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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著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千古文人沉浮录/李保平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4ISBN978-7-202-15137-2Ⅰ.①千…Ⅱ.①李…Ⅲ.①文人—列传—中国Ⅳ.①K825.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51684号————————————————————————————————————书名千古文人沉浮录QIANGUWENRENCHENFULU著者李保平————————————————————————————————————责任编辑杨永林责任校对付敬华美术编辑于艳红————————————————————————————————————出版发行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本710×1000毫米1/16印张25字数313000版次2021年4月第1版2021年4月第1次印刷书号ISBN978-7-202-15137-2定价68.00元————————————————————————————————————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自序读书做官论在中国古代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大？估计谁也估算不出来。好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读书做官论是古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宣扬的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说教。人们不仅会信口说出许多著名的历史掌故，诸如；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列队出入端门时喜形于色，脱口道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励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甚至还会振振有词地搬出《论语》里的名言作为佐证：“学而优则仕。”然而，不少人却有意无意地或误解或曲解了“学而优则仕”的原意。《论语?子张篇》的确载有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但却和读书做官论联系不起来。子夏这句话转述的是老师孔子的见解，其本意是说：学习和做官一脉相承，互为前提和目的。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
尽管孔门师徒宣讲“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并不是教人读书做官，但儒家学说总的精神是教人积极入世经世致用，《左传》即明白无误地提01出人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于是乎后世越来越多的读书人笃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辛苦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纷纷走上了读书做官之路。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号称志存高远，也认为读书科考做官是士人实现其人生理想追求价值的必由之路：“男儿惟患无名耳，将相何曾有种来！”允文允武的南宋大词家辛弃疾也曾赋词言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既往的古近代历史中，天下读书人出仕致仕前赴后继乐此不疲欲罢不能；书生从政沉浮宦海则构成了一道格外引人注目的风景，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不论读者从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哲学的，成功的坎坷的失败的哪个角度审视，都能得到启迪和收获。
古代文人从政做官是个大题目，在古代典籍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且不说那些幸运的成功者，单是在宦海生涯中历经坎坷沉浮不定伤痕累累，最后赔上自个身家性命甚至连累了子孙后代的不幸文人，就足以排成一行望不见尽头的长队，令人目不暇接感慨系之。在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的时光中，笔者曾特别留意古代文人仕途坎坷问题，并力图和长眠于故纸堆里的这些先贤们进行精神方面的交流，断断续续写了若干文字。既可以视为笔者个人的读书读史笔记，也可以视为向高明的读者推荐介绍这些先贤们宦海沉浮经历、体悟其人生利钝得失的聊斋闲侃。
本书介绍了20位著名书生的仕宦沉浮：柳下惠、屈原、贾谊、冯唐、杨恽、蔡邕、虞翻、嵇康、李适之、刘禹锡、韩愈、寇准、范仲淹、范纯仁、苏轼、陶弘景、刘伯温、解缙、杨继盛和吕留良。
春秋时期的“和圣”柳下惠，是古代从政文人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个。
透过他秉持直道事人，乃至官越做越小，却不肯离开故乡鲁国另谋出路的感人事迹，不难感悟到文人从政所应具有的精神风骨，尽管这种精神风骨02随着世风日下而逐渐成为绝响。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夫子主张“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后来的士人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出仕做官原本是文人实现其政治抱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手段平台，却被后来的人们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有比较才能鉴别，这使得柳下惠愈加显现出其卓然不群的人格魅力。
冯唐可谓古代官场中失意士人的典型代表。因为生性耿介不知忌讳，不懂得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不屑于甜言蜜语阿谀奉承，故而只能呆在官场的角落里虚掷一生——“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遂成为许多官场失意者的精神偶像，而他平生仅有的一次荣耀，也成了后来无数士人朝思暮想的最大企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尽管蹉跎一生，却没有承受什么无妄之灾，了无愧疚随遇而安活到了自然死，故而冯唐郁郁不得志的仕宦生涯,也被有的人视为不幸当中的大幸。
进入这个圈子中的读书人自是很难置身事外。同样是品尝仕宦苦果，当事者行走的脚步和心态却迥然不同：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三国时期东吴名士虞翻、北宋名臣范仲淹，是历史上有名的逐臣，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因遭遇放逐而绽放出夺目的光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并为《易经》《老子》《论语》《国语》训注，成了一代学问大家；范仲淹虽然没有留下一本煌煌巨著，却书写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代士大夫情怀。转换视角观察，同样是被谗放逐，忧国忧民的三闾大夫屈原彷徨山泽，终因无法排遣长期淤积在心中的块垒，而哀伤绝望地选择了投江自尽；虞翻在流放地交州生活多年，无怨无悔，气定神闲，悦以忘罪，以74岁高龄坦然告别人世；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夭折后的余生岁月长达八年之久（庆历四年（1044年）到皇祐四年（1052年）），由邠州而邓州而杭州而青州而颖州，历尽颠簸直到终老，却从未有过任何抱怨，始终念念不忘忧国忧民，03如此心胸器量，绝非屈原所能望其项背。
西汉高官杨恽、唐朝左丞相李适之、明朝内阁首辅大臣解缙，在步入仕途之初，均雄姿英发有所建树，且扶摇直上身居高位，但随后却遭到命运的无情捉弄，一蹶不振，进退失据：一向视钱财如粪土的杨恽被罢官削职后，转而“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又意气用事地将牢骚愤懑诉诸文字而惨遭腰斩；贵为皇族的李适之在领教了右丞相李林甫的魔鬼手段后，审时度势主动退出，“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却没料到对方依旧不依不饶，最后竟然在惊惧之中仰药服毒抱憾终天；解缙在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曾经倍受信任，做了内阁首辅大臣，旋因选立太子之事而泥潭深陷，被贬徙到西南交趾，后又被成祖朱棣下令活埋于雪堆中。
