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大众医学史
作者：孟君，张大庆
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8
ISBN：978-7-5331-7661-7
《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郭书春
编　委　（按姓名拼音为序）
白　欣　柏　芸　曹幸穗　陈宝国
郭书春　刘　珂　刘树勇　刘献军
茅　昱　孟　君　潘丽云　沈玉枝
史晓雷　王玉民　韦中燊　邢声远
颜宜葳　杨　静　游战洪　张大庆
赵翰生　周嘉华　周文臣
序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科学使人深刻。科学技术史图书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举数得的精神食粮，而科学技术史的普及读物对社会的影响常常比专著还要大。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不仅有利于掌握知识，更有利于认识科技发展的规律，学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方法，提高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素质。因此，向读者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史普及读物，是科学技术史学者和出版机构责无旁贷的使命。
为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史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培养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良好素质，学术界有必要撰写系统阐述科学技术不同学科发展历史的普及读物。为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定合作撰写、出版一套《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该课题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本丛书展现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科学技术专家的生平、科学活动和科学思想，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反映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文思想演进的关系。本丛书力求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可读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科学准确地表述各学科史的内容，并尽可能汲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各册所述内容必须是学术界公认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学术界尚有争论的内容，或者以一家为主、兼及别家，或者并列诸家之说。主要学术观点力求有原始文献或转引自权威著作的文献作依据，避免粗制滥造、以讹传讹。
所谓系统性一方面指在书目设置上既有基础学科，又有应用学科，覆盖数学、物理学、化学化工、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医学、农学、建筑、机械技术、纺织技术、军事技术等科学技术史的各个主要分支学科；另一方面指每一学科的篇章设置能够涵盖该学科的重要成就、著作和科学家、重大事件和科学技术机构等，要使读者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该学科由低到高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特点。
所谓通俗可读性就是既要使用规范的汉语语言和标准汉字，又要做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在确保科学性的同时，要尽量采用便于大众理解的表述方式，并对历史上出现的、今天已经不再使用的重要术语用现代术语加以解释。
我们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通过本丛书既可以领略科学技术的严谨，又能理解它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激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树立钻研科学技术的志向。
本丛书各分册的作者都是科学技术史学科有较深造诣的专家，有的是学科的领军人物，有的是成绩突出的中青年骨干。当然，任何工作都是阶段性的，每位学者的知识都有局限性，即使是术有专攻的专家也不例外，因此本丛书也可能有明显的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们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正。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柏春
前言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是由疾病、病人和医生三者所构成。一般而言，追溯医学的历史也是大致沿循这三条路径。不过，考察患病的感知、病痛的经历、就医的方式颇为复杂，故而重点落在了疾病与医生方面，这也与人们坚持人类社会发展与医学技术进步的信念密切相关。20世纪中期，随着医学社会史的兴起，对病人问题的历史研究列入医学史家的计划中，医疗保健制度和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与演化也日益受到关注。与此同时，医学史的编撰取向更加多元，从不同的维度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医学理论、诊疗技术、保健服务的内容，从而拓宽了人们观察医学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丰富了人们对医学的本质与价值的理解。
