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毛晓阳/著江西高校出版社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图书在版编目(CIP冤数据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毛晓阳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5ISBN978-7-5493-2535-1Ⅰ.①清…Ⅱ.①毛…Ⅲ.①进士—研究—江西省—清代Ⅳ.①D691.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6082号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毛晓阳著责任编辑邱建国文字编辑傅宝珍出版流程曾文英装帧设计周艳排版制作邓娟娟出版发行江西高校出版社社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邮政编码330046总编室电话（0791）88504319编辑部电话（0791）88523090发行部电话（0791）88517295网址www.juacp.com印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开本700mm×1000mm1/16印张38字数530千版次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书号ISBN978-7-5493-2535-1定价78.00元赣版权登字-07-2014-236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序我是台湾省台南县人，长期在福建工作，但对于江西籍学者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1903年，我的曾祖父汪春源补殿试成进士后被派任江西，先是担任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江西乡试的同考官，继而先后任职为江西省宜春、建昌（今永修）、安义和安仁等县知县。与另一位台湾进士澎湖人蔡廷兰一样，曾祖父一生全部的仕宦生涯都是在江西度过的。任职期间，他修考棚、明冤狱、兴新学、审教案，政声著于乡里，上司大计卓异。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曾祖父才弃官归田，终其身以教书为业。每次我来到江西，行走在这片红土地上，都仿佛看到曾祖父当年奔波路途不辞劳瘁为民请命的身影。曾祖父是台湾最后一位进士，我与晓阳也是因台湾进士而结缘。10年前，我在《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的文章，从地域历史人群的角度对清代台湾进士的科名佳话、爱国义举和趣闻轶事等进行钩沉索隐取证考据，并列出了一份包括32名台湾进士的名录。两年后，我在《台湾研究》2005年第3期读到了一篇题为《清代台湾进士增补考》的文章，作者对我所主张的台湾清代共有32名进士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加上光绪三年台湾县进士黄裳华，台湾进士应该是33名。文章虽然只比我考订的结果多出了1名进士，但我当时却是极为欣喜。因为在我之前，台湾成功大学的黄典权教授已经对台湾进士人数进行了考订、统计，结果是31名，而我的研究是建立在黄文的基础上，比他多考订出了1名进士。现在，台湾进士的人数又增加了1名，而且论据确凿可信。一个相同的研究选题经过多人的辛勤耕耘而能不断有新的发现，身处其中的人自然会为之欢喜，为之欣慰。通过这篇文章我认识了晓阳，并进一步阅读了他在浙江大学师从龚延明教授攻读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期间撰写的学位论文《江西清代进士丛考》。这篇60余万字的学位论文，有近40万字是对清代江西进士的籍贯、姓名、科年、001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甲次等信息的勘误与补正。而作者想要通过这些文字表达的，不过是最朴实的一句话：进士群体研究应该重视文献考据工作。这种沉潜踏实的治学态度，在当今的进士研究中显得颇具新意。关于中国古代进士的选题，主要有3种研究视角。第一种是古籍整理研究的视角，其论著大致又包括两种，一是进士人名辞典，典型代表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合编的《增校清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1941年）和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0年），它们都是主要根据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的拓片及《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编撰的进士人名索引工具书，也是近20年来学者进行进士量化统计最常用的文献；二是历代进士题名录，代表性著作有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编撰的《清朝进士题名录》（2007年），而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则承续了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的编纂方法，收录自隋至清1300年间约计110000名进士，总字数约计2200万。第二种是人才学的研究视角，将进士作为隋唐以来的一种重要人才，通过统计不同时空中的进士人数，探讨其与一定时代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代表性论著有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3年）、张耀翔的《中国人才产生地》（1926年）、吴培玉的《我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与流向》（1988年）、沈登苗的《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1999年），而1993年出版的《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则收录了多篇与进士相关的人才学研究论文。第三种是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也就是将进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进行考察。早期的代表性论著如潘光旦、费孝通合著的《科举与社会流动》（1947年）、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1961年）等，均试图从进士的家庭背景出发，考察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影响，近期的相关论著则增加了其他的考察视角，如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2003年）、钱茂伟的《国家、科举与社会》（2004年）、郑若玲的《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2007年）、李润强的《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2007年）、多洛肯的《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等。本世纪以来，后2种研究视角在学者的论著中也常相互交叉，如陈国生（1994年）、范金民（1997年）、谢宏维（2000年）、李琳琦（2001年）、王耀生（2005年）等关于一省或某一区域进士的相关论文。002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晓阳的《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显然融入了以上3种研究视角。首先，作者作为龚延明教授的学生，这篇学位论文本身便是国家社科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成果之一；而文中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增校清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的考订、勘误，则体现了他对这2部目前进士研究界公认的权威工具书的深层思考。其次，文中认为，目前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种进士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刊误，因而在进行进士量化统计时，都必须首先进行文献考据。这一观点所指向的，显然是人才学和社会史研究均常会用到的进士人数统计这一基本技术环节。书中对各种进士文献的精心考证，对于当前江西某些地方进士人数的浮夸现象无疑具有去伪存真的现实价值。最后，正如作者所言，这篇学位论文其实只是完成了《清代江西进士研究》的文献基础工作，后期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清代江西进士综论》，其基本内容除了进士的时空分布、家族背景、阶层流动外，还包括进士的姓氏分布、仕宦状况、文化创造、社会作为等更多综合的论题。令人稍觉遗憾的是，晓阳在博士毕业后未能集中时间完成这一选题，而是在师从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将研究方向改为清代科举宾兴研究，并先后承担了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课题和1项国家社科青年基金课题以及数项省社科、省教育厅课题。目前他完成的《社会公益视野下的清代科举宾兴研究》，书稿篇幅近80万字，已经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国家社科项目结题，不日即将付梓刊行。3年前，我在福州第一次见到晓阳时，曾问他是否愿意抓紧出版这篇学位论文，晓阳则回答文中还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想要再多查阅资料，好好修改修改。3年之后，得益于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的极力推荐、江西高校出版社邱建国编辑以学术文化为己任，这篇学位论文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我愿意为之序，并以此与天下朴实治学的青年学子共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台联主席汪毅夫2013年12月28日003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目录CONTENTS001序001绪论将文献考据引入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007第一节四种清代进士名录、索引的编纂及目前利用状况023第二节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的对校与考订053第三节《光绪江西通志》与清代江西进士070第四节相关方志及其他征引材料的考据079第一章文献考据与清代进士的量化统计081第一节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104第二节明清江西进士人数统计与相关考据129第二章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订误与订补131第一节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订误158第二节清代江西省内双籍进士籍贯订补172第三节清代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订补225第四节清代江西户籍外省乡贯进士订补229第三章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人名订误与订补231第一节清代江西进士姓名订误249第二节清代江西双名、多名进士订补292第三节清代江西双姓进士订补295第四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人名失载订补001清代江西进士丛考299第四章《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清代进士考辨301第一节进士籍贯标注问题311第二节进士人名刊误问题323第三节明通进士与钦赐进士328第四节进士中式时间刊误338第五节疑似进士345第五章其他相关文献刊载清代江西进士考辨347第一节《民国江西通志稿·选举志》清代进士考辨366第二节各府、县志清代江西进士摭考389第三节其他相关文献中江西进士杂考401附表441清代江西进士总表581主要征引文献598后记002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将文献考据引入朱碑题辨成不进绪卷录名别为管和索碑与历是研士缙引录取史从究论绅︾︾舍，哪历群录等等。科个史等进进这举角问体文士士些学度题索名社献史研切，离。引录料究入工不，也，也科会具既开包必举史书包须史括括学料，也︽︽首研明的研包明重究辨清清科括，﹃别地进历举科究士与方科史举题取志进料﹄舍名士的已、。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清代江西进士丛考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科举被废至今，100多年的光阴已然过去。百年中，对科举的历史反思、现实借鉴都已有很多论著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何忠礼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史研究》①一文，分“科举制度起源”“隋唐科举制度研究”“宋辽金元科举制度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研究”“对科举制度的历史评价”五大部分，对科举废除后产生的相关研究专著与论文进行了全面的述评。之后，陈高华先生又有《〈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史研究〉的一点补充》②一文，对何文中未加详细考察的元代科举研究加以补充评述。这两篇文章将20世纪的科举研究状况作了详细的综述，虽然并非巨细无遗，极尽细微，但对于从事科举研究的后继者们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科举研究更加蓬勃发展，自2000年至今，仅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达400余篇，出版的专著亦层出不穷。在这种研究形势下，建立“科举学”、为科举制度“平反”的倡议被提出并得历史研究，（）：。淤20006142~155历史研究，（）：。于20011187~188003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到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响应①。事实上，回顾百年来的科举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建立“科举学”有其事实根据与学科背景。从研究门类来说，科举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科举制度史研究、科举与古代政治制度、科举与古代教育制度、科举与传统文化、科举与历代文学、科举与传统社会世风民习、科举对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科举与西方文官制度、科举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科举与当今自学考试及高考制度等诸多领域，其研究方法也日渐突破历史学的范围，转而扩展到政治学、行政学、教育学、社会学及文献学等各学科综合考察的研究思路。可以说，21世纪中，“科举学”确实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在科举学的各种研究门类中，进士群体社会史之量化统计研究是其中一支新枝。