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面世那一天开始，一定会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向你传授思想观念、为人之道和一切他们认为应该让你知道、遵从的社会规则和生活法门。而此时此刻，当夕阳的残辉将我的社长室涂抹得苍黄孤寂之时，我却忍不住要说，我们所接受的一切训导，面对命运的莫测力量，都只是没什么用处的装点，就像河流中的纸船，不堪一击，就像纸上印出来的历史，不经考问。
已是黄昏，我的属下都已经下班。整幢大楼静悄悄地，只有街上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黄昏之音，那是一种蒙眬、含混的嗡嗡声，暧昧、混沌，却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就跟这个世界本身一样。我坐在福民株式会社的社长室里，落日的余晖将金黄的暗淡光芒撒进我的办公室，同时也将孤寂和伤感走私进来，偷偷摸摸填塞进我的心里。
我下楼，潜意识似乎下楼到了街上，就能摆脱那难言难诉的孤独和寂寥。途径商社的办公区域，从侧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传出了话音，这个时候了还会有谁在这里？这个时间，大楼里应该是空无一人的，临近元旦，日本和中国员工都忙着准备过节，按照习俗，已经提前放假，不会有人还忙着公务。我推门进去，哦，是小牛，一个我在吴桥选中，然后跨洋过海来到日本的年轻人，他的日文名字是我给起的：福民小牛，我是他的担保人，他在我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十年，兼任杂技团团长，我给他办了永久居留权。
“爸爸，我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你放心吧，我们社长对我很好，我们在这里工作很忙，生活节奏很紧张，可是也很高兴，一切都挺顺利的……”
他头上套着耳机，所以他爸爸怎么回话我没有听到，但是可以想到，每个中国爸爸在这种时候，给儿子的回话都差不多，不管操的是什么方言，内容都大同小异：我们一切都好，你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听领导的话，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跟同事领导搞好关系……
我之所以能够猜测到他爸爸的回话，是因为，我也有过爸爸，我也是爸爸，我的爸爸曾经多次给我这样的叮咛和嘱咐，我也对我的儿子曾经多次这样叮咛和嘱咐。
为了避免戴着耳机的小牛误会我偷听他和他家人对话，也是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惊跳起来，回头看到是我立刻紧张起来：“对不起社长，我利用业余时间想跟家人拜个早年……”
他们在用视频聊天，隔着大海，用现代科技享受天伦之乐，在这严寒的冬季相互用亲人的问候温暖对方。
我安抚他：“没关系，现在是下班以后。对了，你爸爸刚才对你说什么？”
小牛没有回答，先把我拉到视频头前面向他爸爸介绍：“爸爸，这就是我们社长，也是中国人，现在是日本籍，他对我可好了。”
他爸爸跟我年龄相仿，却比我壮实许多，典型的淮北大汉。从视频里看到了我，他爸爸连忙站了起来，有点拘谨地搓着双手，似乎天气很冷手冻着了。他嘴里喃喃说着什么，我虽然听不见，却也能明白，他是感谢我关照他的儿子，希望我今后继续关照他的儿子，这是每一个中国爸爸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说的话。
我也是一个中国爸爸，我也曾经有一个中国爸爸。
我给他爸爸鞠了个躬，这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寻常的礼节、致意，恭敬的后面隐藏着些许疏离感。他爸爸显然很不适应，忙不迭地也向我鞠躬，动作僵硬、生疏。
我问候了他几句，然后告辞：“对不起，打扰了你们，我代表公司也代表我自己祝您和您的家人春节愉快，万事如意。”
我拍拍福民小牛的肩膀，离开了这间办公室。幸福，我从他和他爸爸脸上读到了这两个字。有的时候，幸福居然那么简单，仅仅是一句话、一个问候而已，就如福民小牛和他的父亲。有的时候，幸福离人却那么遥远，辛辛苦苦奔忙半生，幸福似乎就在前边，却总也得不到，就像现在的我。
这里是涉谷，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之一。能够在这里拥有一幢豪华大厦，却不能拥有那简单的两个字：幸福，这让我沮丧。