西汉文人贾谊、东汉文人蔡邕的仕宦之旅，既让人扼腕太息，又叫人不得不膺服王安石何以喟叹“命属天公不可猜”：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才高八斗且生逢明主，年纪轻轻便受到汉文帝赏识器重，却既经不起仕途路上的些许打击颠簸，又承受不了梁王堕马的巨大心理压力，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蔡邕是东汉末期享誉天下的大学者，又是一位政坛斗士和见微知著的高明之士，曾经避难江海多年。但到了晚年，却因为把持朝政的奸雄董卓的威逼利诱而出山做官，又在董卓被杀暴尸街头时因私情落泪而徒然地丢掉了自己的有用之身。无谓地死在了不值得死的地方，实在是他们的莫大悲哀呀！
刘禹锡和韩愈都是唐代著名的大文豪，早年携手投身仕途，面对接踵而来宦海风云，却走出了两条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迭遭贬徙，时间长达23年，性格刚强的刘禹锡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和命运抗争了一生，年逾古稀的刘禹锡临死前以自为墓志铭的方式，表达了他无以伦比的人生自信：“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
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一代文宗韩愈则心态复杂，04一方面慷慨谏迎佛骨表，一方面却审时度势，“一贬便陈封禅书”。如此放弃原则以曲求神，自是难免被后人所诟病。
寇准、范纯仁、苏轼是北宋时期伟岸磊落的大丈夫，也是特立独行传奇色彩浓郁的从政文人。雄才大略的寇准允文允武性格鲜明，一心做大官、干大事、享大名，在决定北宋命运的澶州之役中举重若轻，建立了不世功勋，又在多次拜相又多次被贬徙外放的宦海颠簸中，练就了宠辱不惊的为官心态，晚年在流放途中，神色自若地应对奸臣丁谓一伙企图假手杀害他的阴谋伎俩，让人们真正见识他的胸襟伟岸。范纯仁继承了父亲范仲淹的忠诚仁爱，坚持践行忠恕，既不出卖人格摧眉折腰事权贵，也不在政治对手走背字时还以牙眼，在长期坎坷沉浮的仕途生涯中，交出了一份令人为之动容问心无愧的为官为人的合格答卷。苏轼更是典型的仕途坎坷人，为了坚守胸中的道义梦想，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世人耳熟能详的这首诗作，道出了这位旷世大文豪仕途生涯的心路历程。让人费解的是，尽管寇准、范纯仁、苏轼历经坎坷颠簸，却谁也没有下决心选择退出仕途，而是无怨无悔地戴着被人家换来换去的官帽子走完了生命的全程。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是魏晋玄学的领军人物。身为曹魏皇族的女婿，嵇康自然有机会做官，只因不肯与当权的司马氏兄弟沆瀣一气，而毅然退出政坛，潜心林泉，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谁能想象得到，与世无争修养极好常年累月喜怒不形于色的嵇康，竟然被小人钟会联手窃国大盗司马昭罗织罪名，于不惑之年丢了性命。如此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怎能不让人不寒而栗，对仕途心生畏惧，进而感慨“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
因为官场上的水太深，不测之祸随时都可能降临，故而视仕途为畏途的读书人大有人在，其中便有许多智商极高天赋极好的饱学之士。且不说许由、巢父，不说范蠡、张良，单是南朝陶弘景和明代刘伯温的不同归宿，05便足以让人百味杂陈。陶弘景和刘伯温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过投身官场又厌倦官场主动退出的经历，但结局却迥然不同：茅山道士陶弘景做了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在野顾问，世称“山中宰相”；居功至伟被视为张良、诸葛亮再世的刘伯温，致仕还乡后谨小慎微谨言慎行，却无法消除一代刚愎雄猜之主明太祖朱元璋的猜忌而含冤死于非命。
古人投身仕途，奉行“武死战，文死谏”，步入官场的有骨气的文人每每视不计生死利钝大胆诤谏为使命和荣耀，明代忠烈之士杨继盛即是其中的位杰出代表。杨继盛舍生忘死弹劾权奸严嵩，在牢狱中尝尽各种酷刑而后慨然赴死，一句掷地尚做金玉声的“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令人读来肃然起敬。无怪乎清朝顺治皇帝为之喟叹：“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继盛。”明末清初的思想者吕留良，于明朝灭亡后曾参加过反抗清军的殊死战斗，意识到反抗无济于事时曾参加科考成为诸生，步入清王朝的体制内。
做了13年诸生的吕留良于37岁时毅然与清王朝切割，抛弃诸生名分，而隐居乡间，甚至削发为僧，率性而为，“着邪书，立逆说”，鼓动反清复明，倡导“生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但在他死去半个世纪以后，又被雍正皇帝从土里面挖出来算总账，剖棺戮尸枭示，累及子孙后代，或掉脑袋或流放或为奴，可谓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除了上述20位外，想要写的还很多，譬如上古时代那位白发苍苍还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太公，譬如范蠡、文种、晏婴、孔子、李斯、韩非、司马迁、方孝孺、张廷玉、林则徐，等等，因限于篇幅，不得不就此作罢。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这些文字实在是挂一漏万，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功用，则私心已然引为荣幸。
在浩瀚的大海里取一瓢而饮，足以品尝海水的滋味；在浩瀚的史籍中06深度审视剖析若干位古代从政文人，也足以想象他们的仕宦梦书生梦，窥探旧官场变幻莫测的人际关系，认识他们的得意与失意、刚强与脆弱、深刻与肤浅、高尚与卑劣、伟岸与渺小。先贤们经常将神交古人视为最大的人生乐事，而要真正做到无障碍地和古代诸多各有所长的从政文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交流，前提无非是必须潜下心来认真读书，首先弄清楚交流对象安身立命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弄清楚交流对象所面对的矛盾问题，弄清楚他们的所思所想心路历程，即理想追求价值观。唯其如此，才有可能通过一场场无言的交流中取得更多的收获，进而充实自己的精神，开阔自己的视野，重塑自己的梦想。
是为序。
己亥立冬于无事斋07目录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001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019贾谊：才调绝伦器量小，愧疚哀伤付一生046冯唐：鄙人不知忌讳与白首不见招066杨恽：牢骚愤懑诉文字腰斩之日血斑斑082蔡邕：图安应聘因气馁徒然罹祸缘泪多108虞翻：疏节狂傲投荒客，典籍自慰名不朽131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149李适之：避贤求散乐衔杯，忧惧服毒了此生169刘禹锡：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185韩愈：慷慨谏迎佛骨表，一贬便陈封禅书203寇准：棱角分明的性格和坎坷多舛的命运221范仲淹：直道而行，先忧后乐245范纯仁：践行忠恕，问心无愧267苏轼：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285陶弘景和刘伯温：山居可选择，祸福不由己314解缙：旷世大才子何堪雪中埋328杨继盛：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344吕留良：身将隐矣文焉用，不得其平切莫鸣367柳下惠焉直往道而而不事三人黜，“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自古迄今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为古人所推崇备至景仰不已的圣贤人群，虽然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引导着无数炎黄子孙的志向理想、信念追求，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榜样的力量。“和圣”柳下惠，即是古圣先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位。
一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720年，卒于公元前621年。