以进士的分省、分地区量化统计为基础，这一研究门类将研究视角从以往的科举制度史考辨、教育学评价、政治学对比、考试学反思等角度转向社会史的中观考察，试图通过观照科举社会的具体参与者和最成功者———进士群体，寻找科举制度下更细微的传统社会的原生态，并进而为当今社会的教育、考试、政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些文章主要有：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刘海峰“科举淤..19941.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社会科学战线，（）；谢作栩“科举学”的新开拓.19944.冥冥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评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刘海峰“科举学”.19982.冥冥21世纪的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哲.19984..学社会科学版，（）；刘海峰“科举学”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3.:.版，（）；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廖平胜“科举学”研19994..19994.究与教育价值取向的制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刘海峰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19994.念体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厦门大学学报·.20004..哲学社会科学版，（）；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2000（）；刘海峰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东南学术，（）；刘海峰“科举学”研究与教2..20012.育考试改革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刘海峰“科举学”：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河北.20014..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2002（）；杨李娜科举学：一门探讨考试发展规律的专学现代大学教育，（）；李均从专学到学科：“科举6..20023.学”的应然求索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覃红霞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20033.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覃红霞科举学研究：在学科与专学.20043.之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唐滢美国的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0044004清代江西进士丛考遵循着这一思路的指引，本文的最初选题被定为《清代江西进士研究》。选题的初衷，是希望考察清代江西进士在江西省境内的时空分布，分析清代江西士人的科举成绩，对比与讨论清代江西进士的为官经历与文化成就，探寻清代江西进士的生产机制即进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清代江西进士相互间及其与全国各地进士的文化交流与家族联姻，勾画清末江西进士在历史转型期的众生相以及相应时期内江西人才种类的转变与活动。然而，研究历史问题，离不开史料的辨别与取舍。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科举研究，“科举”已成为历史，科举的研究也必须首重科举史料的辨别与取舍。考察清代江西进士亦不外乎此。有关进士的资料记载可以有4种系统。第一种系统是进士题名录。这个系统记载清代进士有5个阶段，即场内缮写本“进士登科录”、场外刊刻本“进士登科录”①、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民间刊印“进士题名碑录”以及现代出版物《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二种系统是私人文集、笔记，其中也包括家族谱牒的相关记载。第三种系统是官书，也就是各种“缙绅全书”，它们有着大量的进士职官履历的记载。第四种系统是方志。作为进士家乡或为官地的地方志，常有较详细的考订，或征引私人文集、笔记乃至家谱的材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好的方志是可以涵盖第二个系统的。限于科研条件及个人的学识学力，本文查阅并利用到的文献主要有三类。一是有关清代进士的“进士题名碑录”及其索引，主要有《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4种，其中又以后3种为主；二是专门记载清代江西进士的方志材料，包括《光绪江西通志》《民国江西通志稿》及清代及民国时期修纂的江西各府志、县志中的选举表与人物传记，间亦涉及到外省的清代或民国方志；三是其他涉及清代江西进士的有关材料，包括几种“缙绅全书”“职官录”，顾廷龙的《清代朱卷集成》以及少量文集、笔记等。由于进士在清代是一个相当难以到达的社会身份，因此，据笔者的经验，从私人所撰写的笔记或文集中很难得到相对集中的进士材料。这个阶段中还包括试录、同年录、齿录等各种进士分科题名录。淤005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在查阅与清代江西进士相关的资料的过程中，存在于各类资料中的刊误现象被逐步发现，这些刊误，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本文借用学界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对清代江西进士进行统计与分析的最后结论。为此，本文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对所查阅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并最终以之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也许只是《清代江西进士研究》的文献考据部分，正文内容也都只是辨析有关文献中收录清代江西进士状况所进行的对校、考订、订误与订补；但从明清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这一研究视角来说，本论文的整体性理论反思价值也许能超越预期的设想。笔者在文中试图突破的方面有五点：一、通过订正学界常用进士名录、索引及方志中的进士籍贯刊误，提醒人们慎用这些文献统计全国以及各省、各地区进士人数。二、通过订补各种进士名录、索引中的双籍进士，为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拓展进士与古代移民、进士与人才流动的研究思路。三、通过订补各种进士名录、索引的双名（姓）进士，为相关古代姓名学研究提供众多的例证。四、通过考订相关方志对清代科举制度的误解，如错误地将明通榜进士、钦赐进士和疑似进士收录到进士表中，提醒人们慎重考辨方志的相关记载。五、尝试将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所利用的文本扩展到其他文献，如《清代朱卷集成》《大清缙绅全书》《最近官绅履历彙录》等，并同样重视文献考据的功夫。需要在篇首交代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地理沿革的概念上讲，清代江西和今天的江西在地域上虽然基本一致，但并不完全重合。除了历史地名的变更和行政区划级别的升降，地域范围也出现了变化。这主要是指建国以后婺源县从安徽省划归江西省管辖。本文在行文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尊重历史，如在统计清代江西进士总数时，没有将婺源县的进士人数加进去；同时也兼顾到行政区划的现状，在具体考证的时候，以及文末的进士全表中，也将婺源县进士编入其中，但都注明为“徽州府婺源县人”。006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第一节四种清代进士名录、索引的编纂及目前利用状况本文所参考与引用的四种有关清代进士的专门资料汇编，都是专门的清代或明清进士名录、索引。其中，《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以下简称《初集》）和《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碑录》）属于以“进士题名碑录”形式出现的专门的明清进士名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以下简称《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则属于专门的清朝和明清进士人名索引。在四种名录、索引中，前两种内容相近，但《初集》为线装书，属于古籍，《碑录》则是古籍的影印版，界乎古籍与现代出版物之间；后两种为今人利用古籍材料重新加以整理编纂而成，属于现代出版物。一、《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是清代刊行的一种专门记载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的进士名录，雍正至光绪年间曾有多种续刻本，本文所利用过的《初集》有两部。一为现藏于福建省图书馆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本，为32开本，共14册。前7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载清顺治三年至光绪十六年各科进士名录；后7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载明洪武至崇祯各科进士名录。该书保存大体完整，但页内多有虫蛀，虽经该馆修复，仍有一些地方被虫蛀毁。印刷也不算精美，字迹模糊处甚多。一为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清光绪六年（1880年）本，为32开本，共14册（缺1册）。前7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007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碑录，后7册（缺1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清代部分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科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科的进士题名碑录遗缺，在原书中当为合订之一全册，即该书14册中所缺之一册。书中首页有馆藏印章，内容为“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藏”①。两书全称均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书中均刊载了4篇序文，一为李周望的“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该序文的撰写时间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时李周望的官职是“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仍兼国子监祭酒”；二为孙嘉淦的“续刻题名碑录序”，撰写时间为雍正十年（1732年），时孙家淦的官职为“经筵讲官、刑部左侍郎、办理吏部侍郎事、仍兼管顺天府府尹、国子监祭酒事”。与李周望相同的是，孙家淦撰文时的官职也是国子监祭酒；三为德沛的“进士题名碑录序”，撰写时间为乾隆丙寅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德沛未署自己的官职，仅题“宗室”，然从序文中的“天子以沛尚读儒书，以少宰而兼祭酒，且命教习庶常”一句看，他当时的官职应该是吏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这与李周望、孙家淦是一样的；四为钱维城、蒋元益、王际华的“题识”，亦撰写于乾隆十一年。三人的署名方式为“刻是书既成，谨述其颠末如此。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上浣，司事钱维城、蒋元益、王际华仝识”，表明他们是当年刻书的具体负责人亦即“司事”。在钱氏等三人的“题识”之前，附有雍正二年（1724年）清世宗的一道“上谕”。这4篇序文和1道上谕，其排列顺序在两种《初集》中略有不同。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本《初集》中，李周望的序文被印在该书的最前面，其他3篇序文与雍正上谕则都被印在明代进士名录之后，清代进士名录之前。而在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六年本《初集》中，这4篇序文与雍正上谕都是排印在该书的最前面，在它们后面是清代进士名录，而明代进士名录被排印在最后①浙江大学最早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是在1928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该《初集》即为当时该校图书馆藏书。1958年该校并入杭州大学。1998年杭州大学合并入新浙江大学。故该《初集》现为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藏书。在后文的行文中，它也被称为“浙师院残本《初集》”或“《初集》（浙师院残本）”。008清代江西进士丛考面。这能否说明，这两种“初集”是根据不同刻版所刷印的同一书名的书籍呢？《初集》的作者，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印本未作著录，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本的索引卡片上则著录为“（清）钱维城”。据考，钱氏乃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状元，然该书题为“初集”，实始于康熙五十九年李周望。据李氏“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云：余夙秉庭训，继迹科目，承乏司成，滥登宫尹，不敢忘策名所自。谨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姓氏为初集。俟次第增益，使多士观感踊跃，咸知我皇教泽深厚，文治郅隆，以垂示无穷。而元明旧碑之在辟雍者并附录之，备考镜焉。[22]（第一册“，李周望《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序文中明白解释了该书名为《初集》，乃在于待日后“次第增益”，每开新科，建成新碑，能有新的“进士题名碑录”续刻本出现①。然而，虽然此后的续刻本确实不断产生，但书名却一直采用《初集》旧名。正因为如此，上海图书馆藏3种《初集》所著录的作者均为“李周望”。“进士题名碑录”的刊刻，起因于“进士题名碑”的修建。清代“进士题名碑”是专门记载清代历科进士姓名及籍贯的碑刻，它源于唐代进士科的“雁塔题名”，取式于元明建碑于国子监的制度。据《初集》所录清世宗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下达给国子监的“上谕”云：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始于唐时新进士榜后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于国学，按诸进士甲第先后刻姓名、籍贯于上，所以重科名也。今太学圣庙戟门外所立本朝历科题名碑，自顺治丙戌科至康熙戊戌科止。考《会典》，诸进士释菜后，礼部题请、工部给银一百两交国子监立石题名。康熙三年，辅政大臣裁省此典，其后每科皆诸进士捐资立石。我国家振兴文教，凡乡会试动用帑金数万。朕即位之始，即开恩科。诚以科目一途，实用人取士之本也。题名之典，岂宜遗缺？着工部动用正项钱粮，令国子监将雍正癸卯、甲辰两科题名碑即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行补建。嗣后每科礼部仍照旧例题李周望在序文中提到“元明旧碑之在辟雍者并附录之”，也就是说还包括了元代的进士题名碑淤录。但查后人续刻的《初集》，都只有明清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而没有元代碑录的内容。