再用历朝封号了，正厅有一牌位书“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据考，此与明代朱元璋有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敕湖南汨罗屈原庙复号“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见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三、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八十五等。《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三：“屈原庙：在湘阴县北六十里，原事楚王被谗见疏，投汨罗江以死。唐封昭灵侯，宋封忠洁侯，本朝复其号曰‘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三，“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2页。
据考，有明一代，湘阴汨罗屈子祠几经翻修。一次是明洪武初知县黄思让重建汨罗屈原祠。此次重建碑文目前未见，事则见《钦定大清一统志》：“汨罗庙，明洪武初知县黄思让重建，并于庙前建濯缨桥，畔建独醒亭。按，益阳县西南界，又有凤凰庙，亦祀屈原。相传此地为原作《天问》处。”《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再次是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湘阴县事戴嘉猷重修汨罗屈子祠，作《重修汨罗庙记》。第三次是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余自怡任湘阴县事之际重建三闾祠。七年（1635）秋立碑，撰《重建三闾祠碑记》。明代《重修汨罗庙记》、《重建三闾祠碑记》中均不提各代封号，也未提明朝封号。
按，明代不再加封屈原，与朱元璋有关。立国之后朱元璋对历朝礼制封号进行全方位的整治，诏曰：“自有元失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声教不同。朕奋起布衣，以安民为念，训将练兵，平定华夷，大统以正。永惟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制定，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明]郎瑛撰：《七修类稿》卷十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朱元璋从元代统治失控中意识到礼制封号的政治功用：“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因而，立国不久，他即对唐代以来各类祀典封号加以整肃，对山川河流、忠臣烈士的封号，去“后世溢美之称”。屈原亦在被去号的行列，复号“楚三闾大夫”。
十一、越南使节过汨罗屈子祠吊屈
越南文人对屈原的熟悉程度也是很深的，他们有组织的汉诗创作团体叫作“骚坛会”于在照：《越南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比较研究·绪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第67页。。一些出使中国途经沅湘的文人官吏往往瞻仰屈原庙，写诗吊屈。彭丹华：《越南使者咏屈原诗三十首校读》，《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第3540页。如阮宗奎《吊三闾大夫》：“云积愁思还淡荡，波涵忠愤故舂撞。悠悠风韵三千载，浩气犹留五月艭。”[越南]阮宗奎《使华丛咏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黎贵惇《潇湘百咏》之九十四：“顾瞻古庙对斜阳，遥忆忠臣恨转长。湘浦空怀哀郢国，楚宫一向梦高唐。”[越南]黎贵惇《桂堂诗汇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潘辉益《望三闾大夫庙》：“极目幽篁俯碧涯，读骚畴不解怜才。修能皎洁香为佩，孤愤纡绵石可怀。”[越南]潘辉益：《星槎纪行》，《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佚名《题三闾大夫》：“轻视儿身重楚邦，忠魂耿耿汨罗江。烟浮芳渚疑愁色，日浸清流见义腔。千载知音惟贾谊，九原同志有龙逢。《离骚》一曲无限恨，空对年年竞渡艭。”[越南]佚名：《使程诗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8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吴时位《吊楚三闾大夫》：“衣冠且惜坐泥涂，志洁安能混俗污。一日尚存惟见楚，九疑亦遇岂从虞。骚音长是哀鸣鸟，汨水犹为正首狐。千古忠魂原不散，些公未已自招呼。”[越南]吴时位：《枚驿诹馀》，《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08页。潘辉泳《汨罗怀屈大夫》二首：“姱节平生信好修，孤臣忠曲付千秋。独醒无力强三楚，远引何心相九州。”“侘傺骚音天可问，幽潜义魄水空流。澧兰沅芷遗芳远，凭吊年年竞渡舟。”[越南]潘辉泳：《骃程随笔》，《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7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黎光院《过屈原庙》：“忠诚寸念付苍苍，放逐孤臣只自伤。一代骚词悬日月，千秋名迹播衡湘。”[越南]黎光院：《华程偶笔录》，《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等等。