鲁大夫展无骇之子。姬姓，展氏，名获，字子禽，一字季，又号柳下季。
谥号“惠”，故称柳下惠。“惠”这个谥号对于柳下惠而言是“私谥”，乃是其妻子在他死后所谥，并非官方的“公谥”。认识柳下惠其人，先须001了解上述基本信息。
柳下惠虽然久享大名，仕途坎坷，品德高尚，直道而行，而深受世人景仰，甚至被称之为“圣之和者”，却没有稍微系统的生平传记文字传世，其言语、行状、德行、业绩，只能透过《国语》《诗经》《左传》《论语》《荀子》《孟子》《古列女传》的零散记载而熠熠生辉。
俗语云：“胜出必有所长。”柳下惠之成为世人交口称赞历代景仰的圣贤人物，长久地存活在世人心中，主要是由于他创造了这样两则震撼人心影响世风的典故：一是人们竞相传颂的“柳下惠坐怀不乱”，展示了柳下惠在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惊人的定力修养，是为其令人钦佩的“私德”；一是投身仕途多年，尽管官越做越小，却不肯改变其直道而行的初心，最后成了逸民，展示了作风正派的柳下惠在官场上特立独行光明磊落，而绝不随波逐流丧失人格，使人仰慕不已的“官德”。
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几千年来有口皆碑，其实是一个传说。相传在一个深秋夜晚，柳下惠途经柳林时遭遇大雨，于是到破庙里避雨。恰有一年轻女子也在此躲避，二人相对而坐。半夜时分年轻女子被冻醒，便央求坐到柳下惠怀中温身驱寒。柳下惠推辞不成，恐她冻死，便叫她坐在自己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同坐了一夜，并没发生非常行为。于是，柳下惠就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
《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中有句话提及此事：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
另外一个说法是：某年夏天，展获外出访友，途遇大雨，直奔郊外古庙暂避，踏进门槛时看见一裸体女子正在里面拧衣，便急忙退出，立于古槐下，任由暴雨浇注，也不肯迈进古庙里避雨。庙内妇女发觉，躲在门后，002忙着湿衣。此事不胫而走，传为佳话，故而，便有了“柳下惠坐怀（槐）不乱”的著名典故，柳下惠便因此而成了正人君子的代名词。
《荀子·大略》中有“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一语，于是有人便认为指的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并据此断定，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掌故最早见诸战国时期《荀子》一书。不过，倘若仔细品味《荀子·大略》中的这段话，则不会敢贸然苟同上述说辞。
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安取此？
子夏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这里，“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一语，显然是说，柳下惠穿着为国君守后门的人一样的破烂衣服而没有人嫌弃他，是因为他高尚的品行早已为人所知。
尽管如此，世人还是把坐怀不乱的高尚情操定格在柳下惠身上，让他做了好德不好色的标签式人物。在老百姓的印象里，“柳下惠坐怀不乱”寥寥七个字，已然生动地写状了这位正人君子的人格风采。
二柳下惠能够成为天下读书人乃至天下百姓心悦诚服的精神偶像，绝不仅仅缘于“坐怀不乱”之良好私德，更多的是因为柳下惠直道事人无怨无003悔的为官品德。
柳下惠历经鲁国庄、闵、僖、文四代国公，在鲁国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掌管刑法的士师，大抵相当于现代的司法部长或最高法院院长。柳下惠任士师期间的言行史籍阙载，仅在《论语·微子篇》《古列女传》中有所记载。《论语·微子篇》所载言简意赅，却令柳下惠在官场中安身立命的格言与世长存：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显而易见，因为柳下惠在鲁国做法官时与众不同，别人优游仕途官越做越大，他投身官场却反是官越做越小，而他对待自己多次被贬黜的态度信念，又让孔子及其门徒深深为之感动。故而，柳下惠的上述言论形状才被记录在《论语》之中。
西汉刘向编纂《古列女传》，将春秋时期的奇女子柳下惠之妻的事迹收入其中，而这位奇女子之所以能厕身《古列女传》，主要还是因为夫君柳下惠。品味《古列女传》中的相关文字，对于柳下惠的坎坷仕途及其从政信念的认识无疑会有所加深。
鲁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
妻曰：“无乃渎乎！君子有二耻。国无道而贵，耻也；国有道而贱，耻也。今当乱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为彼，我为我，彼虽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与之处，仕于下位。柳下既死，门人将诔之。妻曰：“将诔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004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君子谓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诗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谓也。
颂曰：下惠之妻，贤明有文，柳下既死，门人必存，将诔下惠，妻为之辞，陈列其文，莫能易之。
面对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妻子忍不住说道：“夫君你为何要如此委屈自己呢？君子在世间有两大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身处高位，一大耻辱也；国家有道而身处贫贱，一大耻辱也。当今天下大乱，是为乱世。
你在鲁国三次被贬黜降职，却不肯离开，实在是近乎于耻辱啊！”柳下惠平静地回答说：“那些小人千方百计地想加害于我，我能遂了他们的心愿吗？他们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纵然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诬陷迫害，又怎么能玷污得了我！”《论语·微子篇》没有说明，究竟是谁让多次遭贬黜而泰然处之的柳下惠生发感慨，读《古列女传》始知系其妻子出于至爱关切而对夫君发此锥心之问。《论语》《古列女传》记录柳下惠的两段话：“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为彼，我为我，彼虽裸裎，安能污我！”从不同侧面道出了柳下惠对当时官场风气的清醒认识，写状了柳下惠光彩照人的信念风骨。
透过上述深沉痛切的言词，不难想象当时官场中极其罕见简直犹如凤毛麟角的智者柳下惠对于社会政治黑暗状况的认识之深刻。春秋末年，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政治黑暗，官场尤甚。柳下惠道出，春秋时各诸侯国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官场黑暗却了无二致：只要你为人正直而又投身仕005途，奉行直道，那么不论你到哪里，都免不了会被多次贬黜、撤职。于是，柳下惠便以淡定的态度看待自个在父母之邦的连续三次被撤职贬黜，而不愿意离开鲁国前往别的国家做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不想改变做人做官的原则，始终奉行直道，无论到哪个国家，处境都一样尴尬；而要改变自己的原则，那么在鲁国也能混得很好，无须去别的国家。深爱着自己祖国的柳下惠在讲这番话时，内心一定是十分沉重凄苦的：其中有看透社会政治昏暗之后的苦楚惆怅，有对于理想信念问心无愧的执着坚持，更有饱经宦场沉浮之后那份难得的清醒冷静。
高度凝练的言辞背后，蕴藏着柳下惠对仕途对官场阴暗面的大彻大悟，蕴藏着柳下惠迥然不同凡俗的从政信念和价值观。作为一位长期在官场上历练的睿智型的官员，柳下惠对鲁国愈来愈严重的官场病的认知已然入木三分，深谙在官场上直道事人肯定吃不开，道路注定越走越窄，枉道事人才能八面玲珑游刃有余青云直上。他不仅认识到鲁国官场风气如此，而且坚信其他各诸侯国的官场风气也不外乎如此，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各诸侯国的官场便如同世间的乌鸦一样，彼此彼此。设若还想在官场这个平台上为国家为生民做事分忧，就必须直面现实，泰然处之，不为所动。