009清代江西进士丛考请，庶士子观览丰碑，知读书可以荣名，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尔。该衙门即遵谕行，特谕，钦此。[22]（第一册“，上谕”）从这道“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清顺治年间，进士题名碑是国家拨专款（礼部题请，工部给银）由国子监建立的。康熙年间除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科外，其余20科题名碑均由各科新进士捐资建立。雍正二年，朝廷重新确立了由国家拨款修建题名碑的制度。从雍正上谕得知，康熙六十年辛丑科的进士题名碑迟至雍正二年才予补刻，我们似可推知康熙年间其余二十科的进士题名碑也应该有一部分非殿试当年修建而是延期到更晚年份才予以补建。据《钦定国子监志》，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和四年（1647年）丁亥科的进士题名碑修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科的进士题名碑则修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①。此3碑当为私人捐资修建。另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清末光绪二十九（1903年）癸卯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进士题名碑因为国子监被裁，礼部没有题请工部拨给建碑的银两，因此这两科的题名碑也都是由新进士捐资补建。[43]（页123）总计清代112科进士考试共修建了114通进士题名碑②，其中官府修建的共89通，私人修建的共25通。有了“进士题名碑”的建立，才能有“进士题名碑录”的刊刻。康熙五十九年李周望的“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对此事道之甚详。从该序文中我们知道，在李氏之前，并无此类集中刊载历科进士名录的“题名碑录”，因此李氏才会将他刊刻的这本题名碑录命名为“初集”。而自李周望以降，刊刻进士题名碑录则成了惯例。据钱维城等所撰“题识”有云：太学进士题名碑，自庚戌续刻后，率二年一修，以甲第最高者董其役，藏其刻板于教习庶常馆，递相流传。[22]（第一册“，题识”）文庆，李宗昉（清）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年据清光绪补刻本点校本：。淤..20001102据文庆、李宗昉（清）《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二《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中华书局，）于2000:1106载，国子监清代进士题名碑，除了文科进士通外，翻译科进士题名碑“仅止四碑”。不过据《钦定国子114监则例》卷三十二《典籍厅·经理上》（文海出版社影印版）载，清代“翻译进士题名碑，顺治九年、十二:748年、乾隆四年、十年、十三年共五通”。未知孰是。010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从中可以得知，刊刻进士题名碑录的惯例，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每两年刊刻一次，二是主持续刻题名碑录者，是该科殿试甲次最高的进士。从乾隆十一年续刻的情况看，主事者为状元钱维城、探花王际华和二甲第八名蒋元益（蒋元益也是该科会试会元）。乾隆十一年续刻的题名碑录与此前的续刻还出现了些许变化，即除了乾隆十年乙丑科的进士姓名、籍贯外，这次续刻还“敬录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上谕一道，冠之简端。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科鸿博姓氏亦依次补刊。又得《明贡举考》于钱塘王君荪芸，自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乐甲申、丙戌、甲辰凡九科皆旧碑所无也，悉为编入，而有明之甲榜始全”。也就是说此次续刻不仅补全了以前各次刊刻所无的明代9科进士名录，还新辟体例，将博学鸿词科的名单也予以刊刻。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乾隆十一年的进士题名碑录就从科举常科的最高级别———进士科而扩充到了制科①。目前对《初集》的利用尚不多见。据查找，近十年间曾参考或提到过该书的研究论文仅有5篇：1.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1993：216~221；2.刘兴祥.对李潢出生年代的考证.中国科技史料，1994（3）；3.何庆先“.玉泉韩昂”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8（2）；4.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2）；5.王兴亚.明代殿试管理制度及其作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1）。在这5篇文章中，何炳棣利用《初集》统计明代全国及各省进士人数，刘兴祥利用《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推测李潢出生年月，何庆先则直接引用了书中对明成化十四年进士韩昂的记载，王兴亚引《初集》以证明明代殿试制度中的题名立碑与编制登科录制度。何文与王文对该书版本的标注略有区别。何文必须指出的是，笔者所用过的两套《初集》以及《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中均仅有康熙十八年己淤未科博学宏词科的名录，而乾隆元年丙辰科的博学宏词科则未见刊载。究竟是后人续刻《初集》时遗漏了该科鸿博的名单，还是当年根本就没有刊载，尚需等待发现更多、更早的《初集》以资考查，本文在此不敢妄下断言。011清代江西进士丛考转引该书时，称其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附明洪武至崇祯各科》，并注为“清·李周望编”，则当是以其版本为康熙五十九年；而王文则在文章尾注中称“注：孙嘉淦.续刻题名碑录序[A].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M].嘉庆四年(1799年)”，似可推断其所征引的《初集》为嘉庆四年本。陈长文只简单提到《初集》，并未对该书有所征引。二、《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本文所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该书版权页署出版年为1969年，出版者署“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为“薛颂留”。全书32开本，共4册，其中前2册为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后2册为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书前有署名“本局编辑部”的《景印〈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缘起》一文，简要介绍了该书的出版过程。据“缘起”，我们知道它是根据原藏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的线装古籍《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影印出版的。但据影印内容，该书原名实应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当时是由王尔敏教授向该校亚洲研究计划主任郭颖颐教授及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主任芮特小姐商借，交给台湾华文书局影印出版。这本书的最早出版地应在中国，清末世乱，辗转流落到国外，等到再版时，反要向外国商借，令人不胜感慨叹息。经与浙江大学图书馆及福建省图书馆藏两种《初集》进行对校，我们发现《碑录》实际上是一部完整记载了明清两代全部201科进士题名碑进士名录的《初集》。经过对比，发现三书对清代光绪六年以前的各科进士的记载基本一致。从整体上看，三书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碑录》中所载4篇序文、雍正上谕及明代、清代进士的位置与顺序均与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本《初集》相同，即首刊李周望的序文，然后是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接下来是其他3篇序文及雍正上谕，最后是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但与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本则不相一致。第二，是这3部名录中刊载清代进士的最后科次。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本所刊载的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绪六年庚辰科，福建省图书馆012清代江西进士丛考藏本所刊载的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而《碑录》则完整刊刻了清代全部112科殿试的进士题名碑录，即其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较前两种《初集》分别多刊载了10科和6科进士题名碑录，即光绪九年癸未、光绪十二年丙戌、光绪十五年己丑、光绪十八年壬辰、光绪二十年甲午、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和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碑录》虽然是精装本，但因为是影印出版，因此基本保留了线装时的原貌。该书线装本版式应是32开，大黑口，双鱼尾（光绪九年癸未科后改为单鱼尾）。版心内容有三，最上刻“题名碑录”四字，中间刻该科科年，格式如“康熙庚辰”“乾隆丙辰”等（嘉庆六年后加一“科”字，如“嘉庆辛酉科”“同治甲戌科”等），最下刻页码。每页2面，每面10列，每列上下各刻1名进士的姓名、籍贯。计每面刻20名进士，每页刻40名进士。进士姓名以网格线隔开，惟每列2名进士间不隔线。进士籍贯字体较进士姓名字体为小，一般在该列中被分为两直行刊刻，所占宽度与进士姓名的宽度相同。各科均于起始处贯以该科名称，如“大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癸丑科”（“癸丑科”三字字号较小，字宽仅占半列），次书“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列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籍贯，次书“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名”，依次列二甲进士姓名、籍贯，次书“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名”，亦依次列三甲进士姓名、籍贯。在某些科份，则还在三甲进士名单的后面刻“未殿试□□人”，按照刊刻进士的体例列各贡士姓名、籍贯。试以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33]（页1891~1908）为例：大清乾隆二年进士题名碑录丁巳科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四十一名：……未殿试十二人：……《碑录》本质上也是一部《初集》。对照这三种《初集》，我们认为，从整体上013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看，各种《初集》刊载清代历科进士名录在体例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未参加殿试的贡士的刊载。《初集》载清代首科殿试即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题名碑录时，刊载了会试已经中式但是未参加殿试的30名贡士，除贯以“未经殿试三十名”的标题外，这30名贡士的姓名、籍贯的刊载格式与进士完全相同。这些未经殿试的贡士，除了少数人此后再未补殿试成进士，大部分人的姓名、籍贯都能在此后的一科或二、三科进士题名碑录中找到。这就开创了该书刊载未经殿试贡士的体例。但是，《初集》此后各科却没有按照这一体例继续刊载未经殿试贡士，直至雍正元年（1723年）庚戌科才恢复旧例，这期间缺载未经殿试贡士达到了28科。自雍正元年庚戌科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己巳科共经39科，其中有25科的进士题名碑录在进士名录之后附有当年未经殿试贡士，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科则连续13科都有相关内容。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多年里，除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科，自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至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又是连续14科和12科共计26科没有相关记载。《初集》刊载未经殿试贡士的体例的变化出现在清末同治、光绪的各科进士题名碑录中，即未经殿试贡士姓名不再附载在各科进士题名碑录的后面，而是在每位补殿试而成进士者的姓名前，加注“补殿试”字样。同治七年戊辰科、同治十年辛未科是《初集》附载未经殿试贡士名单的最后两科，同时也是在补殿试的进士姓名前加注“补殿试”的最早两科。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没有附录未经殿试贡士，也没有在补殿试进士姓名前加注。从光绪二年丙子恩科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则除了光绪九年癸未科外均按加注“补殿试”之体例刊载各科进士题名碑录。统计《碑录》中所载清代各科进士题名碑录中，只有40科在其最后附录了该科未殿试贡士的名单或加注了“补殿试”字样，而其他72科的进士题名碑录中都没有相关记载。是否这72科中便真的没有此类贡士呢？经考证，事实并非如此。如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该科会元程可则是广东南海县人，他在该年没有参加殿试，此后也再未补应殿试。据《清史稿》卷四八四《程可则传》载：014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可则，字周量，顺治九年会试第一，以磨勘停殿试归。益恣探经史。十七年，始应阁试，授内阁中书。”[77]（页13332）两种《初集》及《碑录》中顺治九年进士题名碑录的最后乃至于全书都没有刊载该科程可则的名字。又如清代古文家方苞，他是康熙四十五年的贡士，但没有参加殿试。据《清史稿》卷二九○《方苞传》载：“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77]（页10270）后来方苞因“《南山集》案”受牵连被遣戍黑龙江，虽然最终被赦免放回，且官至礼部侍郎，但此后再未补应殿试成进士。在两种《初集》及《碑录》中的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题名碑录的后面，也没有该科未经殿试贡士的名单。其二是进士籍贯项刊载体例的变化。书中刊载清代各科进士之籍贯，基本采取省、府（直隶州）、县（厅、州）三级制，且一般格式均为“□□（省）□□府□□县人”。如清顺治三年丙戌科状元傅以渐的籍贯载为“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人”。但书中也偶尔有个别科年未遵此体例。体例变化的第一种情况是，有的科年采取省、县二级制叙述进士的籍贯。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甲辰科即是如此，该科状元茹棻、榜眼邵瑛、探花邵玉清之籍贯即分别载为“浙江会稽县人”“浙江余姚县人”和“直隶天津县人”。[33]（页2155）除了乾隆四十九年，该书载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进士题名碑录的进士籍贯也是采用省、县二级制。