被称为“越南的屈原”刘济民编注：《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的阮攸（1765—1820），1965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入世界文化名人。1813年，阮攸作为越南大使来到中国，途经沅湘，写了五首吊屈原的诗歌，这些诗歌被收录在其汉诗集《北行杂录》中。其《湘潭吊三闾大夫二首》其一道：“好修人去二千载，此地犹闻兰芷香。宗国三年悲放逐，楚辞万古擅文章。鱼龙江上无残骨，杜若洲边有众芳。极目伤心何处是，秋风落木过沅湘。”[越南]阮攸：《北行杂录》，《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0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屈原作品里“好修以为常”的自爱高洁品格，给阮攸带来深刻的影响，诗歌首联“好修人去二千载，此地犹闻兰芷香”，表现出对屈原高洁自爱精神的高度颂赞。他途经沅湘这一屈原自沉地，极目伤心，悲叹屈原写出万古文章却遭受不遇的命运，最后付出了生命。
阮攸《湘潭吊三闾大夫二首》其二道：“楚国冤魂葬此中，烟波一望渺何穷。直教宪令行天下，何有离骚继国风。千古谁人怜独醒，四方何处托孤忠。近时每好为奇服，所佩椒兰更不同。”[越南]阮攸：《北行杂录》，《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0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与屈原一样，阮攸是一个关心民生社会的有责任感的诗人，在诗歌中多次通过端午招魂习俗，进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如其《反招魂》一诗，将《楚辞·招魂》之旨反其意而用之，由《楚辞·招魂》中所描绘的富饶安乐，转为对现实中的鄢郢食人如麻的状况的暴露，告诫屈原魂魄不要回到楚国的鄢郢，更不要回现实中的湖南，这里民不聊生，遍地是进谗言的上官大夫，到处是豺狼虎豹：魂兮魂兮胡不归，东西南北无所依。上天下地皆不可，鄢郢城中来何为。城郭犹是人民非，尘埃滚滚污人衣。出者驱车入踞坐，坐谈立议皆皋夔。不露爪牙与角毒，咬嚼人肉甘如饴。君不见湖南数百州，只有瘦瘠无充肥。魂兮魂兮率此道，三皇之后非其时。早敛精神返太极，慎勿再返令人嗤。后世人人皆上官，大地处处皆汨罗。鱼龙不食豺虎食，魂兮魂兮奈魂何。阮攸是通过屈原诗歌，通过在中国的实地文化考察，而认识理解屈原的，而湖南汨罗是重要的屈原文化遗迹集中地。他曾言：“不涉湖南道，安知湘水深。不读《怀沙》赋，安知屈原心。”（《辩贾》）刘济民编注：《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知言也。
十二、历史上汨罗屈子祠称呼的演变
唐代称“三闾大夫祠”。史载，唐末该祠被修葺，屈原被敕封为“昭灵侯”：“哀宗天祐二年六月，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二湖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复修庙宇毕，乞赐名额者。敕旨：……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1页。
五代时称“磊石庙”。五代后梁元年(907)楚王马希范（马殷第四子）奏请加封“威显公”：“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湖南马希范奏，青草等四庙各乞进封。敕：……磊石庙昭灵侯进封威显公。”（[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3页。“磊石庙昭灵侯”即指屈原。考，今湖南省汨罗市仍设磊石乡，其地处汨罗市西北角，位于洞庭湖、湘江、汨罗江三水交汇处。
宋、明多称“屈原庙”、“三闾庙”、“三闾大夫祠”。“上鼎州武陵郡团练,治武陵县……古迹:屈原庙、善卷坛（在德山上）、白马湖、丹砂井、桃源山、金牛山、沧浪水、张旭墨池、龙阳洲、李衡种橘处。”（[宋]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六）[宋]王存撰：《元丰九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澧州，澧阳郡，军事，治澧阳县。……古迹：君山(在洞庭湖中)、洞庭湖佽飞庙、屈原庙、云母泉、鸭栏山。”（[宋]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六）[宋]王存撰：《元丰九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湘阴屈原庙，今称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明会典》卷八十五）[明]李东阳等撰：《大明会典》第三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岳州）祠庙，三闾庙。屈平沉沙之处曰汨罗江，在岳州境内。正庙以渔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军将题一绝云：‘苍藤古木几经春，旧祀祠堂小水滨。行客谩陈三酹酒，大夫元是独醒人。’”（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二十九）[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4页。“屈原祠，在府境内，号三闾大夫祠。唐末有洪州军将题诗云：‘苍藤古木几经春，旧日祠堂小水滨。行客谩陈三酹酒，大夫原是独醒人。’自后能诗者不敢复题。”（[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二）[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二，第七册，“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63887页。