在柳下惠生活于其中的春秋时期，“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们共同的政治选项。“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树挪死，人挪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质朴简单的道理，柳下惠不可能不明白。他为什么饱经仕途坎坷却不肯离开鲁国另谋高就呢？只能用他对父母之邦鲁国的感情太过深沉真挚权为注解，只能用屈原的诗句为之诠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尽管对于一再被贬黜看得很开，恬淡超然，随遇而安，与世无争，“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不惜“降志辱身”，“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006而鲁国当时执政大臣臧文仲也颇有作为，柳下惠到后来还是被迫归隐，退居柳下，开馆办学，招收生徒，传道授业解惑，做了私塾先生。故而，孔子称之为“逸民”。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孔子著名的政治主张，孔子眼里的“逸民”是天下被遗落的人才，个个皆是震古烁今的知名人物：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论语·微子篇》）在孔子看来，柳下惠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志向，屈辱了自己的身份，难以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齐相比肩，但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殊堪称道，故而可称之为“逸民”。
三长期被遗忘的柳下惠并没有真正脱离当政者的视野，在重大灾祸来临之际，他们依然需要借重柳下惠的政治智慧。
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年），为应对齐国军队的入侵，鲁僖公特地叮嘱受命前去犒劳齐国军队的官员展喜（柳下惠的弟弟），行前向其兄长展禽请教犒军的慰问辞。《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007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国语·鲁语上》的相关记载，可以与《左传》之所言相互印证：齐孝公来伐鲁，臧文仲欲以辞告，病焉，问于展禽。对曰：“获闻之，处大教小，处小事大，所以御乱也，不闻以辞。若为小而祟以怒大国，使加己乱，乱在前矣，辞其何益？”文仲曰：“国急矣！
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师，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弊邑之野，敢犒舆师。”齐侯见使者曰：“鲁国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公曰：“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二先君之所职业。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
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君今来讨弊邑之罪，其亦使听从而释之，必不泯其社稷；岂其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
其何以镇抚诸侯？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许为平而还。
柳下惠究竟如何指教展喜不得而知，但从展喜不卑不亢从容应对齐国国君的言辞中，则不难想见柳下惠的政治智慧；而公开批评鲁国执政大臣臧文仲祭祀海鸟的愚昧之举，则彰显了柳下惠直道事人的政治品格。在《国语·鲁语上》中，编纂者将这则典故讲述得栩栩如生，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这里且援引于下：008海鸟曰“爰居”，止于路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
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
009因为伤感于品德高尚智慧过人的柳下惠不被鲁国重用，孔子公开为柳下惠鸣不平，直言不讳地批评鲁国的执政者臧文仲：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篇》）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将柳下惠屈居下位作为臧文仲执政不仁的三大缺憾之一，既体现出孔子对柳下惠的无限景仰同情，也彰显了孔子极其重视人才，务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治国理念。
四孔子评价柳下惠为其鸣不平，已成古人长眠于地下的柳下惠自是不得而知。柳下惠既无从获悉孔圣人将自己视为一位大贤者，更不会知道亚圣孟子又将他由贤者升格为圣人，进而成为世人所熟知的“和圣”。
孟子对柳下惠推崇备至，曾把柳下惠和伯夷、伊尹、孔子并称四位大圣人，认为柳下惠不因君主不圣明而感到羞耻，不因官职卑微而辞官不做；身居高位时不忘推举贤能的人，被遗忘在民间时也没有怨气；贫穷困顿时不忧愁，与乡下百姓相处，也会觉得很愉快；和任何人相处，都能保持不受不良影响。因此，听说了柳下惠为人处世的气度，原来心胸狭隘的人会010变得宽容大度，原来刻薄的人会变得老实厚道。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
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在《孟子·尽心下》中，柳下惠又被誉为“百世之师”：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011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告子下》将柳下惠和伯夷、伊尹相提并论：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精辟地分析了伯夷、柳下惠的区别和缺憾：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突出的优长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容易被发现的弱点。
孟子认为伯夷器量狭隘，柳下惠不严肃，为君子所不取，固然是一家之言，却道出了和光同尘的柳下惠为人处世上的某种不足。
012五
书生孟子对柳下惠的批评诚然切中了柳下惠随遇而安的软肋，却容易使读者忽略柳下惠何以如此抉择。以惊人的忍辱负重的毅力，坦然面对仕途坎坷，正是柳下惠践行其人格追求的独特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评论赞誉柳下惠的一个“和”字，委实逼真地道出了柳下惠迭遭坎坷时的博大心量和广阔胸怀。不知何故，一想到这些，笔者眼帘前便会浮现出那尊世人熟知的弥勒佛像。“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不亦正是“和圣”柳下惠的心境写照吗？
因为不肯改变自己“直道事人”的做人为官原则，不肯效仿多如过江之鲫般的追名逐利之徒寡廉鲜耻“枉道事人”，且不肯离开自己所深深眷恋着的父母之邦，柳下惠只能继续留在那个令他再三蒙羞的鲁国官场中，只能继续与各怀鬼胎的鲁国君臣为伍，只能继续和颜悦色地与之相周旋。
故而，对于“和圣”柳下惠而言，孟子眼里的所谓“不恭”只是皮毛表象，他依然出污泥而不染，坚守着自己的坚守，始终践行直道事人，降志辱身之后依然“言中伦，行中虑”，才是其高洁本质的真实外化。外表的“不恭”与内心的绝不苟同浑然一体，不仅使柳下惠定格为世人心目中的圣贤柳下惠，而且为后人如何面对仕途坎坷困顿，如何在迭遭不幸之际进行两难选择，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令柳下惠饱受宦海浮沉煎熬的，表面上看是和他共事的鲁国的君臣同事，其实是看似无形实则无处不在的官场潜规则。与这个无比强大的潜规则相比，柳下惠无疑显得过于渺小。无力改变纠正这个潜规则的柳下惠能够做到任凭这个潜规则反复摆布而不肯顺从，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即便这个潜规则迫使柳下惠最后丢掉了官帽子，离开仕途归隐，成为逸民，柳下惠依然没有丢掉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而由此彰显了自己高尚的人格力013量。正是这一点，使得柳下惠成了世人心目中不朽的圣贤，使得后来许多抱负宏大的仕途中人相形见绌，难以望其项背，许多人甚至只能成为柳下惠的反衬。这里，试举西汉萧望之、明代严嵩两人为例。