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采用三级制的科年中有个别进士的籍贯也用省、县或省、府二级制刊载，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三甲69名进士作“王洪序，江西金溪县人”[33]（页2141），同治十三年（1874年）第三甲81名进士作“刘粲，江西吉安府人”[33]（页2684），但这都是标注失范现象，不属于籍贯标注体例的改变①。体例变化的第二种情况是，有些科年还注明各进士之户籍种类，主要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乾隆三十一《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标注进士之籍贯而体例不一，非唯清代如此，于明代即已经如是。如明淤洪武四年即采取三级制，并注明各进士户籍种类；洪武十八年至永乐四年各科则采取二级制，不注明进士户籍种类；永乐九年、永乐十年、永乐十三年仍洪武四年旧制；永乐十六年、永乐十九年改为三级制，不注明户籍种类；永乐二十二年复改为二级制，不注明户籍种类；宣德二年采取三级制，不注户籍种类；宣德五年以后至崇祯各科方确定为采取三级制，并注明户籍种类；对乡贯与户籍不一样的进士，则先书其户籍，次书其乡贯。015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年（1766年）丙戌3科。如乾隆二十六年状元王杰作“陕西同州府韩城县民籍”[33]（页2049），乾隆二十八年第三甲11名进士白麟作“正白旗满洲恩特和莫佐领下”[33]（页2064），第三甲126名进士兰怀玑作“山西朔平府左云县军籍”[33]（页2070），乾隆三十一年第二甲26名进士查莹作“山东武定府海丰县商籍”[33]（页2074），第二甲29名进士福保作“正白旗满洲包衣人”[33]（页2074），第二甲41名进士朱琰为“浙江嘉兴府海盐县灶籍”[33]（页207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碑录》清末最后两科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进士题名碑录的刊刻体例与全书体例有较大的变化。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题名碑录最为粗糙，表现为：1.虽保留了单鱼尾，但版心不刻“题名碑录”及“光绪癸卯科”，改刻“一甲”“二甲”“三甲”字样；2.虽每页仍20列，进士之间分隔以网格线，但每列仅刻1名进士；3.统一采用宋体字刻版，字号没有大小变化，且字迹粗糙；4.于起始处未按全书体例刻印“光绪二十九年进士题名碑录癸卯恩科”的标题；5.每甲小标题均只刻“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不反映各甲人数；6.每名进士之前则增刻了甲次编号；7.进士籍贯采取省、县二级制标注；8.补应殿试的进士不加注“补殿试”；9.第二甲进士后面多了从“第一百二十九名县人”到“第一百五十名县人”共22个缺口，第三甲进士后面多了从“第一百七十五名县人”到“第一百七十九名县人”共5个缺口，表明该科题名碑录在新进士名单尚未公布之前就已经预先刻版，只等新进士名单一予公布，便只需依次填刻各甲进士姓名、籍贯。由于事先并不知道会录取多少进士，因此才多刻了一些预备的空格。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录虽版心内容与全书各科相同，但已经没有黑口、鱼尾，各页面也没有网格线分隔进士姓名；每页仍刊刻40名进士，但字体已经非宋体及仿宋体，而是手写楷体。这两科进士题名碑录，反映了清末人们日益漠视科举的社会心态，刊刻《初集》也更体现其供街谈巷论、坊刻牟利的本质，不再像从前那样体例谨严。目前学界对《碑录》的利用也未十分广泛。据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曾参考、征引过该书的研究论文有8篇，分别为：1.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1）；2.阮明道.关于清代行人司的考察.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刘路生《.袁世凯家书》考伪.广东社会016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科学，1998（5）；4.文廷海.关于《明史纪事》的作者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5.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6.文廷海.南充新发现《任瀚墓志碑》考释.四川文物，2001（3）；7.马育秀.春夏榜与明初北方儒学的复兴.江西社会科学，2003（2）；8.林拓.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3（4）。在这8篇文章中，系统而大量参考过《碑录》的只有3篇，即刘海峰、谢宏维及林拓3人的论文。刘海峰据《碑录》统计宣德二年（1427年）至正统七年（1442年）间6榜进士，说明在明代科举考试中，文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省份占上风。林拓据《碑录》统计明清福建各主要区域的进士人数，据以说明其间的人文盛衰变化。谢宏维逐页查找了《碑录》所载之明清两代江西进士，并分科分府县对不同时期与地域的进士数量作了统计，从中得出明清进士在数量与地区分布上的规律性认识。该书出版于台湾，相信海外尤其是台湾地区对该书的利用频率会比大陆学界更高一些。三、《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是房兆楹、杜联喆伉俪旅美期间，颇费心力整理国故的成果，是研究中国古代进士与科举的重要工具书。该书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作为该社“引得特刊第十九号”于1941年6月出版发行①。房、杜夫妇编纂《引得》，是为了“增校清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所据之本自顺治三年丙戌科起迄同治十年辛未科”[89]（“叙例”，页1），用来增校的文献资料，主要有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的拓片，间以各类相关典籍。书前列著者“叙例”“清代进士翰林统计表”等14表以及清代历次刊刻题名碑录之原序。正文分两大部分，一为“题名碑录”部分，按时间顺序刊载清代历科进士姓名，每科首列该科名称，次据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淤19会科学院出版社，：）“参考书目”记载，该书版本为“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1991239录》，哈佛燕京学社，《社会学索引丛书》，‘补编’第十九种，年月出版。”19416017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列一、二、三甲，每甲各名分别用阿拉伯数字编序，每名进士为一条，每条内容包括名次、姓名、籍贯。遇到名字、籍贯各处记载有不同者，用圆括号加以说明。二为进士“人名索引”部分，按“中国字庋撷法”编排进士姓名，并附有拼音及部首检字法。与《初集》《碑录》及《索引》等三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相比，《引得》有三大特点。首先是对进士入馆选者的标注。明清进士，首重馆选。这是因为进入馆选的进士比其他进士有更多、更便捷的升迁机会。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以后，在朝考中脱颖而出被选为庶吉士，是清代进士梦寐以求的目标。与其他进士名录或索引不同的是，《引得》依据《国朝馆选录》《皇朝词林典故》《词林辑略》等，在每个曾入馆选的进士姓名后面都加上了标注符号“*”。在书首的“清代进士翰林统计表”中，直接反映了清代各科的馆选人数。如果说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前进士中式名额为分北、南、中卷取中，康熙五十二年及以后的进士中式为分省取中，其间都相对体现了对全国各地举子的公平选拔；而庶吉士的选取，则更多地具有偶然性、人为性因素。当进士参加朝考必须要有本省京官保举的制度推行开来以后，各省庶吉士的人数就不可避免地与该省仕宦形成了正比关系。依据《引得》，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数据统计，从中得到某些方面的结论。下表系分朝代进行分省统计数据。本文附录部分还有“清代历科馆选分表1清代各省馆选人数分朝代统计一览表单位：（人）朝代省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合计%江苏472087216410099295611989414.9浙江361355115411298404110176812.8直隶5964156765741935804788.0满蒙462277861751738784407.3江西1044136768622428723886.5山东3551156748532026643796.3安徽828146366371420613115.2福建1135144943291120682804.7广东12383731431329662514.2018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续表朝代省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合计%河南193963533331821442484.1湖北193243036351326482434.0湖南11073931371124602203.7山西173873529211416211983.3四川22033625231317511903.2陕西114052922261118281903.1贵州1186333215811311552.6广西0145301920718371502.5云南0164323319511271472.4奉天2906225512430.7甘肃0002862317380.6小计283886276105386480729446310856011100省、分科统计一览表”，并附有相关考订，可供参考。其次是对清乾隆间6次“翻译科”进士的考据与刊刻。据《光绪钦定科场条例》，清代在文武两种进士考试之外，还有翻译科乡会试。“翻译科乡会试，三年举行一次，乡试一场、会试两场。乡试及会试头场均于文闱揭晓后二日点名入场，会试第二场于文会试揭晓后五日点名入场，如恭遇恩科，亦一体加恩”[40]（卷六十“翻译·翻译乡会试下·历科翻译乡会试中额”，页4471~4472）；翻译科“会试中式后毋庸殿试，礼部奏请赐进士出身，得旨将该进士等造具名册送吏部带领引见”[40]（卷六十“翻译·翻译乡会试下，页4498~4499）。其中翻译科乡试始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翻译科会试则始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此后照文科乡会试之例，亦每三年举行一次，直至光绪末年。据《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统计，自乾隆四年至光绪十二年共曾取翻译科进士252名。[40]（卷六十“翻译·翻译乡会试下·历科翻译乡会试中额”，页4609~4633）目前未见有专门记载清代全部翻译科进士的名录或索引。其中，乾隆年间共开6次翻译科考试，录取宗室、满洲、蒙古、汉军进士99名。《引得》在编纂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时，也按照时间顺序编列了这6科翻译科进士的姓名、籍贯。相比而言，《初集》与《碑录》中都没019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有记载这6科翻译科进士，《索引》虽然也刊载了这6科翻译科进士，但《引得》则于进士题名碑录之末尾“附录三”中，更列表作清代“翻译进士馆选录”，记录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入馆选的翻译科进士，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至今未见之清乾隆以后历科翻译进士的缺憾。即使是建国以后，研究清代翻译科进士的专著依然没有出现，而单篇论文也仅见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王丽的《清代翻译科述论》一文①。其三是有关清末游学毕业进士的考据与刊刻。《引得》根据《宣统政纪》《学部官报》《政治官报》及《东方杂志》等材料编成附录，其中记载了自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国外游学及国内毕业而考授之进士。于学界研究科举制度废除后之余觞，实有莫大之裨益。这一点，不仅是《初集》与《碑录》难以企及，《索引》亦当望而兴叹。据本文对校各书后发现，在4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中，刊载进士姓名、籍贯及科年、甲次出现刊误最少的当属《引得》，这不仅体现了房、杜伉俪学术功力之深厚，亦可见其治学之谨严。但是，由于该书出版于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研究亦遭受沉重打击，其影响反不如前此刊行之《初集》和后此出版的《碑录》《索引》等书。据笔者粗略查找，近10年来曾提及此书的学术论文仅有2篇，即何炳棣的《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91]（页216~221）汪毅夫的《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②。何文利用《引得》统计清代全国及各省进士人数，并以之对全国各进士人数最多地区的府志的记载进行补充。汪文没有直接征引《引得》的材料，它提及《引得》，是转引台湾成功大学黄典权教授考据光绪二年台湾县进士施士洁的甲次问题的论述。更早的利用，则要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笔者认为，在科举研究日益深入拓展的今天，整理并重版《引得》，确实应该被相关的学术出版机构提上议事日程。大陆颇多研究者倡议整理重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不过，从清代进士而言，与其整理重版《索引》，倒不如以《引得》为底本重新出版一部专门的清代进士索引工具书。参见附表：清代翻译科乡会试录取人数一览表。淤东南学术，（）。于20033020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四、《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编纂与目前利用状况《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由朱保炯、谢沛霖合作编著完成的一部进士人名索引工具书。最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10月出版，1998年4月再版①。据该书“前言”称，书中共收入明清两朝进士人物51624人，涉及两朝共201科进士考试。全书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为“进士人名索引”部分，将两朝各科进士按人物名字的四角号码进行编排，每个人物一条，每条依次记载进士姓名、籍贯、中式科份、中式名次，个别人物依不同来源的资料记载，加以简单考证；一为“历科进士题名录”部分，按年代顺序刊载每科进士中式人物，人名刊载顺序系根据其考试名次。《索引》是为《初集》编纂的人名索引工具书。具体所使用的是《初集》哪年的刻本，则不得而知。据该书“前言”称，它是“把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刊行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及其所附刊明代诸科，以《进士题名碑》的拓片、《登科录》、各省方志等校订增补，重行彚辑”[32]（“前言”，页2）而成的。但是，清代各个时期刊刻的《初集》都是以《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命名的，且每部《初集》的序也都止于乾隆十一年钱维城的“题识”。因此，各地图书馆著录该书的卡片或题为“（清）李周望，康熙五十九年”，或题为“（清）钱维城，乾隆十一年”，但内容都超出这两个时间。朱保炯先生是上海图书馆徐汇分馆的工作人员。据查，上海图书馆共藏有3种著录为“（清）李周望”的《清代历科题名碑录》，其中2种是清道光间印本，一种为清同治四年本。这3种书都是《初集》的不同印本，但我们不能肯定朱、谢二先生所据以编纂《索引》的就是这3种《初集》。