清代称“汨罗庙”。“汨罗庙，在汨罗江上，祀楚屈原。”（清《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湖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十三、汨罗屈子祠的今貌
屈子祠（作者龚红林摄）
屈子祠内中共中央宣传部二〇〇九年五月颁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牌（作者龚红林摄）
屈子祠内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九六九年九月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作者龚红林摄）
屈子祠内《史记·屈原列传》木质雕屏（作者龚红林摄）
屈子祠右侧的独醒亭（作者龚红林摄）
屈子祠左侧的屈原碑林（作者龚红林摄）
通向屈子祠的汽车道两旁，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写的是：“北游孔圣庙，南游屈子祠。”可见汨罗人深深地为屈原而感到自豪。这一副对联亦反映了本地文化的兼容性，孔子、屈原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同等重要。
现存屈子祠，是清代建筑。新中国建立后，这里经过数次维修，同时骚坛、独醒亭、濯缨桥、屈原墓等古迹也经过修整。现存砖木结构建筑，坐北朝南稍偏东，祠前有开敞的石坪。建筑面积1651．35平方米，由前厅、中厅、后厅及厢房、走廊组成，南北长50.5米，东西宽32．7米。大门为砖石牌楼式，三门三楼，两边门为假门。门额上有泥塑的表现屈原生平及其作品内容的人物图案17幅。大门两侧另有两道侧门。大门内为前厅，七开间，单檐硬山顶。前厅与中厅间为天井，内有两株三百余岁的古桂，两侧为厢房。中厅七开间，单檐硬山顶，明间有一神龛。中厅至后厅有甬道、过亭相连，两侧为走廊天井，中亦有古桂。后厅五开间，单檐硬山顶，明间立屈原塑像一尊。次、梢间内陈列有屈原生平简介及后人研究屈原的著作的介绍。该祠布局紧凑严整，雕饰精致，195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立屈原纪念馆，对外开放。杨慎初主编：《湖南传统建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独醒亭”、“濯缨桥”、“天问坛”、“屈原碑林”……这些建筑物的名称，概括了屈原的作品名目，揭示着他的高洁品格。
前厅内木质屏风上雕刻有司马迁《屈原列传》全文，廊柱上有多副颂赞叹惋屈原的楹联，还有清代著名书法家虞绍南重书的唐、后梁、宋、元、明、清修缮庙宇的庙记碑文，静静地向每一个参观者展示着屈原其人其诗。
第二节汨罗市屈原塔（清以前建）
文献载，汨罗江边有屈原塔：“屈原塔，在湘阴县北，汨罗江边。相传宋玉、景差招屈子魂处。后人于此建塔。”（《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六）《钦定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湘阴，清代属长沙府，1966年湘阴县东部5个乡镇被划出，建汨罗县(后改汨罗市)。故，《钦定大清一统志》里记载的湘阴屈原塔，与前文所言湘阴屈子祠一样，今天属于汨罗市。屈原塔，今已难寻遗址，仅仅见于文献记载。
第三节汨罗市玉笥山三闾宅（唐宪宗以前建）
唐宋文人均提到过汨水边有屈原故宅。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记载，屈原被放逐，居玉笥山下而作《九歌》：“湘阴县……玉笥山，在县东北七十五里，屈原放逐，居此山下而作《九歌》焉。”[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8页。按，李吉甫（758—814），是唐宪宗时宰相。又，宋人彭淮有诗云：“吴山烟锁子胥祠，汨罗水绕三闾宅。”[清]陶澍、[清]万年淳等修撰：《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22页。
清道光《洞庭湖志》记载：“三闾宅，在湘阴县北七十里玉笥山。屈原尝栖此作《九歌》。”又，清人宋思仁(1730—1807)有《屈原故宅》诗，曰：茫茫湘水漾空虚，昔日灵均此卜居。秦地可曾亡六里，楚臣徒自放三闾。
汀洲香草情难尽，岸浦丹枫怨未除。万古旅魂招不得，长沙风景又何如？张还吾主编：《锦绣中华历代诗词选》，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这首诗是作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出任广西知州时，途经汨罗而作。从诗句“昔日灵均此卜居”和诗歌题目“屈原故宅”看，汨罗江边屈原宅在清乾隆年间仍存，今汨罗当地仍有“屈原宅”在南阳里或玉笥山的说法。第四节汨罗江边屈原墓（唐中叶以前建）