西汉名臣萧望之早年经当时任长史后来做了丞相的丙吉举荐步入政坛，初生牛犊般的萧望之却公开忤逆秉政的大将军霍光，因而霍光独不授职萧望之，而同时被举荐的王仲翁等人皆补为大将军职。“三岁间，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儿，下车趋门，传呼甚宠，顾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望之曰：‘各从其志。’”投身仕途之初的萧望之心气志向之高，于此可见一斑。霍光死后，“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萧望之才得以进入汉宣帝的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雪雹，望之因是上书，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萧望之才得以进入汉宣帝的视野，被拜为谒者，“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其后霍氏竟谋反诛，望之浸益任用。”汉宣帝临终前，时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被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汉元帝继位后对萧望之信任有加，让他总领朝政。宦官中书令恭弘、石显利用元帝的无知，将萧望之“招致廷尉”。萧望之被逮入监狱后，元帝命令放人，恭弘、石显又花言巧语蒙哄迷惑元帝将萧望之削职为民。几个月后，元帝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打算让他出任丞相。其时，萧望之的儿子上书为乃父鸣冤，令元帝心生恼怒。石显抓住机会，请求逮捕萧望之。
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014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亡所忧。”上乃可其奏。
显等封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史学家班固如此评论道：“萧望之历位将相，籍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间。
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桡，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汉书·萧望之传》）设若萧望之能具备柳下惠那种面对仕途坎坷的良好心态，能具备柳下惠那样的抗击打能力，能像柳下惠一样甘于降志辱身而不为虚荣心所累，是决然不会选择饮鸩自杀的。
严嵩在《明史》中跻身《奸臣列传》，他在耳顺之年以后方才仕途顺遂，做了20多年首相，先后栽在他手中的大人物不知凡几。但这位有明一代的“大奸大恶”，并非从投身仕途之初就劣迹斑斑，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扭曲蜕变过程。严嵩出生于明成化年间，弘治十八年高中进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步入仕途。其后不久，他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官归乡隐居，经过十年苦读之后，于正德十一年重入官场，后任国子祭酒。嘉靖七年，严嵩升任礼部右侍郎。嘉靖十一年，“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
嘉靖十五年，从南京前往北京朝觐的严嵩被留在朝廷，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015严嵩的蜕变是从嘉靖十七年的大礼仪之争开始的。世宗朱厚熜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是宪宗朱见深之子，封地在安陆。武宗朱厚照死后因其无子，皇太后和辅臣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从朱厚照的兄弟辈中选了朱厚熜继承大统。朱厚熜称帝以后，按照规矩应称武宗为兄长，以武宗父母为父母，以孝宗为先考，以昭圣皇太后为皇母。一想到自己的生父生母，世宗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于是，世宗遂下令追尊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追尊其生母蒋氏为兴献皇后。这一做法在今天看来是无关宏旨的扯淡之事，在当时却因为有违祖制有悖礼教而震惊朝野，朝堂上下一片喧哗，三百多位官员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世宗于盛怒之下，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给予了严厉处罚。
嘉靖十七年，世宗又要将其生父兴献帝的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于是，便引来了比起几年前更为猛烈的反对浪潮。作为主管礼仪事宜的礼部尚书，严嵩起初和大多数官员们一样持反对态度。见礼部尚书居然和自己唱反调，世宗极为恼怒。立马“杀鸡给猴看”，下令将喊得最凶的反对者吏部侍郎唐胄逮入大狱，并着《明堂或问》责问群臣。严嵩看到龙颜震怒，马上放弃原则改变初衷，不仅不敢劝阻世宗，而且“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充当了兴献帝朱祐杬神主入太庙仪式的具体组织者。
世宗则对严嵩投桃报李：“礼成，赐金币。”严嵩由是悟出了出仕做官的一大秘诀：必须与皇帝老子保持高度一致。
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016嘉靖年间“大礼仪”之争中严嵩态度前后的变化，雄辩地说明其为官并非没有见识主张，而是缺少做人的骨气；并非不懂得应该直道事人直道事君直道而行，而是更精于见风转舵枉道事人枉道事君枉道而行。严嵩以及数不胜数的名利客们，聪明就聪明在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进而全力以赴地去讨好迎合，可悲就可悲在不懂得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价值之可贵。
经过多如过江之鲫的严嵩之流的反衬，柳下惠的官德人格理想信念价值观更加伟岸挺拔令人景仰。
六“金杯银杯，不如百姓们的口碑。”春秋年间是否流传过这样的俗话不得而知，但因坚持直道事人直道事君直道而行而不受当政者待见，多次被贬黜最后成为一介逸民的柳下惠，由于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力，而在身后依然为不同阵营的当道者所敬畏尊重。
《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章》通过齐宣王和隐士颜斶之间的对话，生动地刻画了柳下惠在战国时期的巨大影响力：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
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陇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017曾不若死士之陇也。”宣默然不悦。
颜斶为了向齐宣王论证自己“士贵王者不贵”的观点，讲述了秦国攻打齐国时秦王对秦军所下达的保护柳下惠坟墓的命令：“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秦国要攻打齐国，中间要经过鲁国。考虑到柳下惠在鲁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为了收买人心，秦王下令切实保护柳下惠在鲁国的墓地，并规定在柳下惠墓地五十步以内砍柴的人要处以死刑。颜斶以此为例，是为了说明“士贵王者不贵”的观点，却于不经意间道出了柳下惠在各诸侯国的巨大影响力。
司马迁有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虽然司马迁所列举的倜傥非常之人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等，柳下惠并未被提及，虽然柳下惠没有建立什么文治武功，虽然柳下惠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介官越做越小最后被排挤出局的宦海失意者，但由于他有确信不自欺，有追求不放弃，始终坚持直道事人无怨无悔，终于赢得了世人的一致认同赞誉。柳下惠的人生之旅虽然坎坷不平，其人格魅力却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
018屈
原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伟人崇拜或曰仰慕英雄豪杰，是古人逐渐揖别图腾崇拜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寻觅精神偶像光大人生价值的一种精神寄托方式。相形于众多形象高大美轮美奂的成功人物，悲剧英雄不仅往往更令人同情，而且感召力影响力更为深远巨大。只要闭上眼睛让自己所心仪的古代英雄如行星般在脑海中依次闪现，便会发现，他们当中以悲剧色彩浓郁者居多。