《索引》最初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工具书来编纂的，其目的是“在于便利明清史的研究者能藉此较为迅捷地检索到这段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人物的史料笔者所见之《索引》有种，其中种出版者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但种题为年版，种则淤32119801题为年初版，年再版。大多数学者参考引用的《索引》均注年版。第三种收录于沈云龙的19791998198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是该丛书的第七十九辑第七八五至七九〇册，其中前册被署名为《明清进5士题名录索引》，后册被署名为《明清历科进士题名录》，出版者为台北文海出版社，年出版。与上11981海古籍出版社的种版本相比，文海出版社影印版书首没有“前言”。2021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之所在”。[32]（“前言”，页1）人们可以根据人物的考中年份，确定进士开始参与当时上层社会活动的主要年份，根据籍贯可以向相应的地方志等资料追索传记。不过，随着科举研究的深入发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也开始突破了编纂者的初衷而更显其重要性。比如通过对该书所记载进士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对比研究明清以来各地文化教育发展的差距，也可以分析两朝不同时期内人才的时间和空间分布，针对其中所揭示的进士籍贯的变化，还可以引入进士与当时社会人口流动的分析研究，针对每个姓氏下进士的数量，可以引入进士与明清家族的分析研究，结合其他的相关资料，可以对进士相互之间的交游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对明清社会史的微观状态有更为细部化、清晰化的了解。相比之下，在4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中，《索引》是被利用最多的一种。据笔者粗略统计，仅近10年中曾参考与提及该书的学术论文就有121篇。简单分类，主要有4种。一是索引编纂研究类，主要是从辞书编纂的角度对《索引》进行研究；二是简单涉及类，即不以《索引》为主要参考资料，只在文中简单引用过《索引》中的某条记载。此类文章的数量最多；三是科举制度研究类，即引《索引》作明清科举制度研究；四是进士群体研究类，即利用《索引》对全国进士的集中记载对各省、各地区进士人数进行统计，主要用以说明古代人才与科举、教育的相互关系。仅仅从文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出《索引》是一部被经常参考和使用的工具书，对相关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广泛的作用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最权威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①的提法。沈登苗对何炳棣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的修正世纪中国，淤..http://www.cc.org.cn/022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第二节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的对校与考订一、四种进士工具书与明清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科举研究先驱者张耀翔、何炳棣等很早就提出了“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①。目前，尽管学界对考查传统社会历史人文地理发展所取角度与评判标准各不相同，或以正史入传人物数量，或以各地儒学、书院数量，或以辞书所载古代专家、学者数量，或以举人数量②，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人所重的人才，考查一个地方经济文化与教育发展水平，进士数量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数据③。用量化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古代社会，在技术操作上与研究现实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研究现实社会我们可以有活生生的研究对象供我们进行观察和访问，而对于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古代社会，我们没有机会亲身接触那时候的研究对象，因此只能采取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古代进士，关键的技术问题在于得到一个记载人数集中、数据准确的样本群。从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淤..199959.夏卫东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林涓明代云南于..2001424~28.文化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异———兼论各类学校与人才数量的相关关系思想战线，（）：.20003126~131.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盂..19994205~226.023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我们对目前文献的了解与掌握来看，各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是我们研究传统社会进士地域与时间分布的极佳的样本采集库。根据书中对进士姓氏、籍贯及中式时间的记载，研究者可以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得出相应的统计数据，从而发现全国及各省进士的时空分布状况，分析其与古代人才在时空分布中的对应关系，藉以说明不同省份、地区、市县的人文盛衰与社会发展的差别。此类研究，目前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在笔者所见的研究论文中，以《索引》等书为样本采集库作进士群体研究的不下十余篇。其中有论及全国进士的，如：陈国生.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学术研究，1998（1）；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冬之卷）；苏全有，李风华.晚清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平原大学学报，2003（3）。有论及某省进士群体的，如：陈国生.清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2）；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别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7（2）；夏卫东.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4）；侯峰，罗朝新.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学术探索，2002（1）；林拓.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3（4）；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也有论及某地区进士群体的，如：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的地域分布与特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王美英.简论清代黄州府的进士.江汉论坛，2002（6）；黄明光.温州古代科举鼎甲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江海学刊，2004（3）。这些文章，我们都可以将它们概括为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论文。从所列举论文的题目，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都选择了极有价值的观察视角，研究者们都力图从这一视角对中国的传统社会进行最客观的研究，作出各种有意义的判断，并提供有说服力的结论。本文最初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拟定为《清代江西进士研究》时，也是希望选用这一观察视角，对清代江西进士进行分析研究，在得出清代江西进士的时空分布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探索进士在清代江西的产生机制，分析清代江西的经济、文化、教育对进士分布的影响，同时024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分析作为传统社会精英人物的进士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反作用于清代江西社会的。为此，除了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来辑录清代江西进士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布的人数统计与分析外，笔者并结合相关地方志及官书、朱卷、家谱、文集等材料，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将每名清代江西进士都逐一作了卡片并输入电脑。自然，这一抄录卡片与输入电脑的过程也成为笔者对校各类文献记载异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4部书中都存在进士姓名与进士籍贯等类刊误。应该说，进士籍贯是4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里最基本的一项刊载内容，自然要求有较高的准确性。进士籍贯的刊误将直接影响研究者相关数据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其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因此，抄录卡片与输入电脑资料的过程使笔者认识到，要以4种明清进士工具书作为样本库来对明清进士群体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相应的文献考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个研究对象的准确的进士群体文献样本。但是，笔者也发现，在150多篇曾经参考和引用过这4种工具书的单篇研究论文中，只有极少数是专门针对其刊误进行探讨的。其中，王兴亚的《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①一文经过详细考证，纠正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所载关于明代开科次数和状元、榜眼、探花人数的一些失误。陈长文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②是迄今所见唯一专门考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有关刊误的公开发表的论文。该文从进士人数、进士姓名和个别注解等3个角度对《索引》中的刊误进行了考察。这两篇文章，都只涉及明代进士部分，且均非集中讨论进士籍贯问题。另外，网络上有一篇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吴宣德先生所撰写的论文《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节录)》③，这篇文章针对学界对明代进士的数量存在各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本为“修正各统计数字而作，并连带涉及其他一些问题”。而在他“连带涉及”到的问题中，就有对《索引》编制刊误的论述。吴文指出，《索引》存在4个方面的刊误：1.《索引》忽略了府一级行中州学刊，（）。淤19904开封教育学院学报，（）。于20012该文及其他相关成果今已出版为盂http://history.zsu.edu.cn/netedu/reference-book/wenxuan/indexf/f14.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年版一书。2009025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政单位，导致一些同名地区的资料无法区分；2.有些人物《索引》未完全编录；3.由于编者判断错误，导致对进士籍贯地的误题；4.由于其他原因而造成的错误。文中所谈到的《索引》的4种刊误，都是有关进士籍贯的，虽然所举以说明的例证都是明代进士，但对说明书中清代进士籍贯刊误问题，亦极有参考之价值。据笔者逐一考据清代江西进士所见，4种进士工具书在进士籍贯方面的刊误主要有5种：1.省际籍贯刊误，包括误外省进士为江西进士及误江西进士为外省进士；2.省内进士籍贯刊误，即将某县进士误作他县进士；3.进士籍贯名称刊误，即该进士所标注之籍贯被误作别字；4.以俗称标注进士籍贯；5.以府（直隶州）级单位标注进士籍贯。此外，《索引》还存在进士人名的误增与失载现象。以一省一代之进士而刊误多至五六种，案例多至数十个，推而广之，则于全国各省明清两代5万余进士中，刊误总数当不在少数。目前，学界仅见的几篇辨误、考订的文章都是围绕朱保炯、谢沛霖的《索引》一书而作的，对《初集》《碑录》和《引得》则至今未见相关论文发表。这并不说明这3种进士工具书就没有错误。事实上，它们同样存在类似的刊误。本文在考查清代江西进士的过程中，对4种明清进士工具书①进行了对校，发现各类刊误在四书中交互存在。从刊载内容的分类来看，这些刊误主要有进士籍贯刊误和进士人名刊误两种。二、四种进士工具书进士籍贯刊误对校与订补4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中有关进士籍贯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作进士籍贯刊误与籍贯刊载失范两种。我们知道，4种明清进士工具书实际上属于明清进士文献记载系统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纸质载体，其中《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和《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都是取材于国子监历科进士题名碑而刊印的线装本文所用的这种进士工具书分别是《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浙师院残本）、《明清历科进士淤4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浙师院残本）中间缺了乾隆十七年到乾隆六十年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最后所载迄于光绪六年题名碑录。026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古籍，而《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则是参校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和方志等文献的记载对某一刻本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进行增校和编制索引的现代出版物。笔者通过对上述4种进士文献的对校，除发现了4种书中存在于清代江西进士的各类刊误的交互现象，还意外发现了《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在清代实际上存在不止一套刻版。本文还对相关进士的籍贯按4种进士工具书刊载明代进士的规范进行了订补。（一）进士籍贯订误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刻版蠡测进士籍贯刊误在4种进士工具书中交互出现的现象，可分为7种类型①。第一种是“四种进士工具书刊误相同”类，即刊误在4种书中都存在。