告别这对通过网络视频拜年的父子，爸爸这个词汇在我脑子里变得具体、生动。这个词汇，在我心里引起的情感意义一向和威严、敬畏联系在一起。在众多向你有意无意传授人生的人中，最重要的肯定是爸爸。爸爸是儿子人生的舵手，爸爸即便永远离开了人世，却永远不会离开儿子，他的精神和遗传基因会成为儿子的一部分，存在于儿子的肉体和精神之中。就像我，爸爸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他却像一尊神祗，或者更时尚的说法像预装在电脑系统的程序，仍然主导着我的行为和——命运。
我这一生中，我爸爸传授给我的最重要的人生理念在我的理念中已经凝缩成了四个词汇：练功、吃苦、忍耐、弟弟。
我向父亲的在天之灵起誓，我一生都在按照他灌输给我的理念做事、做人，然而，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的在天之灵，我并没有得到幸福，哪怕是起码的亲情和忠诚。
我想，爸爸灌输给我的理念，更准确地说是做人原则，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绝大的关系，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相应的观念和理念移植到了我的身上。或许，六十多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那一天，当我爸爸奋起反抗他继母软暴力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和我一生的命运都将会坎坷不平。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相信，那就是——宿命。
2．那一天，我爸爸从青岛水师营回来，看到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背着粪筐从外面进来，羸弱瘦小的身躯被半筐人畜的粪便压成弯曲的虾米，心里不由一阵刺痛。我叔叔没有看到我爸爸，他将筐里的粪便倾倒在院墙边的粪堆上，佝偻着身躯踅进了北屋。出门就要随身背着粪筐，这是那个年代农民的习惯，象我叔叔窝在地头刨食吃的人，哪怕是孩子，也必须随时背着粪筐，随时准备把路上遇到的人畜粪便据为己有。因为，人畜都要吃粮食，粮食却要吃人畜的粪便，上帝就是用这种轮回嘲弄戏耍着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类。
我爸爸跟着进去，我叔叔蜷缩在破炕头上，活像一只被主人憎厌的小狗，看到我叔叔这个样子，我爸爸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忍了，因为，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续弦以后，他们就有了后妈。尤其是他们的后妈又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们兄弟俩就变成了家里的累赘、后母眼中的沙子，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在人脚底下当沙砾的生活。
我叔叔看到我爸爸回来，并没有喜色，他虚弱地让我爸爸给他弄点水喝。我爸爸连忙跑到灶房，锅里是空的，他从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给我叔叔端了过去。我叔叔啜吸了两口冰水，又说他很饿，想要吃的。我爸爸很了解他的弟弟，弟弟虽然才八岁，忍饥挨饿的耐力已经磨练成了生存本能，如果不是实在忍受不了，他不会主动提出吃的要求。我爸爸的处境相对要好得多，他一直跟着舅舅练武，白天基本上呆在舅舅家里，只有晚上才回家。能够跟着舅舅习武生活，让爸爸面对我叔叔的时候，经常觉得愧疚，因为，我叔叔年龄小，身体弱，还有哮喘病，不能跟着舅舅习武，只好留在家里忍受后妈的歧视和虐待。
我爸爸又跑到灶房给我叔叔找吃的，灶房里空空如也，除了凉水，再没有能够下肚的东西。我爸爸清楚，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并没有到挨饿的地步，肯定会有吃的东西，只不过被后妈藏起来了。他跑到堂屋，堂屋的门上着锁，他从门缝窥视，往日里盛馒头煎饼或者窝窝头的那个棘条筐高高悬挂在房梁上。过去那个筐就放在灶房的大面板上面，随时饿了都可以从里边取吃的。现在，这个筐被锁到了堂屋，锁谁，不言而喻。