一、罗江屈原冢
唐中叶文献记载，汨罗江边有屈原冢。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三载，汨罗江边有冢标识“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原文曰：“湘阴，本罗子国，秦为罗县，梁置岳阳郡，隋置玉州，有玉笥山、湘水。又有地名黄陵，即舜二妃所葬之地。县北有汨水，即屈原怀沙自沉之处，俗谓之罗江，又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余字灭矣。汉罗县，故城在今县东北。”[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八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4页。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亦载：“屈原冢，在县北七十一里。”
按，历史文献记载汨罗江边屈原遗迹时，常将之归属于“湘阴县”，其实应归今汨罗市。今汨罗市，秦置县，南北朝设州，唐代并入湘阴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县分置，其中，汨罗县1987年撤县建汨罗市。所以，唐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献中提及的“洞庭湖畔湘阴县屈子祠”即今“汨罗屈子祠”。清《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陵墓志》载，长沙府有：“屈原墓，在湘阴县汨罗江上。”清道光《洞庭湖志》：“屈原墓，在湘阴县北。杜氏《通典》：‘罗江有屈原冢。’”[清]陶澍、[清]万年淳等修撰：《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23页。
二、流传至今的“十二疑冢”传说
屈原《十二疑冢》故事，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屈原的传说》（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徐伯青整理《屈原的传说》（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祁连休编《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珍闻录》（1989年）等民间故事集中均收录。
故事说，在汨罗江西边大约五六里的地方，有一座烈女岭，岭上有十二座大坟冢，每座坟冢前均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都写着“楚三闾大夫之墓”。相传：汨罗江下游的北岸，有一片起伏的丘陵。在一个接一个的小山包上，长满了松树、茶树和各种各样的林木，一年四季都是绿色。在那些小山包中，有一个并不显眼的山包，叫烈女岭。岭上有十二座坟冢，座座坟冢前都竖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楚三闾大夫之墓”。
屈原只有一个，为什么会有十二座坟墓呢?传说屈原投江以后，因为他的头部被鱼虾吃去半边，他女儿在众父老的帮助下，给他配了半个金头。哪知这金头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楚国朝廷的那些乱臣贼子耳里。他们气得咬牙切齿，一心想要谋算，扬言说：“屈原投江自尽，是既不忠国又不忠君，是大逆不道，哪里够格给他配金头，必须掘墓鞭尸才行。”他们鞭尸是假，妄想借机盗取屈原的半个金头，那才是真。
屈原的女儿听到了，急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不知如何是好。她去找乡邻们想办法。父老们一听，也确实感到为难：不想出一个对策，三闾大夫的坟墓就会遭到乱臣贼子的糟蹋，金头就会被盗走，但是，这个对策又怎么想呢?他们找了许多人来商议。人多主意多，大伙一议，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好办法，那就是在屈原的真坟旁边，再堆上许多假坟冢，做到和真坟一模一样，使他们分辨不出来，也就无法动手掘坟。
屈原的女儿说：“父老们出的主意很好，只是我一个弱女子，哪里有能耐堆上许多疑冢?”众父老说：“姑娘不用着急，三闾大夫生前热爱楚国，我们无限爱戴三闾大夫，今日贼子们无理，我们怎能睁眼看着他们掘三闾大夫的坟墓而不管?金头又怎能落入贼子手中!姑娘可以放心，到时自会有人来助。”
屈原的女儿听了父老们的话，点了点头，接着她又想起一个疑难，对父老们说：“父老们这般尊爱家父，我非常感谢。不过，贼子们要来掘坟，从都城到这里只有数百里路，跨上坐骑一会就到了。纵使有父老们相助，恐怕也不是一二日可办到的事！”
众父老说：“姑娘不必多虑，我们楚国百姓，谁不尊敬三闾大夫，只要一声呼唤，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起几座坟冢又有什么难的！”
果然，为三闾大夫堆疑冢的消息一经传出，众百姓亲邀亲，邻邀邻，扶老携幼，纷纷走出家门，眨眼工夫就聚集了上千人，一夜之间，就在烈女岭上堆起了十二座高大的坟冢，冢冢坟前竖着一块石碑，碑碑上刻着相同的文字。
数日之后，宫廷里的那些乱臣贼子果然来了。他们走上烈女岭，放眼一看，有十二座又高又大的坟冢屹立岭上，冢冢都是一个模样，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们把附近的父老们找来问道：“屈原只有一个，为什么葬有十二冢坟墓?”父老们说：“你们不知道，屈原虽只有一个，可是我们楚国百姓，都指望我们楚国多有几个屈原。现在没有，子孙后代也愿意多出几个这样的人，所以就堆了十二座坟。”