作为一本医学简史，本书不可能囊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医学重大事件，只是勾勒了一幅在人类与疾病较量的过程中，医学观念和医疗保健活动的演化图景。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疾病的论述，作者首先简要地描述了人类疾病的变迁，即从人类疾病的考古学发现到当代社会疾病的全球化影响；考察了瘟疫、环境、食物、工业化等在人类疾病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讨论了疾病观念的演进，作者通过回顾古代的自然哲学疾病观、近代机械论疾病观、现代生物病原理论以及当代疾病的基因理论、疾病的心身关系等，呈现了人类探究疾病原因与机理的思想轨迹。在第二部分，作者从诊断技术、药物、外科的发展和中医针灸四个方面，简略回顾了中外医疗技术的发展历程。在最后一部分，作者着重讲述了医事制度的建立、医院的创办与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演化以及医疗保健制度的创建。近代以来，医疗保健不再局限于病人与医生之间，医疗服务已成为了社会的一种公共生活，这种变化不仅来自于人们对疾病原因与机制认识的深化，而且也来自于对医疗活动性质与价值的反思。全书穿插介绍古今著名医学家的生平事迹，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医学的发展历程。
由于本书按主题编排，对医学思想、医学技术、医疗保健制度的发展与变化中的逻辑联系和整体把握稍显不足。此外，本书中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相互穿插，交替出现。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医学以及各种非正统的医疗是人类保健中始终活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解人类病痛具有独特的价值，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仅简略介绍了部分传统医学的内容，略去了诸如顺势疗法、整骨术、水疗、瑜伽术、自然疗法等非正统医学的历史，这些内容都需要由专著论述。本书撰写的着重点自然表达了作者的偏好，也难免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著者
上篇
疾病与疾病观
自人类起源开始，疾病亦伴随出现。随着人类迁徙和活动的增加，疾病的种类和形式也不断变化着，甚至可以说，人类与疾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随着科学知识的逐渐积累，人们的疾病观念也由最初的鬼神致病，发展到了自然学科的领域。人类史也就是一部疾病史。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类疾病的变迁和疾病观念的转变，还可以了解人类实践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一、疾病的变迁
（一）人类疾病的起源
疾病起于何时？史前人类究竟有没有疾病的问题？是否存在着古书上传说的人类不受疾病的侵袭而颐享天年的一个极乐时期？是否如《黄帝内经》所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数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做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文明以及文明导致的疾病出现之前，人类的各种疾病都没有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有关的骨骼和考古遗迹中做出有根据的推测。考古学家和古病理学家通过研究史前人类的遗骸，尤其是检验人类骨骼，来搜求疾病的遗迹。
从考古发掘的人骨化石上（图1-1），大多可见到伤痕，其中有些是动物啮伤或器物击伤的痕迹。在化石上发现最多的疾病有骨质增生、骨膜炎、骨折、佝偻病等多种骨病。例如，由于物质资源有限，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发生争斗和冲突，早期遗址出土的秘鲁人的颅骨通常有十几处压迫性骨折，明显是由于投掷的作为武器的石头所致。欧洲和美洲考古学家也发现有箭头嵌在脊椎骨和四肢骨中。当然也有因意外造成的疾病，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墓葬中，尸骨通常有腿部骨折，大多数仅仅是腓骨骨折，这种情形应该是在被绊倒后脚扭伤造成的，同时，在腕关节2.5厘米以上的手臂出现的骨折也可以支持这种解释，因为这通常是手臂外展向前摔倒造成的。
图1-1　化石上发现的骨病
我国考古学家发现，河姆渡人中有很多患腰椎病和骨质增生症，口腔疾病如龋齿、齿槽脓肿等也较多见。此外，原始人的孕产疾病也较多见，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中，有一具是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中的胎儿化石；甘肃永靖大河庄原始社会遗址墓葬中，也发现有因难产而使母婴俱丧的证据。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原始人的寿命是很短的，很多儿童未成年便夭折。在许多原始墓葬中，小儿遗骨均占有较高的比例。