我爸爸转身来到院墙下边，捞起一把镢头，砸开那把老式挂锁闯了进去，从房梁上摘下了棘条筐。筐子里有吃的，既有黄灿灿的大煎饼，也有白沙沙的大馒头。我爸爸把筐子捧回了北屋，北屋背阳朝阴，是他们哥俩的住处。我叔叔见到吃食，面泛红光，犹如大烟客见到了鸦片，抓起馒头狼吞虎咽，噎得抻脖子瞪眼，我爸爸连忙把凉水递给他。
他们的后妈牵着她生下的两个娃儿从外面回来了，两个娃儿一个六岁，一个五岁。我爸爸听到她的惊叫声：“谁把锁砸了？进来贼了？”
我爸爸没有理会她，他已经十二岁了，虽然尚数少年，可是长年累月的练功，让他身强体壮，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半大爷们，后妈的威慑力已经大为削弱。
后妈踢里扑通地闯进了北屋，一眼看到炕上的棘条筐，便开骂：“我还当进来贼了呢，原来是家贼，偷嘴吃的东西长不大，活不长。”
我爸爸仍然没有说话，却护住了棘条筐，两只眼睛虎虎地瞪着后妈。后妈并不惧他，尽管他现在已经长得跟后妈差不多高了，可是在后妈眼中，他仍然是个孩子，后妈冲过来抢筐子，我爸爸拦住了她：“我弟弟还没吃饱呢。”
后妈也有她的道理：“没到吃饭时间，谁都不能吃，你爸下地回来，要吃饭，都让你们吃了，你爸吃什么？”
我爸爸对我爷爷也很不满意，他认为，自从有了后妈，他爸爸也就变成了后爸：“我爸爸吃什么我管不了，我只管我弟弟吃饱。”
后妈不屑地撇嘴：“你要真有那个本事你去挣啊，还用得着砸门撬锁的偷？”
我爸爸不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仅仅因为砸开了自家堂屋的锁头，给我叔叔找了点吃的，就被诬称窃贼、小偷，这是最让农村人感觉羞辱的罪名，我爸爸冲口而出：“放屁，你才偷了呢。”
我爸爸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不管后妈有多大的错，他也不能骂人家，人家是长辈。挨骂，而且是挨前窝孩子的骂，对于后妈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羞辱，她捞起炕头的笤帚疙瘩朝我爸爸劈头盖脸地抡了过来：“野种，偷吃的馋嘴子……”
后妈忽略了一个事实：我爸爸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可以任由她管教的小孩子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半大小伙子，而且是一个练武功的半大小伙子。她只知道我爸爸跟着他舅舅过活去了，却不知道我爸爸跟着他舅舅在干什么。
以我爸爸的练的那一身童子功夫，当然不可能让后妈打着他，他随手一捞就截住了后妈的胳膊，后妈还没明白，笤帚疙瘩就已经换了主人，跑到我爸爸手上去了。后妈如果识相一点，就此罢手，肯定就会避免一次流血事件，可是她正在气头上，没了武器就稀里糊涂的用爪子挠我爸爸。我爸爸后来反复强调过了无数次，他从来没有想着动手打他的后妈：“不管怎么说，她虽然对我和你叔叔克扣了点，总还能一天三顿把生的做成熟的，我怎么着也叫她一声妈呢，怎么可能动手打她？我就是随手格了她一下，心里想的是别让她挠破我。”这段话，从我记事开始，我爸爸就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一直到我即将去国离乡东渡日本的前夜，我爸爸跟我聊起往事，还又唠叨了一遍。我相信，他说得是真的。如果有人张牙舞爪的挠我，我也会推挡、躲闪，这应该属于本能，就像老鼠见了猫会逃跑、狗见了生人会汪汪。
我爸爸随手格挡一下，后妈却已经消受不起，她侧身跌倒，脑袋磕到了门框上，顿时血流如注，后妈在头上抹了一把，看到了血，顿时哭嚎起来。她的两个孩子看到妈妈脑袋流血了，一齐扑过来跟我爸爸玩命。那两个孩子跟我爸爸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如果打架，我爸爸一只手就能把他们两个制得服服帖帖。然而，我爸爸面对这两个幼小的弟弟，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他无论如何不能跟这两个幼小的弟弟动手。
于是，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出现了这样怪异的一幕：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追打着已经十二岁的大孩子。这个时候我爷爷回来了，看到这一幕还以为他们在闹着玩，嬉哈哈地怂恿这两个小的：“撵，谁先撵上给谁吃苞米杆子。”