贼子们听了，哭不出，笑不得，只好望望那十二座一模一样的坟冢，垂头丧气地走了。徐伯青整理：《屈原的传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4页。这个民间传说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汨罗江边的十二座屈原墓，历代都有修葺。清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二十六载：“屈原墓在汨罗山上。汨罗山即今烈女岭，在汨水东北。元至和元年知县孙天才买田三十六亩，州士彭翼飞输田五亩益之为墓田……国朝康熙六年知县唐懋淳有《三闾墓田蠲税记》，后墓田为庙僧鬻去，康熙四十六年邑人黄道升捐金赎归墓田四石三斗八升。同治六年邑人黄世崇有《重立楚三闾大夫墓碑记》。”[清]郭嵩焘：《光绪湘阴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10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002年，台湾老人陈之迈捐资九百多万元修成屈原墓陵园范亚湘、陈国忠：《八旬台湾老人在汨罗修屈原墓陵园独守七年(图)》，星辰在线—长沙晚报，http://news.163.com/09/0626/03/5CN29A6B00011229.html，20090626。，该墓是在对清代屈原墓故址修缮的基础上完成的。陵园广场两旁石柱上雕刻有对联：“读《离骚》，吟《九歌》，屈原汨水留傲骨；观《渔父》，颂《天问》，诗人宇宙贯英名。”陵园东侧有“世坤格”亭。“世坤格”里，黑色大理石碑上是镏金的《屈原列传》以及屈原《离骚》和《天问》。附近碑林镌刻着《湘君》、《湘夫人》、《渔父》、《怀沙》等十四篇屈原作品。该墓园今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五节岳阳县新墙镇三闾庙（清以前建）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九：“三闾庙：有二，一在巴陵县南六十里新墙市。”[清]《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道光年间的《洞庭湖志》卷五:“屈大夫庙，在巴陵县城南三里湖岸。又县东六十里新墙河岸，有三闾大夫庙。”[清]陶澍、[清]万年淳等修撰：《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25页。
按，岳阳县古称巴陵县，现名乃明朱元璋洪武九年（1377年）所改。岳阳，属岳州府。“郡名：岳阳。风俗：人性悍直，女子皆服力役，以渔为生。形胜：左洞庭右彭蠡，背衡岳面重湖，北通巫峡，湘水环其左，兼有江湖之胜，城小而固。”（[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二十九）[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0页。《大明一统志》中“岳州府”条载：“巴陵县，附郭，本汉长沙郡下隽县地，孙吴置巴陵县，晋于县置建昌郡，寻省。刘宋以后，皆为巴陵郡治。隋唐岳州皆治此。宋仍旧，元属岳州路。本朝洪武九年以县并入岳州后，仍置编户五十七里。”（[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二）[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二，第七册，“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版，第3866页。
又考，明清时期山西平阳设有岳阳县。《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平阳府”条载:“岳阳县，在府城北一百一十里。本汉上党郡谷远县地，后魏置安泽县，属义宁郡，隋属沁州，大业初改岳阳县，属临汾郡，唐属晋州，金属平阳府，元省入冀氏县，寻复置，以冀氏省入，本朝因之，编户一十八里。”《大清一统志》仍之。但，彼岳阳非此岳阳。
岳阳县东邻湖北省通城县，东南接平江县，南与汨罗市相连，是屈原流放江南的必经之路。对此，湖南理工学院江立中教授曾有考论：新墙“三闾庙”原址，现已建成新墙中学。据当地人说，抗日战争前，庙内还香火不断，中央供奉“故三闾大夫屈公讳平之神主位”，其楹联曰:“兰草还生，此地曾留夫子迹；楚王何在，至今犹道相公家。”“相公”是古时当地人对品德高尚的读书人的敬称。此联中的“相公”即指屈原。“三闾庙”亦称“相公庙”。庙旁有“屈家巷”，亦称“相公巷”，也是纪念屈原的，新墙一地的居民，无一户姓屈，却名此地为“屈家巷”，表现了人民对屈原的深切敬仰之情，或因诗人曾寓居此地欤?江立中：《岳阳川芍茶、椒子茶与屈原作品》，《云梦学刊》1998年第1期，第14页。由此可知,新墙镇“三闾庙”遗址，已被占用改建。“兰草还生此地曾留夫子迹，楚王何在至今犹道相公家。”岳阳县人称屈原夫子、相公，保存了屈原在当地人心中“教书先生”的形象。湖南岳阳一带的民间，都很痛恨怀王。当地民歌就唱：“大水茫茫，眼泪汪汪。淹死孤王，莫淹忠良。屈原忠良，朝拜顶香。孤王饿死，仁义天长。”徐伯青整理：《屈原的传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与“楚王何在，至今犹道相公家”的情感是一致的。