毫无疑问，屈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悲剧英雄。由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屈原，仕途生涯坎坷困顿、颠沛流离无以复加，却不变初衷，“虽九死其犹未悔”，由于学问博大精深的屈原是一位才华横溢无与伦比的爱国诗人，遭遇人生逆境转而催生了他的许多不朽名作，如《离骚》《天问》《九歌》等，故而，集官员、诗人、政治家、思想者、爱国者、殉道者、立德、立言于一身的复合型的伟人屈原，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和影响力，便远非其他单一型的悲剧人物所能比肩。故而，尽管从古至今有关屈原的文字汗牛充栋，但时至今日人们谈论起这位悲剧英雄来，依旧津019津有味，毫不厌倦。
一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屈、景、召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屈原（约前340年或前339年—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
又自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在《离骚》中，屈原曾自道其名、字原由：“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叫做“平”，字叫做“原”。
东汉文人王逸如此解释屈原的名字：“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
生长在楚国贵族家庭的屈原聪慧好学，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很早便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公元前320年春三月，屈原应楚怀王之召出山进郢，同年被任命为鄂渚县县丞。次年，刚刚20岁的屈原进入楚怀王视野，被任命为左徒。
对于屈原所任左徒一职，古今学人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唐人张守节认为，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当代学者林庚则认为，左徒是太傅之类；有人认为，020左徒是令尹（相）的副职：有人认为，左徒是行人，负责外交事务；有人认为，左徒是左登徒；有人认为，左徒之职略同于与《周礼》中的太仆；也有人认为，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
司马迁的叙述简约而精准：贵族血统、骄人的才干和楚怀王的信任，让年轻的屈原在左徒这个重要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做出了不俗的政绩，成了楚怀王甚为倚重的左右手。
叙述屈原的仕途坎坷，有必要了解汉代思想家王充的一个著名观点。
在《论衡·累害篇》中，王充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之“三累”“三害”说：夫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于乡里，害发于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谓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二累也。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三累也。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增加傅致，将昧不明，然纳其言，一害也。
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二害也。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于将，三害也。夫未进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
王充以古人孔丘、墨翟、颜回、曾参为例加以说明。其实，屈原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屈原虽然侥幸躲过了“未进也，身被三累”，却未能021躲过“已用也，身蒙三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左徒屈原全身心地投入国事，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厄运已悄然降临了。
二屈原有个同事上官大夫，两人之间原本没有任何个人恩怨纠葛，只是因为屈原的才能远远高出同侪，且倍受楚怀王信任，令上官大夫自愧不如，小人所固有的妒忌心理遂促使上官大夫开始琢磨固宠手段和升官捷径，竟然打起了屈原的主意。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真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屈原根本不会想到，楚国朝堂上竟然会有上官大夫这样的脸皮比城墙还要厚，心肠比蛇蝎还要毒的卑鄙无耻之徒！屈原拒绝上官大夫的无耻要求后尚且羞于对人言及，上官大夫已经恶人先告状，在楚怀王面前信口雌黄地诬陷谗构屈原。显而易见，屈原遭遇上官大夫陷害，乃属于典型的“累害”现象。更让屈原难以想象的是，楚怀王居然不辨真伪，轻易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谗言，开始迁怒并疏远屈原。
如此不由分说颠倒黑白，让含冤负屈的屈原找谁说理去！还是王充的分析一针见血，指出了官场上正邪相争是非混淆的要害所在：022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处颠者危，势丰者亏，颓坠之类，常在悬垂。屈平洁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能也。伟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声。（《论衡·累害篇》）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毁见疏，被罢黜左徒，改任三闾大夫，发生在楚怀王十五年（前314年）。次年（前313年），屈原遂被迫开始其人生漫长的放逐生涯，被流放在汉北地区。素来顺风顺水才华卓异倍受亲信的贵族高官屈原，何曾蒙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于是在离开郢都前往汉北的流放途中，将不停地翻滚着的一腔怨愤倾注于文字，在无尽的忧愁幽思之中创作了传世经典《离骚》。司马迁简要地介绍了屈原写作《离骚》的哀怨悲愤和良苦用心：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023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离骚》做过极为洗练的介绍：《离骚》者，司马迁以为“离忧”，班固以为“遭忧”，王逸释以离别之愁思，扬雄则解为“牢骚”，故作《反离骚》，又作《畔牢愁》矣。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
在《离骚》中，屈原以诗的语言，叙述了自己向往辅佐楚怀王，推行改革，强盛楚国的宏大政治抱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屈原以极大的伤感愤慨沉痛地述说着仕途的艰险、宵小的谗毁、君主的昏庸与改革的艰难：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024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在陈说内心无尽苦楚的同时，屈原一再表明自己上下求索无怨无悔的心志：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篇《离骚》，道不尽屈原心中的冤屈凄苦，却道出了古往今来无数025志士仁人舍生求法的人生价值观！
三忠君爱国的屈原蒙受屈辱开始其放逐生涯，正值战国进入生灵涂炭、群魔乱舞的诡异时期。借用西汉贾谊在《吊屈原赋》中的话说，叫做：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为溷兮，谓盗跖廉。
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鲈，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殊不知，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乃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浑水摸鱼的说客们扬名立万的绝佳时机。转瞬之间，齐楚韩燕赵魏秦列强各国似乎变成了纵横家苏秦、张仪舞唇弄舌的绝佳舞台，而低智商缺心眼的楚怀王则成了秦王和说客张仪手上的玩偶。师兄苏秦先行出山，说服齐楚韩燕赵魏等山东各国联手共同抵御强势的秦国，并因此而身挎六国相印。师弟张仪下山较晚，经师兄苏秦暗中助力，方才取得秦惠王信任。楚怀王元年（前328年），秦惠王委任张仪为秦相，震惊天下的连横合纵大戏由此进入高潮。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楚怀王十二年（前317年），齐国和赵国魏国发生战争，而秦国则发动侵略韩国之战，以和齐国争雄：“齐愍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026与齐争长。”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秦齐两国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因为近邻楚国和齐国订有联盟，秦惠王遂决定首先瓦解齐楚联盟，而将目标锁定为楚怀王。于是，秦惠王和张仪精心设计了一场骗局，以六百里商于之地为诱饵，引诱见利忘义的楚怀王上钩。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