人类作为狩猎者和采集者至少已有450万年的历史。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的祖先们身处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也面临着疾病的威胁，老弱病残首当其冲。还有因茹毛饮血、饥不择食而引起的食物中毒、肠胃病，以及人类因以动物为食或与动物接触被感染而导致的许多人兽共患病，如旋毛虫病、非洲睡眠病、兔热病、疟疾、血吸虫病以及钩端螺旋体病等。此外，还有一些是由与人类共同进化的生物体而引起的疾病，如肠道寄生虫、体虱以及沙门氏菌与密螺旋体所致的雅司病和梅毒。根据研究，因古代病原体和环境因素的种类比现代社会的种类要少，有些疾病在史前时期是不存在的，如麻疹、风疹、天花、流行性腮腺炎、霍乱和水痘等，也就是说，当时人类疾病的种类相对较少。但这并不代表古人会比现代人更加健康，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探寻疾病的踪迹。例如，古埃及人为防止尸体腐烂而用独特的方法制作木乃伊，这使得尸体中许多易腐的组织能留存至今。从现存的木乃伊身上，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如天花、埃及血吸虫、风湿性关节炎、脊椎结核、软骨病、骨折、膀胱和肾结石以及动脉硬化等疾病的痕迹，其中最早描述的动脉硬化是在埃及国王迈尔奈普塔（Mernep-tah，公元前1236—前1223年在位）的主动脉中发现的。另外，从骨骼和雕像中发现了身材矮小、软骨发育不全和呆小症的证据，甚至还发现了无脑木乃伊，以及先天性畸形足（马蹄内翻足）。在埃及女性木乃伊身上，还发现了膀胱阴道瘘、难产、生殖器脱垂留下的痕迹。人们还可以从古代艺术品的遗存中发现疾病的记录，如在古埃及的壁画上，绘有典型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图画（图1-2），我们可以推测，这种疾病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图1-2　古埃及壁画上的脊髓灰质炎患者
因此，我们可以说疾病出现的年代同人类生命一样古老。随着人类的进化、时间的推移，疾病谱也在不断更新变化。
（二）环境与疾病
原始人从他们在非洲的古老家园开始，先是扩张到亚洲的热带地区，此后逐渐进入到温带地区，并延续着他们这种辗转迁移的生活方式。大约4万年前，人类进入狩猎和采集时代，约在1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了较大变化。人类学会了驯养动物，开始食用肉类、奶类、蛋类，利用兽皮御寒，但也因此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机会。
许多疾病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有些地区的环境有益于健康，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境可能危害健康。不同的自然环境易于引发的疾病各不相同，例如，在濒临撒哈拉沙漠的埃及，人们受风沙影响而易患眼病，热带雨林地区多发疟疾、黄热病、霍乱以及其他各种致命性疾病，而阿尔卑斯高原地区常常流行甲状腺肿病。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观察到，生活在温带草原地区的大月氏人，因春天长、空气潮湿、日常多雾，导致肥胖而体弱，妇女不易生育。
当人类从漫长的漂泊和迁居中驻足定居下来，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变为养殖与农耕后，生活环境也随之改变了。随着农业文明的进程，人类与驯化动物、家禽的接触更加密切，扩大了微生物、寄生虫的传播机会，为动物的病原体进入人体创造了机会与途径。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McNeill）指出，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有50种，与绵羊和山羊共有的有46种，与猪共有的有42种，与马共有的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有26种。永久性定居也吸引了传播疾病的蚊虫和其他吸血类的昆虫，蚊虫携带的病菌落在食物上会导致人罹患各种腹泻性疾病。寄居于人体皮肤和衣物上的蚤和虱可引起瘙痒性疾病，而蛔虫、钩虫以及其他各类寄生虫则进入体内寄生，损害身体的健康。农业生产本身也引发一些疾病的流行，例如，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特别是在水稻栽培区生长的血吸虫，能够钻入涉水劳作的稻农皮肤并进入人体，导致人体虚弱无力、腹部水肿，并可致命。该疾病存在的证据已经在一位3000年以前的古埃及木乃伊的肾脏中发现。我国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的体内也发现了血吸虫存在的证据（图1-3）。
图1-3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复原像与显微镜下的血吸虫尾蚴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使较小的村落发展成较大的集居地——城镇。约在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现了有5万人口规模的城镇。在印度河谷地带也出现了人口较多的城市。公元前1600年，中国的商代建立了规模较大的都城。不过，早期的城镇卫生状况恶劣，这些地方实际上成为了人类疾病病原体的天堂。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在亚洲和欧洲，天花、白喉、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以及大量其他疾病迅速地在人类之间传播。1854年约翰·斯诺医生调查伦敦的霍乱流行情况，通过研究霍乱患者的日常生活情况，发现霍乱的发生与饮用不清洁的水有关。疾病的流行不仅危及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而且也影响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图1-4），1813年生于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1858年卒于英国伦敦。斯诺自幼求知欲强，聪明勤奋。幼时他最喜爱数学和自然历史，14岁随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朗顿的全科医生威廉·哈德卡斯做学徒，历时6年。1836年10月他进入伦敦大温德弥尔街的亨特学院接受正式的医疗教育，次年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医院从事临床工作，1838年成为皇家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并得到药剂师协会的开业证书，成为具有执照的全科医生。此后，诺斯进入伦敦大学学习，1843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1844年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50年通过考核，当选皇家内科医师协会会员，并获得内科的开业资格。