《引得》和《索引》的编纂者在各自的编纂过程中②，除了利用现藏北京孔庙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的拓片及各种方志、会试录、登科录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是其重要的参考材料。《引得》所用的刻本内容迄于同治十年，房兆楹先生称其为《清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89]（“叙例”，页1）当是《初集》的一种印本。《索引》所用的刻本内容不详，朱保炯、谢沛霖称其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刊行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32]（“前言”，页2），其内容当非迄于乾隆十年乙丑科。究竟刊载到哪一科，我们不能确定。从本文对校4种进士工具书后发现它们存在相同的刊误来看，似乎可以认为《引得》和《索引》参考的是根据同一套刻版刷印的不同印本的《初集》。第二种是“《初集》《碑录》有而《引得》《索引》无”类，即某些刊误在《初集》（浙师院残本）和《碑录》中存在，在《引得》和《索引》中则没有发现。我们认为，由于《引得》和《索引》是参考了《初集》某一刻本编纂的，在编纂过程中应该会发现和纠正原书的刊误。因此，我们应该依然可以认为，《引得》和《索引》曾经使用过根据同一套刻版刷印的不同印本的《初集》。参见附表：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对校一览表。淤朱保炯、谢沛霖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前言”里，没有提到曾参考过《引得》；在全书“人于名索引”和“历科进士题名录”的注释中，亦未发现它引用过《引得》。027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不过，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初集》和《碑录》各科进士题名碑录一般都采取省、府、县三级制来著录每名进士的籍贯，《引得》和《索引》则采取省、县二级制。而对校4种进士工具书发现的第二类刊误的大多数情况恰恰是，《初集》（浙师院残本）和《碑录》中发生刊误的地方，正好是该进士籍贯的府一级内容。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引得》和《索引》的作者在编纂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初集》中的此类错误，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认为，是由于《引得》和《索引》编纂体例的变更，即在编纂时略去了进士籍贯的府一级内容，使它们都“碰巧”避免了重蹈原刻本之覆辙而延续其刊误。这一怀疑并非全凭臆断。试举一例：《初集》（浙师院残本）道光十五年第三甲7名：“何庆元，湖北柳州桂阳县人。”[21]（第十二册，页4/1）《碑录》道光十五年第三甲7名：“何庆元，湖北柳州桂阳县人。”[33]（页2439）《引得》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第三甲7名进士：“何庆元，湖北桂阳县。”[89]（页166）《索引》：“何庆元湖北桂阳清道光15/3/7。”[32]（页664）按：上引四书记载中的“湖北柳州府”当作“湖南郴州府”，“湖北桂阳”当作“湖南桂阳”。据缪荃孙（清）《续碑传集》卷十八《翰詹》何俊《漱石先生行状》载：“先生姓何氏，讳庆元，字积之，号漱石。先世本籍江西某郡，宋时有曰玉者，官郴州刺史，其子珪仕因徙家郴之桂阳，遂为桂阳人。……道光辛卯恩科中湖南乡试第三名，乙未登甲科，改翰林院庶吉士。”①对“何庆元”籍贯的三项内容，《初集》（浙师院残本）和《碑录》的刊载出现了两项刊误，即省一级内容将“湖南”误为“湖北”，府一级内容由“郴州府”误为“柳州府”。《引得》和《索引》不著录府一级内容，避免延续府一级内容的刊误，但却依然延续了省一级内容的刊误，这至少可以说明，它们都没有对所参考的《初集》进行更详细考证。第三种是“《索引》有而《初集》《碑录》《引得》无”类。对于这种情况，合理的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九辑第九八三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年影印本。该书为淤.1972影印本，未编注页码。028清代江西进士丛考解释是，由于所收人物总量过于庞大，《索引》在编纂的过程中新制造了一些错误。也就是说，《索引》所据之《初集》没有发生刊误，因此同是据其编纂的《引得》也没有错，而《索引》的编纂者因为一时疏忽，把其所据之《初集》原本对的地方改成错的了。这种解释的前提，是《引得》和《索引》都是参考了根据同一套刻版刷印的不同印本的《初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假想性的解释是，《索引》所据的是与《初集》（浙师院残本）、《碑录》及《引得》所据之《初集》所不同的根据另外一套刻版刷印的《初集》的印本，在这种印本中，我们在《索引》里所发现的错误原本已经存在，也就是说，《索引》只是延续了这种印本的刊误。第四种是“《引得》有而《初集》《碑录》《索引》无”类。与第三种类型对应，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合理解释和一种假想性解释。合理的解释是，与《索引》一样，因为涉及人物数量过于庞大，《引得》的作者在编纂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的错误，但比起《索引》来，《引得》的错误是较少的。假想性的解释是，《引得》所据的是与《初集》（浙师院残本）、《碑录》及《索引》所据之《初集》不同的根据另外一套刻版刷印的《初集》。在这个刻本中，在《引得》发现的错误原本即已存在，《引得》不过是延续了它的错误。第五种是“《引得》《索引》有而《初集》《碑录》无”类。这是一种令人奇怪的发现。因为《引得》和《索引》都是较后编纂、出版的书籍；《碑录》虽然出版于1969年，但属于影印出版，其内容保持未变，因此仍可认为是清末的《初集》印本。《初集》（浙师院残本）的印行时间则不会晚于光绪八年（1882年）。较后出版的书籍中发现了更前出版的底本所未有的刊误，这当然是件奇怪的事情。对此，勉强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涉及人物总量太过庞大，《引得》和《索引》在根据《初集》编纂新书时，制造出了原本没有的错误。这些新生的错误，有的是二书各异的，如第三、第四两类刊误，有的是二书相同的，如第五类刊误。不过，如果这种解释成立，则二书新制造错误的重合率是很高的，即以本文发现的各例来看，第五类刊误超过了相异的第三、第四类刊误的总和。这种高重合率刊误的解释就必须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巧合”的基础上：《引得》和《索引》在编纂过程中都制造了一些错误，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错误很“凑巧”都一模一样。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假想性的解释，也就是在本文第三、第四部分的两种029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假想性解释的综合：《引得》和《索引》都没有制造新错误，而只是延续了原始材料中的老错误。它们所据的《初集》，是内容与《初集》（浙师院残本）和《碑录》有较多不同的另外一种刻本。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二书分别所据的《初集》也各不相同，它们和《初集》（浙师院残本）、《碑录》是各不相同的4种《初集》刻版的印本。第六种是“四书均误，《引得》《索引》同而《初集》《碑录》同”类。这种刊误的交互现象，与第五种现象同样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假如《初集》从来都只有一套刻版，如果不是绝对的巧合的话，我们能够相信《初集》和《碑录》中的这种刊误是一脉相承的，但我们却很难相信在《引得》与《索引》中却都把所据《初集》中的刊误发展成了另外一种刊误。第七种是“四书均误，《引得》《索引》同而《初集》《碑录》异”类。这种刊误，我们仅发现了一处。但这一个例子足以证明，《初集》（浙师院残本）和《碑录》是书名同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不同刻本。这一结论更深层的含义是，在清代，刷印《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刻版最起码有两套。因为在这两部书里发现的这一处不同，说明两部书是不同的刻本，而刻本所反映的，自然是刻版的不同。为此，我们有必要将此一例详细列出：《初集》（浙师院残本）康熙二十七年第三甲66名：“宋朝楠，陕西··巩昌府陇西县人。”[21]（第九册，页47/2）·······《碑录》康熙二十七年第三甲66名：“宋朝楠，陕西南昌府陇西县········人。”[33]（页1648）·《引得》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第三甲66名进士“宋朝楠，陕西陇···西县。”[89]（页43）··《索引》：“宋朝楠陕西陇西清康熙27/3/66。”[32]（页1021）····对“宋朝楠”的刊载，4种进士工具书都有错误。宋朝楠是陇西县人。查《清史稿》，“陇西”为甘肃省巩昌府的附郭县①。据许容、李迪（清）的《甘肃通志》卷三十三《选举志·皇清进士》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载：“宋朝楠，陇西人。佥都御赵尔巽《清史稿》卷六四《地理十一·甘肃》（北京：中华书局，：）：“巩昌府，……领淤19762112~2113厅一，州一，县七。陇西，冲，繁。倚。”030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史。”[103]（页250）因此对宋朝楠的籍贯最准确的记载应该是“甘肃巩昌府陇西县人”。4种书中的记载，“陕西”当作“陕甘”或“甘肃”，“南昌府”当作“巩昌府”。《引得》和《索引》刊载进士籍贯的体例是省、县二级制，因此它们只错了宋朝楠籍贯的省一项内容。《初集》（浙师院残本）和《碑录》刊载进士籍贯的体例是省、府、县三级制，《初集》（浙师院残本）只错了宋朝楠籍贯的省一项内容，《碑录》则错了省、府两项内容。当然，陕西和甘肃是在康熙年间由“陕甘”分作陕西、甘肃二省的①，而直到光绪朝之前，二省的进士录取名额一直并作“陕西”和“陕甘”进行划定②，因此，考虑到行政区划名称的历史延承，宋朝楠康熙二十七年中进士，他的籍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刊载为“陕西省巩昌府陇西县人”。但是，就算如此，《初集》（浙师院残本）中“巩昌府”和《碑录》中“南昌府”的这一处差别，已足以说明它们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刻版刷印的《初集》了。因为假如不是存在两套刻版，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相信，为什么在光绪六年还原本是正确的“陕西巩昌府”到光绪三十年反而错成了“陕西南昌府”？“刻版”“刻本”和“版本”是3个不同的概念。“刻版”是刷印书籍的底版，“刻本”是根据“刻版”刷印的书籍，“版本”则更多表现出版物的出版者、出版地和出版时间。根据同一套“刻版”可以在不同时期刷印出内容相同的书，这些书便相应地被称为初印本、重印本、三印本甚至四印本。根据同一套因时间发展而内容不同或内容有所增加的“刻版”刷印的书，可以称为同一刻本在不同时期的增刻本、续刻本。根据不同“刻版”刷印的书，即使被冠以相同的名字，它们赵尔巽《清史稿》卷六四《地理十·陕西》（北京：中华书局，年：）载：“陕西省：禹贡雍、梁淤19762091之域。明置陕西等处左、右承宣布政使司，并治西安。清初因之，置巡抚，治西安，并置总督，兼辖四川，寻改辖山陕。雍正九年，专辖陕甘，治西安。十三年，复辖四川。乾隆十三年，罢兼辖。十九年，兼甘肃巡抚事。二十四年，改陕甘总督。二十九年，移驻甘肃兰州，遂为定制。康熙二年，析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置甘肃省。”清礼部《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二《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附历科中额名数》（文海出版社影于印版：）载：“光绪二年丙子恩科，取中三百三十九名。……陕西十五名，甘肃九名。……按：陕西、甘1645肃分省取中，自是科始。”在乾隆六十年乙卯科之前，甘肃省会试中额归于“陕西”中，光绪二年之前则归于“陕甘”中。031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也只能是同一书名的不同“刻本”，或者说是不同种书的不同版本。如果两本书“版本”不同，我们并不能即据以推论它们来自不同“刻版”，但如果它们是不同的“刻本”，则它们一定产生自不同的“刻版”。《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存在过两套甚至可能有两套以上的刻版，这在本文最初是不敢相信的，因为它和已有定论是不相容的。1941年，《引得》在北京出版，房兆楹在美国为其作序，序文中叙述了《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在清代的刊刻印行过程：康熙五十九年祭酒李周望录清代各科题名碑而刊之，曰“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并录元明旧碑附刊焉。其书一续于雍正十年，祭酒孙家淦为之序。乾隆十一年祭酒宗室德沛暨新进士钱维城、蒋元益、王际华等再续之，并补刊旧缺明代诸科，及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博学鸿词两科，乃成定本；然书名仍题“初集”。洎后每科新刊题名录即补于乾隆···········本后。版式字样每有不同而书名体例则皆仍旧贯。乾隆以来未经重刊。每刷印全部时除本科题名系新板外，以前各科率用旧板。咸、同间印本之前半部，因板片漫漶，已多有不可辨识处。今则旧板存者极少；咸、同·····而后之印本亦不多见，故光绪朝十三科以及游学毕业考授进士向无全录可稽。[89]（“序”，页1）①序文里的这段话虽然不长，却包含了好几层的意思。第一，解释了“初集”书名的由来。第二，认为乾隆十一年是“初集”续刻的一个转折点。这次续刻之后的历次续刻都只刻新的版片，旧版从来没有重刻过。关于李周望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是否附刊了元朝的进士题名碑录的问题，《增校清朝进淤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未作详论。李周望的《太学进士题名碑录序》说“元明旧碑之在辟雍者，并附录之，备考镜焉”，显然是刊刻了的，但今所见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中并无元朝进士。究竟是原本有而后来刷印时撤出元朝进士题名碑录的版片，还是李周望最初便没有刻制元朝进士的版片，笔者未敢臆断。有条件见到《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各种刻本的研究者，当留心这个问题。032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第三，“初集”在清代有很多的续刻本。但目前基本上找不到光绪朝的续刻本了。房兆楹是最早对“初集”的刻版进行分析研究的前辈学者，其论述有相当的见地。但是，由于他在编纂《引得》时身在异乡，尽管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可供利用，但毕竟只参考了同治七年和同治十年两种印本的“初集”，没有见到更多其他“初集”的印本。当时的科研条件较之和平稳定、交通便利且网络连通世界各地的今天当然也远为不及。本文想对他的论述再作几点补充。首先，李周望的“初集”经雍正十年续刻以后，在乾隆十一年之前还有其他续刻，并形成了“二年一修”和“甲次最高者董其役”的续刻惯例。其次，房兆楹认为“咸、同而后之印本亦不多见，故光绪朝十三科以及游学毕业考授进士向无全录可稽”，这是就他当时所能见到的“初集”而言。其实今天要找寻光绪年间的印本并非万难。后文将要论及的8种“初集”印本，其中有3种就是光绪朝的，而美国夏威夷大学藏光绪三十年本“初集”也正是一种全本的“初集”。再次，乾隆十一年续刻固然补充了此前“初集”所无的明代9科进士名录，并增入了康熙十八年己未博学宏词的名单，确实在刊载体例上对“初集”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此次续刻依然只是加刻了新增内容的版片，原先的内容还是用旧的版片刷印的，乾隆十一年续刻并未取代康熙五十九年的刻版而成为此后续刻的定本。