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于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于之地”。……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
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027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史记·楚世家》）至此，在与秦军交战中大败亏输的楚怀王方才回过味来，品尝到和齐国绝交的苦涩。无奈之下，只得重新起用长于外交的逐臣屈原，让他出使齐国，设法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由此可知，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时间较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拜秦国侵略欺凌之所赐。
四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没有得到垂涎不已的六百里商于之地，反倒损兵折将、丢失了大片汉中之地，楚怀王为此而恨透了反复无常的奸诈说客张仪，必欲生食其肉而后快。然而谁能想到，一提起张仪便怒不可遏的楚怀王居然再次被张仪所尽情戏弄。令人啼笑皆非的这一幕发生在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于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敢取仪。
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于靳尚，靳尚为028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史记·楚世家》）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
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楚世家》《屈原贾生列传》所载详略不一，皆言之凿凿地陈述了基本事实经过。张仪之所以有恃无恐，敢于在楚怀王赌咒发誓“愿得张仪而甘心”的背景下再度坦然来到楚国，就在于他摸准了楚怀王的致命软肋。
到达楚国后，张仪用金钱收买幸臣靳尚，用花言巧语迷惑宠姬郑袖，而后在楚怀王手下安然脱险。等到屈原使齐归来劝楚怀王“何不杀张仪”，已经追之不及。《东周列国志》中有段描述堪称经典：屈平出使齐国而归，闻张仪已去，乃谏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仪至，臣以为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诛，又欲听其邪说，率先事秦。夫匹夫犹不忘仇雠，况君乎？未得秦欢，而先触天下之029公愤，臣窃以为非计也。”怀王悔，使人驾轺车追之，张仪已星驰出郊二日矣。张仪既还秦，魏章亦班师而归。史臣有诗云：张仪反覆为嬴秦，朝作俘囚暮上宾。堪笑怀王如木偶，不从忠计听谗人。
可笑可气又可悲的楚怀王“不从忠计听谗人”，既是狡诈无常的张仪侥幸脱身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屈原忠而见谤仕途坎坷的根源之所在。正义在身的屈原和反复无常的张仪隔空过招不胜反败，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楚怀王统治下的楚国政坛早已“君子道消，小人道长”。
对屈原成见颇深的楚怀王虽然因为形格势禁而在秦军大兵压境之时委任屈原充当使臣出使齐国，却并不意味着恢复了对屈原的信任。其后，屈原依旧被排斥在核心圈以外，不能参与朝政。当时，楚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分清敌友，但楚怀王却在究竟是和齐国联合还是和秦国结盟这一最大国策上犹豫不决，忽左忽右。屈原审时度势，坚持认为楚国必须和齐国、赵国、魏国等山东各国联手抗秦，为此他和令尹昭雎相呼应，劝谏楚怀王实施联齐抗秦的国策。
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楚怀王决意“倍齐而合秦”，坚定的反对派屈原遂再度被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地区。《史记·楚世家》载：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
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030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
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发生在楚怀王二十六年（前303年），秦、齐、韩、魏多国军队一同攻打楚国发生在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年），随后秦军先后在楚怀王二十九年（前300年）、三十年（前299年）侵略楚国攻城掠地大破楚军。身在汉北地区而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的逐臣屈原，既对接踵而来的战事导致楚国山河破碎痛心疾首，却又回天乏力，只能徒唤奈何。
五秦昭王挟攻城掠地之余威，又对楚怀王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秦昭王遗楚王书曰：“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
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
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史记·楚世家》）031秦昭王邀约楚怀王赴会时，屈原已经从流放地回到了郢都。《史记·楚世家》仅记载了楚国令尹昭雎劝阻楚怀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则有屈原劝阻楚怀王的记载：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
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围绕是否赴秦昭王的约会，楚国君臣所见不一：楚怀王对秦昭王心存余悸，患得患失，左右为难；昭雎和屈原等旗帜鲜明地反对赴会；公子子兰因担忧失去秦王欢心而竭力怂恿怀王赴会。楚怀王拍板，作出了令他悔恨终生的错误决策，结果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成了秦昭王砧板上的鱼肉，最后因不肯割让巫郡和黔中郡而死在了秦国。
楚怀王被秦昭王扣留在秦国期间，其长子横继位，是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楚顷襄王三年（前296），楚怀王客死于秦国。
与昭雎、屈原等坚决反对楚怀王前去秦国赴会不同，公子子兰是竭力撺掇楚怀王应邀赴会以讨秦昭王欢心的。在楚国官员和百姓眼里，公子子兰对楚怀王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子兰做了楚国令尹以后，人们依旧对他多有怨言。被流放在外地的屈原更是耿耿于怀。令尹子兰得知屈原怨恨他，非常愤怒，便让上官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在子兰、上官大夫、郑后的交相谗构之下，楚襄王遂将屈原一贬再贬，放逐于偏远的湘沅之地。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予以记载并抒发了自己的看法：032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思量起来，侍奉楚怀王真是屈原仕途生涯中的大不幸。楚怀王九年屈原被任命为左徒，楚怀王十五年因上官大夫谗构，屈原失去楚怀王信任而被疏远，次年即被放逐到汉北地区，随后因秦军入侵而被召回出使齐国，后再次被放逐到汉北地区。楚怀王三十年，屈原又因劝阻楚怀王赴秦国之邀与公子子兰发生分歧，而为后来的更大不幸埋下了伏笔。公元前296年，死在秦国的楚怀王被送回楚国后，屈原也被免去三闾大夫，放逐江南。随后又一贬再贬，放逐于湘沅之地。