斯诺相信病原细菌理论，而不相信疾病是通过“瘴气”或有害气体传播的。他提出霍乱是由某种生物引起的，通过污染的水源传播。1848年伦敦流行病期间，斯诺对霍乱的传播进行了研究，并著有《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于1849年8月29日出版。此后，斯诺开始研究1854年8月布罗德大街发生的霍乱，并绘制了著名的霍乱暴发示意图——“霍乱地图”，地图上显示患者的分布指向布罗德大街的一个抽水泵，而这个抽水泵靠近污水管，附近的居民都从这里取水。斯诺提出拆掉抽水泵的把手，不再饮用这个水泵下面的井水，自此阻止了霍乱的流行，病例也逐渐减少，挽救了几千人的生命。因此，1855年斯诺当选为伦敦医学会的会长。斯诺通过空间统计学的方法找到传染源，关于霍乱是通过水传播的研究是当时研究霍乱的一大进步，直至1884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才发现了霍乱的致病毒素是霍乱杆菌。此外，斯诺还是英国最早的麻醉师。1846年，乙醚作为一种麻醉剂被引入英国，斯诺立刻进行试验并为该药的临床使用发明相应的装置，临床演示成功后得到了推广应用。1847年，斯诺为氯仿麻醉剂的使用研制了新设备。斯诺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1853年和1857年，女王生她的两个孩子里奥波特王子和比阿特丽斯公主时，斯诺将氯仿用于减轻女王的分娩镇痛，此后麻醉剂的使用才逐渐被认可。斯诺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和禁酒主义者，烟酒不沾，热爱运动，终身未婚。45岁时，他不幸患上中风，1858年在写《氯仿和其他麻醉剂》时中风发作而去世，葬于布朗普顿公墓。2003年英国曾进行了一次关于评选历史上最伟大医生的民众调查，斯诺高居榜首，被评为“最伟大的医生”，素有“西方医学之父”之称的希波克拉底则屈居第二。约翰·斯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全科医生，他首次提出预防霍乱的措施，对于防止19世纪英国恐怖霍乱的蔓延具有重大贡献，因此，他被尊称为“流行病学之父”。
图1-4　约翰·斯诺与纪念勋章
（三）瘟疫时代
瘟疫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实际上，传染病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古希腊由盛而衰、古罗马帝国的瓦解与流行病的肆虐无不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
雅典的衰落
古代希腊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前449年的希波战争，第二次是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图1-5）。希波战争，希腊人击退了波斯的侵略，打通了黑海沿岸的道路，在那里取得了原料、奴隶和市场，是希腊奴隶社会繁荣发展的阶段。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成为了希腊历史的转折点，希腊奴隶社会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这次战争期间，雅典几度遭到瘟疫的袭击。在这场瘟疫中，1/4的雅典军队的官兵因染病身亡，连当时的执政官伯里克利也不能幸免。疫病还沿着军队所到之处蔓延扩散。
图1-5　伯里克利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图1-6）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于公元前430年也被瘟疫感染，但幸存了下来，他亲身经历了雅典瘟疫（图1-7），并这样描述：“有人因为疏忽而死亡；有些人，虽然尽力医疗，也死亡了。可以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公认的医疗方法：对某些人是有效的，对另外一些人是有害的。那些生来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比身体衰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强者和弱者同样因这种疾病而死亡，即使是那些接受最好医疗的人，一旦染病结局也是一样。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罹患这种疾病时，即陷于绝望中。因此，他马上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这样屈服了，就丧失了一切抵抗的力量。由于看护别人而染上疾病的人，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着，这种情景也是可怕的。真的，这样死亡的，比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而死亡的更多。因为人们害怕去看病，病人即因无人照顾而死亡；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原因，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这是雅典所遭受的灾难；真的，当时的日子是艰苦的，因为城内的人们在死亡。”这场瘟疫开始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经埃及、利比亚和波斯传至希腊，在希腊持续了4年，使雅典等居民较多的城镇人口锐减25%以上。瘟疫的侵袭削弱了雅典军队的战斗力，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延续长达30年，最后以雅典的失败告终。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也随之逐渐失去了光泽。最初在临近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发现了瘟疫患者，此后疫情蔓延至整个雅典，随着因病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雅典人才意识到一场新瘟疫降临了。