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在岳阳一带流传，影响深远。平江梅仙镇人彭泽陶（1898—1989）著有《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自叙：“屈子爱国精神，与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节，得以宛然复见于世。”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广西师范刊印，1965年，第1页。
第六节岳阳市平江县三闾庙（明正德间建）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九“岳州府”条载，“三闾庙：有二，……一在平江县南，明正德间建，俱祀楚屈原。”《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治《平江县志》载：“在平江县东南屈家巷，古建祀楚三闾大夫屈原，宋县令杨寅重建。”转引自熊治祁主编：《湖南纪胜诗选》，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按，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笏庭，号天岳山樵，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贵州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诗存》，编有同治《平江县志》等。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编：《中国历史文化名楼系列文丛·诗歌卷》，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416页。
平江县屈原纪念建筑还有忠孝双庙。同治《平江县志》：“在平江县西，宋县令杨寅建，东祀楚忠洁侯屈原，西祀秦孝女罗氏。”三贤祠,同治《平江县志》：“在平江县西，明嘉靖十四年知县沈越建，祀楚三闾大夫屈原。”
第七节岳阳市岳阳楼区太平寺（宋以前建）
一、太平寺旧为屈原宅
宋代文献记载，岳阳市岳阳楼区东有太平寺，其前身为屈原宅。宋范致明（？—1119）《岳阳风土记》：“太平寺，旧传为屈原宅，盖屈原被逐寓此。”按，岳州太平寺，属于佛教寺院。据《聂田徂异志》载：“饶州客金日新，贩磁器往荆南，泊舟于江口，鹰义夹金，金谒邻舟押纲将军陈从易。金谓陈曰：‘夜来梦见岸上数十人走，问之曰：看杀龟。’相公及舟行十五里，船师招早饭。见岸上数十人走，金问之，则曰：‘看杀龟。’金曰：‘夜来之梦当然矣。’相率同往观焉，果见渔人网得一龟，金以千钱易之。将归本船，放之于水。龟随行十余里，口衔一物上岸，直抵金前吐之而去。金视乃银一锭，金祝曰：‘银固不可奉私。’俟前至岳州太平寺，请僧智聪为水陆谢之。”郑福田等主编：《永乐大典》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6页。据这段记载，饶州旅客金日新救得一龟，龟口衔一锭银子上岸报答其救命之恩，金日新将这锭银子施舍给岳州太平寺僧人。
又宋咸淳元年(1265)前后的《岳阳志》记载，太平寺（屈原宅）在洞庭湖北，与君山藏院、秦始皇井临近：“洞庭湖,在巴陵西……洞庭又北抵太平寺前，寺旧传以为三闾大夫寓居。岸有石井二，俗号秦皇井。又北至君山藏院前，曰龙潭。”周方高著：《博士文库〈永乐大典〉本南宋至明初湖南佚志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169页。
二、清代乾隆年间太平寺仍存
清代乾隆年间，太平寺应还存。据清《四库全书》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九“岳州府”条载：“屈原宅，在巴陵城东十三都，今为太平寺。”《岳阳风土记》：“太平寺旧传为屈原宅，盖屈原被逐寓此。”《湖广通志》卷七十九《古迹志》记载太平寺方位在巴陵县城南边：“屈原宅，在城南。《岳阳风土记》：‘屈原尝宅。’此后改为太平寺。”
按，巴陵城，旧为岳州府治所，即今岳阳市岳阳楼区，在洞庭湖东。《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九“岳州府”条述其建制沿革：“巴陵县，《宋史·地理志》：‘宣和元年赐额。’《明一统志》：‘岳州府领州一县七：巴陵县、临湘县、华容县、平江县、澧州、石门县、慈利县、安乡县（附郭）。’东西距二百六十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东至湖北武昌府通城县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华容县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长沙府湘阴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湖北荆州府监利县界三十里，东南至平江县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湘阴县界六十里，东北至临湘县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华容县界一百二十里。古麇子国，汉下隽县地。晋太康元年置巴陵县，仍属长沙郡。宋元嘉十六年为巴陵郡治。齐因之。梁为巴州治。隋为巴陵郡治。唐为岳州治。宋元因之。明洪武九年省入州，十四年复置为岳州府治。本朝因之。”由此，初步推断，太平寺（屈原宅）在洞庭湖北，与君山藏院、秦始皇井临近。