033六
相形于楚怀王，楚顷襄王和令尹子兰对屈原更加冷酷无情，故而屈原的心情也更加痛苦莫名。于是，便发生了彷徨无助的屈原在江滨和隐者渔父之间的对话。《楚辞?渔父》的记载可圈可点：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在屈原迷惘不解的时候现身在江滨与之会面的隐者渔父，显然是一位乱世之中的得道高人。渔父对屈原的谈话，无疑是对天下所有痴迷于仕途志在行道者的指点。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采纳了《楚辞·渔父》的文字见解：034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史记》和《楚辞》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在陈说渔父试图用自己和光同尘的人生价值观来指点、开导和说服屈原；不同之处在于，《楚辞》中的渔父劝说之后，见屈原不肯听从，便唱着歌飘然而去，《史记》中却未提渔父的下落，而只是着力叙述极度悲愤的屈原的痛苦呻吟，及其沉江自尽的悲壮结局。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静幽墨。冤结纡轸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诎以自抑。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
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035以为丰；重华不可牾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愍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
曾唫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长期淤积在胸中的块垒未能因渔父的劝告而消除，不是因为他不晓得自己面前有渔父所指点的那条路可供选择，而是因为他不愿意选择走那条路。屈原不顾一切地反复劝谏楚怀王、楚顷襄王，完全是出于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为了实现忠君爱国的理想抱负，屈原早已认准了自己要走的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人各有志，不能强勉。”透过屈原在《离骚》中所流露出来的心迹，不难明白渔父的良言相劝何以没有效果，亦不难明白屈原的人生之路何以如此坎坷。相形于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煎熬，沉江自尽对于屈原来说，也许是一种彻底的解脱。
036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郢都，楚顷襄王君臣狼狈逃难，“保于陈城”。目睹楚国山河支离残破，灭亡在即，流放中的屈原终于发现，他不屈不挠上下求索却报国无门走投无路。彻底绝望的爱国者屈原再也无法承受残酷现实的一次次重创，而于是年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享年六十出头。
屈原之死，在一个时期里意味着楚国朝堂上直谏精神的黯然消逝，而楚国接踵而至的削弱败亡尤其让世人更加思念屈原及其身上所焕发着的爱国精神：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七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的这句名言人们耳熟能详。古往今来的爱国者因为秉承对自己祖国的这种最深厚的感情，而广受世人褒扬。
屈原是人们公认的伟大的爱国者，屈原沉江自尽彰显了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长期受到国人的推崇赞扬。但是，在谈论屈原忠君爱国时不应漠视，忠君爱国在任何时候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特征。生长在战国时代的屈原深爱着的乃是自己的父母之邦楚国，楚国只是战国时的一个诸侯国，周天子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屈原对于周朝并不存有什么爱国情结，对周天子更谈不上什么忠诚可言。
037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对于忠君爱国的理解显然要高出屈原许多。“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由孔子的这句话，不难想见他对周王朝的爱国情怀。但在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屈原那里，却根本看不到任何热爱周王朝的言论。从孔子到屈原，前后仅百余年，爱国的具体内容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周王朝迅速衰败名存实亡路人皆知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屈原自身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在春秋战国时期，君臣之间尚且可以互相选择，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名流大多奉行“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人生准则，百里奚、商鞅、范睢、蔡泽、吴起、廉颇、苏秦、张仪、李斯、荀卿等，都曾有过“择主而事”的经历。屈原才高八斗而不为楚怀王重用，一再遭遇放逐，完全可以重新选择，择木而栖，而他却历经磨难痴心不改，始终忠诚于楚怀王和楚国。后人贾谊和司马迁都曾对屈原的做法很不理解。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悲怆地为屈原鸣不平：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凤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
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螘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惪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兮，固将制于蚁蝼。（《吊屈原赋》）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直抒胸臆：038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令人太息不已的是，屈原所忠诚的君主，竟然是楚怀王这样一个低能儿的昏君！明人李贽在《焚书·读史》中为屈原的愚忠开脱时，这样说道：“为井者泄淤泥而莹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真不能不令人心恻也。故知王明则臣主并受其福，不明则臣主并受其辱，又何福能得知乎？然则怀王客死于秦，屈原沉没于渊，正并受其辱者耳，何足怪耶！张仪侮弄楚怀，直似儿戏，屈原乃欲托之为元首，望之如尧、舜、三王，虽忠亦痴。观者但取其心可矣。”屈原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对楚国的热爱和忠诚，从而在世人心目中树立了伟大的爱国者形象。他宁可蒙冤受辱被放逐，也不肯周游列国择主而事，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春秋时期鲁国人“和圣”柳下惠。他们二人相同之处在于，皆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父母之邦，不离不弃；不同之处则表现在，“和圣”柳下惠具有很高的修养，足以坦然面对不期而至的各种坎坷困厄，即便是官越做越小，也能够用微笑面对现实，始终不改直道而事人的初衷，屈原的修养不及柳下惠，做不到坦然面对困厄，故而长期沉湎于苦恼怨愤之中无法自拔。
039八
仕途坎坷无情地毁灭了屈原宏大的政治抱负，却成全了他的文学天赋。
奸佞当道的楚国政坛排挤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却产生了一位震古烁今无与伦比的伟大诗人。有道是形势比人强，战国后期由战乱趋于统一的大趋势绝非任何个人所能阻挡，即便是屈原和楚怀王君臣相得，也未必能避免楚国被吞并的下场。山河破碎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彷徨山泽，一方面令学识渊博、怀才不遇的屈原忧心忡忡饱受煎熬，另方面又转过来成就了他，让他胸中挥之不去的怨愤牢骚凝结成了文字，催生了那些弥足珍贵的感人诗篇。“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一语道出了屈原之成为屈原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