修昔底德描述了瘟疫的症状：“身体强壮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侵袭，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体内的部位，如喉咙或舌头充血并散发出恶臭，紧跟这些症状出现的是打喷嚏和声音变得粗哑，接着症状很快蔓延到胸部，引起剧烈的咳嗽。……他们多半因为体内高热而死亡。即使病人能够度过这个危险时期，他们的肠胃也会产生强烈的溃烂和不可控制的腹泻，从而引起衰弱，最终多半也会死亡。”这场瘟疫连同狗和其他家畜都无法幸免。现代医史学家很难确定那次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因为从相关记录中提到的发热、出疹、咳嗽等症状是许多流行病的共同特征，故学者们推测鼠疫、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甚至梅毒以及麦角中毒都有可能。但无论是哪种疾病，结果都是一样的，即瘟疫瓦解了古希腊人所推崇的自然治愈力，而且也使雅典的国势从此江河日下。
图1-6　修昔底德
图1-7　雅典瘟疫
另外，有一种说法，在瘟疫流行时期，在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有一位御医，即古希腊伟大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只身前往雅典，试图寻找到抵御瘟疫的办法。他发现全城只有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没有染上瘟疫，故而推测大火或许能制止瘟疫的流行，随后号召全城各处燃起了火堆。炙热的火堆在海风中熊熊燃烧，浓浓的烟雾在城中四处飘散，疫情随之逐渐缓解。《希波克拉底格言》并记录：“用药治不了的病，手术刀可以做到；手术刀治不了的，火可以治疗；而火治不了的，那就一定没治了。”后来学者认为火与浓烟在某种程度上对城区起到了客观上的分割作用，对空气也可能有消毒净化作用。因此，有些人把希波克拉底视为雅典的大功臣。当然，这还有待于考证。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前460—前377，图1-8），希腊医学家，欧洲医学奠基人，“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医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母亲是产婆。他自幼学医，青年时期开始游历行医。他首次提出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疾病的原因及其治疗和干预方法是可知的，应该予以严肃认真的研究，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科学治疗疾病的基础。他提出了医疗三因素：疾病、病人和医师，改变了当时医学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观念。他提出了著名的“体液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四种体液，即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得人体有不同的体质，这个学说统治西方医学理论达2000年之久。希波克拉底创立了最早的公共卫生调查，研究痛风患者的个人习惯、体温、心率、呼吸以及其他生理症状。他呼吁重视疾病和健康的心理因素，并认为最好的医生还应该预见疾病的预后，相信人体有自愈的潜力，大自然同样具有治疗疾病的力量，“人间最好的医生乃是阳光、空气和运动”，他还认为“我们应以食物为药，饮食是首选的医疗方式”，这些观点至今仍然适用。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于1948年经世界医学会修改，定名为《日内瓦宣言》，后来通过决议，将它作为国际医学界普遍遵守的道德典范。
图1-8　希波克拉底
罗马帝国的崩溃
古代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其实力只有中国的大汉王朝可与之相比。然而在2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突然衰落下来，出现了严重危机，至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开始走向灭亡。很多研究者发现，罗马帝国瓦解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受到多次瘟疫的打击。而瘟疫又往往伴随着地震、火山爆发、蝗灾等自然灾害袭击人类。据记载，从公元初到公元6世纪，有5次大的疾病流行。
第一次是在公元79年维苏维火山爆发之后出现的瘟疫，因病而死的达每日万人。
第二次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发生在公元125年的一次蝗灾之后。
第三次是发生在公元164年至180年间，被称为安东尼努斯大疫或盖伦大疫，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公元164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图1-9）派遣大军镇压东部犹太人发动的叛乱，军队在当地感染了瘟疫，死伤众多，战争历经两年结束。待军队凯旋时，带给罗马的不仅有胜利的喜悦，还有可怕的瘟疫，很快瘟疫蔓延全国，每日有数千人死亡。据盖伦记载，凡染上瘟疫的人，其起初的症状是发高热，嘴和咽喉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患者大多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是化了脓的，但很多病人在出疹前就死了。整个罗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恐慌之中，而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未能幸免，并因此送命，整个罗马帝国本土有20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1/3）的人口死亡。这次瘟疫无疑给日益衰退的罗马帝国一次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