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翻看任何一部“初集”中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博学宏词科名录的页码就可以知道了。该科名录占了2页，分别被编为“一”和“二”，在它前面的页码是“三十四”，后面的页码是“三十五”，[22]（第二册）很明显是将该科的版片硬插到前后版片中间，2种版片不是在同一时间雕刻的。另外，我们发现李氏“初集”原缺的明代9科进士题名碑录的页码是按科年编排，而不是按帝王年号编排，这说明这9科的版片也是硬插到旧的版片里刷印新书的。分析这些页码的排列，我们认为“初集”的刻版不仅是“乾隆以来未经重刊”，而且自康熙五十九年开始就从未重刊过。这套刻版最早的源头不是乾隆十一年，而是在康熙五十九年，直到光绪三十年，这套刻版才算最后刻完，因此它的刻制时间可以认为是经历了185年之久。最后，根据本文前面的考证，“初集”的刻版不止一套，而最少有两套，即《初集》（浙师院残本）的刻版和《碑录》所据以影印的足本《初集》的刻版。但究033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竟哪套是较早的刻版，哪套是后出盗刻的刻版，盗刻版出现于何时何地，或者竟而这两套都是盗刻的刻版，我们现在还无法给予解答。其实清代进士题名录出现多种民间坊刻，在很早就已经如此。据《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五十七《题名·例案》载：乾隆二十六年，礼部会同吏部议准山东布政使崔应阶条奏内称：每科进士名单，系坊间市卖，籍贯、名次传写多讹，恐滋别项弊端。请于殿试后，将金榜知照各省藩司留为案据。[40]（页4351~4352）进士题名录在社会上出现大量坊刻本，因为讹误太多谬种流传而至于被从二品的山东布政使给报告到朝廷，可见当时盗刻风气之盛，而国家明令只有礼部才能刊刻进士登科录的制度则早就被破坏了。这种风气是否在李周望彙刻《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之时就已存在？本文未敢妄加臆断。但在崔应阶向朝廷呈递奏折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后出现“初集”的盗刻本，这应该是非常可能的。除了这两套刻版，清代全国是否还有《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第三、第四套甚至更多套刻版呢？这并非没有可能。正如前文所论，《引得》和《索引》非常可能分别参考了与《初集》（浙师院残本）及《碑录》不同刻本的两种《初集》。只不过，要证明这种假设，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珍藏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初集》拿来逐页对校后才能下结论，否则凭空推测毫无意义。仅仅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和探讨明清进士的研究者也许都没有如此的耐心和精力来从事这项工作。社会史研究所采取的是宏观鸟瞰的视角，而文献考据则太过于微观精细。文献考据追求的是真实准确没有瑕疵，而宏观扫描则允许存在少量的误差。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初集》《碑录》《引得》和《索引》中到底有多少处刊误，这些刊误在全部进士人物中占了多大的比重，它们的存在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及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从笔者对清代江西进士的考据来看，清代江西共有进士1887人①，《索引》中与清代江西进士收录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的共人，据笔者考证，有人是贡士而非淤18881进士，确属清代江西的进士共人。1887034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清代江西有关的进士籍贯刊误有29处，误差率为1.54％。在《碑录》中类似的刊误则达到了45处，误差率为2.38％。这些误差率还仅仅是统计了进士籍贯刊误的计算结果，如果再算入进士人名、科年、甲次的刊误，则误差率将更为可观。这样的误差率对相关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客观性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很难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确实没有发现各种明清进士工具书的籍贯刊误问题，还是明知有误却懒得考据视而不见，出于学术的良知，我们都必须强调，明清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考据工夫不容忽视。本文第一章统计清代全国及江西进士的方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二）进士籍贯订补与明清移民及人才流动的社会史研究4种明清进士工具书刊载进士籍贯都有各自的体例。这些规范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采用三级制或二级制来刊载进士籍贯，这在前文已经论及；第二条是对于双籍进士①，各书均采取互见共存的方式一并刊载。尤其是在《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对明代进士籍贯的刊载尤其如此。对于清代进士，各种进士工具书均很少涉及双籍的刊载问题，几乎所有的进士都只刊载了其户籍而没有刊载其乡贯。如果我们认为各书对明代双籍进士的处理是符合刊载规范的话，那么它们刊载清代进士时所采取的处理就应该属于刊载失范问题了。因此，有必要在相应的研究中对清代双籍进士进行订补。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各书刊载明代和清代进士采取了不一致的处理手法。查阅顾廷龙的《清代朱卷集成》中的进士履历②，并参考清代有关对考生报考填写三代履历的制度规定，我们认为清代考试制度中对考生的户籍与乡贯依然是作了填写要求的。这就是说，清代人在刊刻会试录、登科录、题名碑以及进士题名碑录时，是能够看出该进士是否是双籍进士的。指户籍与乡贯不在同一县或同一县级行政区划中的进士。淤顾廷龙的《清代朱卷集成》成文出版社，年（二三册）：第二十三册“会试朱卷”同治于[1992293~298]壬戌科载：“涂修政，字绍初，号恒甫，……江西南昌府新建县民籍，监生，寄籍云南昆明县，本宗吴氏。”035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本文在查阅各种地方志的过程中，发现了126名外省户籍江西乡贯进士、31名户籍和乡贯不同但都在江西本省的进士，以及5名江西户籍外省乡贯的进士，他们都是类似于明代的双籍进士。正文中依照各书刊载明代进士的规范为他们作了订补。订补双籍进士的意义，除了对各种进士工具书进行体例规范工作，还具备更深远的移民史、社会史研究价值。我们知道，人口迁移在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存在的。而在明清时期，则主要表现为明初政府控制下的全国大移民和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棚民”“走西口”“下关东”等移民活动①。我们认为，各种工具书中所记载的明代双籍进士，都属于各地移民中的社会精英与社会上层人物，如果以这些进士为线索，查找相关文献记载，则可以形成对明代移民及其发展史的更为微观的认识。以明代江西进士为例，在《索引》记载的3022名江西进士中，排除3名外省误入江西的进士，实际与江西有关的进士共计3019名，其中户籍、乡贯均为江西某地进士共2712名，户籍和乡贯在江西不同县的进士共44名，江西户籍、外省乡贯的进士7名，江西乡贯、外省户籍的进士共256名。在这256名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中，从户籍来看，包括湖广48人、直隶46人、江苏29人、河南23人、四川20人、山东19人、云南16人、贵州13人、辽东12人、安徽8人、陕西7人、福建6人、广东5人、广西3人、浙江1人。其中卫籍进士106人，主要分布在南北直隶和辽东诸司。从乡贯来看，吉安府87人：庐陵17人、安福24人、吉水23人、泰和12人、永丰4人、龙泉5人、永新1人、万安1人；南昌府53人：南昌21人、新建6人、进贤7人、丰城17人、奉新1人、宁州1人；临江府32人：清江10人、新淦16人、新喻5人、峡江1人；抚州府25人：临川12人、金溪9人、乐安2人、崇仁1人、宜黄1人；饶州府14人：鄱阳6人、余干3人、浮梁2人、乐平2人、安仁1人；广信府7人：上饶1人、贵溪3人、玉山2人、铅山1人；赣州府6人：赣县4人、兴国2人；瑞州府6人：高安5人、新昌1人；南安府6人：大庾4人、上犹1人、南康1人；九江府6人：德化5人、彭泽1人；建昌府6人：南城3人、南丰3人；袁州府6人：宜春4人、萍乡2人；南康府2人：建昌2人。安福、庐陵、吉水、泰和、南昌、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淤..1993036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丰城、清江、新淦、临川是其中乡贯进士超过了10人的县份。与之相对应的是，江西户籍、外省乡贯的进士仅有7人，其中包括一名信丰户籍、交阯乡贯进士。从这些数字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或更早些时期，赣江中、下游地区是江西省内的文化、经济较发达区，也是向外省移民较多的区域。这段时期内江西移民的主要流向，除了湖广、四川，大部分移向河南、山东、安徽、云南以及贵州、广西一带，而向江苏、北京一带移民的则多属于卫所性质。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与江西户籍外省乡贯进士的悬殊对比，使我们可以认为，明代江西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较大地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①。除了省际双籍进士，《索引》还记载了明代江西的44名省内双籍进士。其中府内双籍进士29人：南昌府14人，吉安府8人，临江府、袁州府、抚州府、建昌府、南康府、南安府共7人；府际双籍进士15人，其中由文化较落后地区迁居文化较先进地区者6人，较平衡地区者3人，文化较先进地区迁居较落后地区者6人。各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对清代进士没有作与明代进士一样的处理。据本文考证，清代江西各方志及其他相关材料中共载有126名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其中湖北34人、贵州21人、云南8人、顺天府8人、四川7人、湖南6人、江苏6人、河南6人、旗籍5人、陕西4人、安徽3人、广东3人、广西3人、浙江3人、山东2人、山西2人、直隶2人、福建1人、甘肃1人、奉天府1人。另外，清代江西还有30名本省户籍本省他县乡贯进士，其中府内迁徙者14人，府际迁徙者16人。从这些双籍进士的乡贯来看，他们多分布于南昌府、吉安府、建昌府、抚州府等人文发达的府份，赣州府、临江府、九江府、瑞州府、饶州府、广信府等府份则相对更少，这与这些府份在江西本省内的科举成绩是相虽然与《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的相关淤1999统计数字差距颇大，但在《对何炳棣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的修正》（《世纪中国》，）中，沈http://www.cc.org.cn/登苗列表显示，按照户籍统计，明代江西进士人数在全国排第二位，按照乡贯进行统计，明代江西乡贯进士在全国占第一位。不过，据吴宣德统计（《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节录》，()http://history.zsu.edu.cn/nete原），明代江西的户籍、乡贯进士均仅列全国第三，排在南直隶和du/reference-book/wenxuan/indexf/f14.htm浙江之后。037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一致的。订补双籍进士的第二层意义在于，通过这些双籍进士，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明清社会史。从进士与人才的角度看，双籍进士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人才的地区流动。虽然双籍进士并非中了进士以后再迁往他地的，但是，中进士毕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到的事情。在单个人中进士的背后，往往有更深层的背景，如家庭的经济状况、文化积淀、道德修养，甚至包括该家族在其所处环境中的政治或社会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成功的进士身后必定有着一个优秀的家庭甚至是一个优秀的家族，而该双籍进士所反映的往往也就是优秀家族与优秀人才的地区流动，而家族的形成、发展与延续则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统计《索引》等明清进士名录、索引，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江西就已经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才迁出省份。256名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与7名外省乡贯江西户籍进士的相互对照，这两个数字无疑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在256名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中，尤其以吉安府、南昌府、临江府、抚州府乡贯的进士最多，4府乡贯的外省户籍进士共占全部外省户籍进士的77％弱，其他9个府则仅占了23％多一些。这说明明代江西的人才输出地主要集中在这4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府份。笔者所考证到的清代外省户籍江西乡贯进士人数是126人，这一数字不到明代同类进士的一半，明显呈下降态势。但是，从进士所在乡贯地看，吉安府、南昌府、抚州府、临江府4府依然是重要的人才输出地。在全部126名外省户籍江西乡贯进士中吉安府41人，南昌府33人，抚州府17人，临江府10人，其中清江县有9人。正文第二章所订补的100多名双籍进士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在相关文献记载中透露了该进士或该进士之祖先迁移外省的原因。但这一小部分进士的文献记载也显示出其他进士迁徙外省的大致情况。有些进士的祖先迁徙到外省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如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熊赐履，他的祖先很早就已经从南昌迁移到孝感。据钱仪吉（清）《碑传集》卷十一《康熙朝宰辅上》孔继涵《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载：“谨案，先生讳赐履，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湖广汉阳府孝感人。世籍南昌。洪武初，有讳邦显者，……占籍湖北德安之038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孝昌邑。”[1]（页579）自洪武初年到清朝初年，熊氏家族迁居孝感已经过了近300年。又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探花王补，他祖先迁居湖南已近百年，但依然和家乡保持联系。据民国《庐陵县志》卷十五《礼典·选举志》（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骆成骧榜载：“王龙文，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除授翰林院编修，改名补。”[254]（页391）同书卷二十《耆献·列传·笃行》载：“王万邦，自其祖庭顺徙籍湖南，遂为湘乡人。……以次子龙文一甲第三名进士，赠翰林院编修。”[254]（页501）又据该志卷首王补《庐陵县志序》载：“补，故庐陵人也。迁籍湖湘者百有余载，徒以邑人不弃，承乏斯役。……岁次庚申仲秋月上浣，邑人王补顿拜叙。”[254]（页1~2）有些进士入籍到外省刚经历了两代。最典型的便是顺治六年（1649年）状元刘子壮、榜眼熊伯龙。据同治《清江县志》卷八《人物志·儒林》载：“刘子壮，字克犹，蛟湖人。世有隐德，子壮幼丧母，父携之客湖广，年弱冠，遂以黄冈籍领崇祯庚午乡荐。