第八节常德市武陵区招屈亭（公元前202年已建）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沅江下游和澧水中下游，东滨洞庭，北连荆襄，辖武陵、鼎城两个市辖区，汉寿、澧县、临澧、桃源、安乡、石门六个县。常德，古名有武州、朗州、鼎州。《文献通考》记载：“唐昭宗时，以澧、朗二州为武贞军。”《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后，改武陵郡为朗州，并临沅、汉寿、沅南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设置之始。《旧唐书·地理志》：“武德四年(621)置朗州，天宝元年(724)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朗州，属山南东道，领县二：武陵(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桃源县地)、龙阳。”北宋，朗州改为鼎州，隶属荆湖北路。“常德”一名，源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在当地置“常德军”，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又据《宋史·地理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升“常德军”为“常德府”。此后，“常德”一名就延续下来。
常德武陵区招屈亭历史悠久，历代文献均有记载。楚霸王项羽曾令人在此秘密处置了他起义之初所立的楚义帝。名熊心，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熊槐的孙子，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夏六月，被楚地反秦义军首领项梁等拥立为王，仍号“楚怀王”。秦朝灭亡后，汉元年（前206年）二月，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四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逼迫义帝迁都郴县（今湖南郴州）。汉二年（前205年）冬十月，项羽密令九江王英布遣将追杀之。公元805年，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写道：“按《天官书》，武陵当翼、轸之分，其在春秋及战国时，皆楚地，后为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汉兴，更名曰武陵，东徙于今治所。常林《义陵记》云：‘初，项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亦曰义陵。’今郡城东南亭舍，其所也。晋、宋、齐、梁间，皆以分王子弟，事存于其书。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故用‘书怀’为目云。”[唐]刘禹锡撰：《刘禹锡诗编年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58页。《广博物志》记载：“项羽遣英布弑义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闻而义之，号其郡为义陵。”（[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七）[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唐代诗人汪遵《招屈亭》：“三闾溺处杀怀王，感得荆人尽缟裳。招屈亭边两重恨，远天秋色暮苍苍。”蒋长栋：《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237页。这里提到故楚地的武陵人在“招屈亭”哭悼楚国最后的“王”，可见，招屈亭的建筑历史可以推到汉高祖之前，即秦末时期。
招屈亭在后世名气越来越大，应与唐代诗人刘禹锡（772—842）的《竞渡曲》有密切关系。其诗如下：《竞渡曲》
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迸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鬛动，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陵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这首诗歌不仅生动地写出了武陵端午竞渡的热烈场面，而且具有极高的风俗史的价值。此后历代迁客骚人路过此地都会记起唐代“诗豪”刘禹锡的《竞渡曲》及其关于武陵端午习俗的一段序文。史学家们介绍端午招魂习俗、端午纪念屈原习俗、武陵招屈亭时，都会提及刘禹锡的这首诗歌及其序文中的重要民俗意象。如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三十中“常德府”条云：“招屈亭，在城南。相传三闾大夫以五月五日，由黔中投汨罗，土人以舟救之，为《何由得渡湖》之歌，其名咸呼云：‘何在？’”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八云：“招屈亭，今郡南亭即其所，在安济门之右，沅水之滨。”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六十四“武陵县”条：“招屈亭，在府城东南。楚屈原投汨罗死后，人因作此亭以招之。每岁端午日以角黍扬桴中流竞渡，邦人纵观。唐刘禹锡《竞渡曲》：‘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巳矣，哀谣振楫从此起。’又云：‘曲终人散空愁落，招屈亭前水东注。’有碑尚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