……中顺治六年会试，……以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时进贤熊伯龙亦以是科由湖广寓籍及第，二人俱负文名数十年，既科名伯仲，海内并称‘熊刘’，谓为一代景星庆云云。”[180]（页582）又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徐旭龄，他是因为父亲迁居杭州而入籍钱塘。据康熙《钱塘县志》卷十九《人物·名臣》载：“徐旭龄，号敬庵。顺治乙未科进士。授刑部主事。……陟佥都御史。……先世居玉山，父一鸿徙家钱塘，仍授徒故里。”[100]（页391）又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胡定，他是也因为父亲定居而以外省籍中式进士。据周之镛（清）《续刻同治泰和县志》卷十八《列传·正传》载：“胡定，字静园，冻溪人。父游岭海，因占籍保昌。举广东乡试第二名，雍正癸丑成进士。是科，上谕九卿：‘各举所知’。以工部侍郎钱祖镇荐，授翰林。……转兵科给事中。……母老告归，优游雄、泰间，以一子归冻溪继弟后。”[186]（页367）再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周镇南，他是因为父亲到云南做生意而改籍。据同治《高安县志》卷十六《人物志·文苑》载：“周镇南，字树侯，号梅庄，安塘人。父云调商于滇，纳妾生镇南。遂由滇籍应试，连中道光甲午、乙未副榜，丁酉举人。庚子成进士。入翰林，散馆授编修。……年五十卒。”[143]（页417）有些进士入籍外省是从自身开始的。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鄢翼明，他是因为认了继父而入籍他省。据同治《万安县志》卷十《选举志·进士》顺治十二年乙未史大成榜载：“鄢翼明，字在公，石洲人。本姓刘，顺治丁亥大兵经其039清代江西进士丛考地，有鄢参戎爱之，抚为子。入京籍中式，授清河知县。……补福建汀州知府。”[187]（页661）又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丁杰，他属于清代典型的寄籍进士。据同治《临川县志》卷四十三《人物志·文苑》载：“丁杰，号与斋，畲头村人。寄籍云南保山。入庠后回临川，读书谢家兰塾中。家兰爱杰慧敏而诚悫，资其膏火。嘉庆甲子旋滇，领乡荐第一，己巳由庶常官检讨。其为文纡徐曲折，酷似庐陵。与两省士大夫相往来，不分畛域。而待后进尤恳挚，见之者莫不欣然，至比之光风霁月云。擢侍讲，移疾回滇而卒。”[163]（页652）丁杰是外省户籍、江西乡贯进士中与家乡仍有较亲密联系记载的不多人物之一。但也有一些进士入籍外省的时间难以确定。如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解元才，他是明代大学士解缙的后代。据光绪《吉水县志》卷二十八《选举志·进士》顺治三年丙戌傅以渐榜载：“解元才，字孙硕，学士缙十世孙。山西朔州籍。初任山东济阳县。……改池州知府。”[223]（页293）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很难判断解元才入籍山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所有外省户籍江西乡贯进士中，有一些中进士后曾历官江西省内地方官，这表明他们入籍外省已经经过了三代以上的时间。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周璋就曾任官上高知县。据光绪《南昌县志》卷二十一《选举二》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汪应铨榜载：“周璋，荷湖人。上高知县。天门籍。”[232]（页215）又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进士黄鹤鸣，他也曾历官江西贵溪知县，并担任过江西乡试同考官。据同治《新喻县志》卷九《人物志·宦业》载：“黄鹤鸣，字皋闻，云南籍，鹄山人。康熙甲午举人，乙未进士。初授江西贵溪令，充庚子江西乡试同考官。……寻丁外艰，服阕补安徽望江县令。……乾隆四年授江南驿传盐法道，兼江宁巡道事。明年冬闻母讣，奔丧，卒于道。生平重伦纪，笃恩谊，不忘源本。……捐俸助买祭田以垂久远，其于鹄山本支群从，悉与婚聘。”[197]（页347）黄鹤鸣是所有被记载了与家乡有亲密接触的外省户籍江西乡贯进士的典型。本文所查到的清代江西户籍、外省乡贯进士同样比明代同类进士要少。当然，这应该和笔者所查阅的主要是方志材料有关。作为地方志，修纂者一般多突出本地的光荣人物，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将已经迁移到外省的本县乡贯进士也算作本地进士，比如同治《清江县志》刊录顺治六年（1649年）状元刘子壮，光绪《南昌县志》刊录康熙朝著名大臣熊赐履兄弟。但对于本地户籍、外省乡贯的040清代江西进士丛考进士，则各方志并不注明其乡贯。典型的事例是南康县号称“西江四戴”的戴衢亨家族，他们本来是安徽休宁乡贯，但同治《南康县志》均未对此有说明①。《光绪江西通志·选举志》其实反映了与此性质类似的问题。虽然由于方志材料的记载可能会使本文对清代江西乡贯外省户籍进士及江西户籍外省乡贯进士的统计数字有所偏差，但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江西无疑是全国非常重要的人才输出省份。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更具体的有关明清全国各省双籍进士的数据，则可以从中得出明清全国人才流动的基本状况，从而揭示出历史的规律。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对双籍进士进行订补时，使用了“□□籍□□人”的表述形式。在这一表述中，“籍”是指“户籍”，即该进士当下的居住地址，而“人”则是指“乡贯”，是该进士的原籍所在地。这与本文所引用的某些文献的表述以及今人对籍贯的习惯表述与理解可能有所不同。三、四种进士工具书进士人名刊误对校与订补在对校4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各书在进士人名刊载方面也经常出现刊误。大致分类，又有进士人名书写错误和进士人名刊载失范两大类。（一）进士人名订误与清代进士题名录的阶段演进进士人名刊载错误，是指因进士姓名的字形、读音与其他汉字较为相似，因而被错刻成了该字。这种刊误，在各种明清进士工具书中比较常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4种进士名录、索引中所存在的进士人名刊误（事实上也包括进士籍贯刊误），可能出现在清代进士名录面世的不同阶段。清代进士名录出现的第一阶段，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研究清代进士的最道光《休宁县志》卷九《选举志·进士》（《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版：）载：“乾隆二十二年淤153~154丁丑蔡以台榜：戴第元，隆阜人。大庾籍。……乾隆四十年乙未吴锡龄榜：戴均元，字可亭，隆阜人。江西籍。……戴心亨，字石士，隆阜人。江西籍。……乾隆四十三年戴衢亨榜：戴衢亨，字莲士，隆阜人。江西籍。”查该志各列传中未见“四戴”传记。041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优先使用材料，是会试题名录、殿试登科录和殿试小金榜。清代乡、会试后例有题名录，殿试后则有登科录，进呈皇帝御览的殿试登科录称为殿试小金榜。据《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五十五《殿试·殿试读卷》载：“（四月二十一日）诸贡士对策毕，受卷、弥封等官俱于中左门下收卷、弥封毕，盛入卷箱，交收掌官送读卷大臣公阅。二十二、二十三等日读卷大臣阅卷毕，拟定前列十卷，于二十四日黎明进呈，钦定后，吏部、礼部司官预传前十卷贡士，由读卷大臣带领引见，恭候钦定甲第名次。读卷大臣将原卷捧至红本房，前三卷填写一甲第几名，后七卷填写二甲第几名，交内阁列入金榜。二十五日升殿传胪。”[39]（页4219~4220）阅卷大臣在内阁共同完成的榜文共有三种，即大金榜、小金榜和三传折子。小金榜进呈皇帝御览，大金榜用“皇帝之宝”后，于传胪日张挂于长安左门外，三日后由礼部缴送内阁收贮，三传折子由鸿胪寺赴内阁领去，次日传胪用以唱名。[93]（页248）进士“登科录”产生于殿试之后，其具体过程或流程相关典籍均无记载。进士“登科录”和会试“题名录”的产生过程基本相近①。会试“题名录”是在顺天贡院里和会试揭晓榜文一起产生的。内帘考官阅卷后，取中各卷例为朱卷。根据朱卷编号，列为一榜，叫做“草榜”。外帘的监临、提调等官员随即被请进内帘阅卷处，按草榜编号，调集与朱卷相对应的墨卷，公同拆开弥封。每拆一份墨卷，就由副考官在朱卷上填写姓名，主考官在墨卷上填写名次。负责写榜的书吏随即根据墨卷上考生所填写的内容，大声读出考生的姓名、籍贯、出身、现任职或官衔，由专人填写在榜上②。依据榜文，由考官在先一日由礼部送来的题本上依次填写取中各人，是为会试题名录。会试题名录题本由兵部派官军护送交内阁呈递皇帝御览，榜文则随即送至礼部张挂。除了进呈皇帝的一份，会试题名录《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四十七《试录登科录·现行事例》（文海出版社影印版：）载：“殿试后，淤3247礼部将钦命策题及一甲三名进士对策并诸进士籍贯、履历按其甲第名次，刊刻登科录，照会试录例题进。”清代会试、殿试写榜情形，未见相关文献记载，但有两则有关乡试写榜的史料却可供参考。今摘于录其一。据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文海出版社影印版：）载：“同治甲子山东乡试，榜元为王85善泽。（书榜例自第六名写起，故第六名曰榜元，全榜书竟，再由第五名起逆填。）其父藩署礼房书吏也。每秋试题榜，父子恒偕入司缮写之役。王前已拔贡朝考用知县，以父命未赴。是科出场后，复随父入贡院书榜，首即自书己名，一时传为佳话。房师王云桥为作‘乔柯毓秀’图，题咏者甚多。或曰：其父执笔，骤见己子之名，笑不可抑，自喜极手颤，不能作书，乃由善泽书之。此与《随园诗话》所记江西写榜吏陈巨儒书武乡试榜，解元即其孙腾蛟，掀髯一笑，笔堕于地，正相若。”042清代江西进士丛考还缮写副本，送各衙门参阅。礼部负有磨勘题名录的职责①。进士登科录的产生及进呈皇帝御览遵照会试题名录之例进行。进士“登科录”中会不会出现进士人名缮写的错误呢？进士登科录产生的程序中，主考官书名于朱卷、书吏读名、写榜、缮写登科录，虽然监督者甚众，但并不能保证不会出错。根据缮写本登科录刊刻印行的进士“登科录”是进士题名录的第二阶段，也是研究清代进士的次优先使用材料。清代科举制度规定，在考场里是不允许刊刻会试题名录的，只有到了礼部衙门，才准刊刻，否则将予以处罚②。除了可能存在的私人坊刻印本，清代礼部是唯一有权刊刻会试题名录和进士登科录的国家机关。从殿试传胪到新进士孔庙释褐，其间相隔了5天③，礼部有充裕的时间完成新科进士登科录的校对和刊刻。由于从缮写本到刻本之间存在一个刻制版片的过程，进士人名辗转出错的机会并非完全没有④。礼部（清）《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四十四《揭晓·进呈题名录·现行事例》（文海出版社影印版：淤）载：“会试进呈题名录，礼部预备题本，派司官一员，于前一日五鼓送至龙门伺候，预劄钦天监，派3094官备时辰香入场伺候，届时考官将题名录拜发，交所派司官恭进内阁（谨按：历科均改题为奏，司员赴奏事处恭递），并将缮写副本送部以凭磨勘。”礼部（清）《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四十四《揭晓·进呈题名录·例案》（文海出版社影印版：）于3095载：“顺治十五年题准，不许场内刊刻录条，只许缮写进呈。出至衙门，方许刻录。如有盗录飞报，在内五城御史，在外抚按及地方官，严拿重究，被索之家，许首告。”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载，清代殿试时间定为会试年的旧历四月二十五日，朝考定为四月盂二十八日，而孔庙释褐的时间则是五月一日。④有两则地方进呈乡试题名录的例子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殿试登科录的参照。《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四十四《揭晓·进呈题名录·例案》（文海出版社影印版：）载：“道光十一年奉上谕，魏元烺奏3104~3105中式举人名字填写错误一摺。福建第十四名举人‘叶漱芳’，前经礼部奏称，该省朱墨卷均系‘叶漱芬’，题名录与朱墨卷不符，请旨饬查更正。兹据该抚查明，详检红号簿及点名册，并无叶漱芳士子进场，实系‘芬’、‘芳’二字缮写舛错，例有处分。著一并查明分别办理。”同书同卷（文海出版社影印版：）3082~3086还载有：“光绪八年奏准：本年顺天乡试揭晓后，准顺天府将中式朱墨卷暨题名录副本移送到部。臣部照例预备覆试试卷，按题名录填写姓名，并与墨卷逐名覆对。内有第一百二十八名墨卷，系‘朱赞廷’，题名录暨朱卷卷面均作‘朱赞’。查墨卷卷面系该生亲笔填写，题名录、朱卷漏写‘廷’字自系错误，应即请旨更正。再查科场条例内开乡试填榜，副考官于朱卷上填写姓名，正考官于墨卷上填写名次等语，今朱赞廷朱卷，考官漏写‘廷’字，该管各官于题名录亦未能查出，应一并请旨饬下顺天府查明考官笔迹，同该管各官职名，送吏部分别议处。……应请将副考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乌拉喜崇阿照填写卷面违式将一级调用例上减等议，以降一级留任。未能查出之正考官礼部尚书徐桐、副考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工部侍郎孙家鼐，均照失于查察例，各议以罚俸一年，至题名录未能查出之该管官，汉监临顺天府府尹周家楣亦照失于查察例，议以罚俸一年。以上降留罚俸各处分，俱系公罪，例准抵消等因奉旨均著准其抵消。”这两条记载说明，即使在有严格处罚措施的情况下，各省乡试题名录依然可能出现姓名刻写的错误。“殿试登科录”的查勘虽然更为严格，但亦难免不会发生错讹。043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由礼部题请、工部拨款、国子监负责刻碑立石的清代历科“进士题名碑”是清代进士题名录的第三阶段。清顺治、康熙年间，进士题名碑大体分民建与官建两种。自雍正以后，官建进士题名碑的制度得到了顺利执行。进士题名碑是由国子监负责修建的，其具体承办人，各种清代典章制度书籍都没有记载。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①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负责立碑的官员是“学部国子丞衙门典簿景格、哈卜齐显、高文彬”[43]（“殿试题名碑照片说明（三十二）”，页114）。其时国子监已被裁，它的职责改归学部国子丞履行。据荣宝斋《光绪戊申春夏两季爵秩全览》载，光绪三十年负责立碑的三人均为“国子丞衙门”官员，其中景格是“典簿厅典簿”，满洲正白旗人，己丑举人；哈卜齐显是“典籍厅典籍”，满洲厢黄旗人，戊子举人；高文彬也是“典籍厅典籍”，浙江山阴县人，监生。[17]（页270）据《钦定吏部则例官阶品级》载，国子监（丞）典簿的官品是从八品，典籍的官品是从九品，都属于低级下僚。[17]（页9~16）从光绪三十年修建进士题名碑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知，清代历科官建进士题名碑都是由国子监典簿厅、典籍厅负责修建的。典簿厅和典籍厅的职责是“典簿掌章奏文移。典籍掌书籍碑版”[77]（卷一一五“职官二”，页3319）。“典簿，……凡钱粮之咨领于户部者，……曰中式举人旗匾、新进士题名碑银”，“典籍，掌本监书籍、碑石、版刻”。[37]（页652、页653）修建题名碑，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国子监负责立碑，刻碑的资金来自工部拨款，刻碑的底稿则由礼部提供。刻碑的过程中，又有一个辗转抄录、刻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也可能发生进士人名或籍贯的刊误。根据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清人又编纂了“历科进士题名录”，成书的形式是《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雍正年间，由各科甲第最高者负责刊印《初集》的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在此后得到了执行。康熙五十九年《初集》的刻版是此后180年间历次《初集》的祖版，因为它后来的各种《初集》的版刻都只在此年版刻之后每年增刻新科进士题名碑录的版片，新旧版片共同刷印新书。康熙五十九年至光绪三十年间究竟出现过多少种《初集》？目前全国各地究竟保留了多少种①据该书记载，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光绪三十年甲辰两科的进士题名碑是由各进士捐资修建的。虽然资金来自民捐，而具体负责修建的机构则依然是国子监的相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