苞米杆跟甘蔗一样甜，苞米是粮食，农民谁也舍不得把苞米杆子当甘蔗吃，吃一根苞米杆，就等于毁了一棵苞米。能用苞米杆子当奖品鼓励两个小孩子抓大孩子，显示出我爷爷当时的心情很好。
我爷爷看到续弦的妻子满脸是血，从屋子里面哭咧咧的出来时，顿时愣住了。
后妈告状：“看看你儿子，把我打成啥了。”
我爸爸连忙辩解：“她打我，我推了一下，她自己没站稳。”
平心而论，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也都不是实话，关键是看从哪个角度理解。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我爷爷都没法摆脱夹在自己亲人中间的难堪。
妻子强烈要求驱逐我爸爸：“这个家里容不下我，有他没我，我走，我走……”
我爷爷表现不错，他没有打我爸爸，也没有骂他后老婆，因为，这种家务事没办法认定孰是孰非，手心手背都是肉，咬谁一口都是自己疼。抽了一夜旱烟，爷爷终于无奈于妻子的吵闹，她说，这个家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她怕我爷爷不在家的时候，我爸爸“那个狼崽子”连她带她的孩子一齐给杀了炖汤喝。
我爷爷倒不相信我爸爸真能把他的后妈和后妈生的孩子“杀了炖汤喝”，他渴望的是眼前的安宁，显然，我爸爸和他的后妈很难让他过上安宁日子。于是，快天亮的时候，一夜的旱烟把嘴和嗓子还有脑子都快熏成木头的时候，我爷爷做出了一个不是很负责任的决定：让我爸爸跟他舅舅一起生活。
3、我爸爸很高兴爷爷的安排，跟舅舅在一起，起码可以不受后妈的白眼，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弟弟、我叔叔。爷爷允诺，今后一定要加强对我叔叔的关照，起码，不再让他饿肚子，我爸爸就正式投奔了舅舅。
然而，这个方案却很难长久实行，他舅舅受雇于青岛水师，做了武术教头，要搬去青岛水师军营。我爸爸当然不可能跟着舅舅到军营里去，人家也不允许。又不能回家，他后妈不要他，我爸爸自己也不愿意。我爸爸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舅爷，是山东螳螂拳大家，在山东、河北、东北一带很有名气，也很有些江湖朋友，于是跟我爸爸商量，送他去找沈阳开武馆的洪老板，洪老板江湖上人称洪师傅，跟我舅爷是相识多年的哥们，通过他给我爸爸找个谋生路子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洪师傅为人仗义，以他跟舅舅的关系，我爸爸跟了他舅舅也放心。
那个年头，沈阳被称为“奉天”，是伪政权满洲国的重镇。伪满政权大量吸引内地民众入关，以增加满洲国的国民人口，所以再一次涌起了“闯关东”的大潮。关外肥沃的黑土地活像传说中掩埋着宝藏的沼泽，吸引无数关内混不下去的、想混得更好的人们朝那片广袤的原野迁徙，其行其状，很与改革开放后拼命出国的人潮相仿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也汇入到那股出国大潮中，我的目标是东京。我出国的那一趟航班被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冻结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原定上午起飞的航班，一直到了深夜还没有起飞的消息。在候机楼里等待起飞的时候，我蓦然想起了爸爸当年闯关东时候的情景，据他说，闯关东在他脑海里留下最深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连大车轮子都冻到官道上三匹骡马都拉不动。
那一刻，我被按在候机厅里，等待被冻僵的飞机暖和过来能够顺利起飞，脑海里翻腾着爸爸给我讲述过无数遍的闯关东时的情景，心里不由暗暗诧异，我的旅程，会不会是半个多世纪前我爸爸那趟旅程的轮回呢？
稍微让我心安的是，如果真有轮回，应该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我爸爸闯关东从事业上来说应该说是成功的。然而，后来他和我叔叔之间发生的悲剧，让他的成功蒙上了永世难平的悲伤，这又让我忐忑不安。因为，还没有登上飞机，我就已经在考虑如果能在日本混得好，怎么样把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弟弟，也想办法迁移到东京去过好日子。我当时在心里默默祈祷，渴望能像我爸爸当年闯关东那样，能在陌生的环境里趟出一条生存之路。同时又不要像我爸爸那样，一心一意为了弟弟，却留下终生的遗憾和内疚。
我爸爸到沈阳之后，那位洪师傅给他联系了井口先生，让他到井口先生家里去做杂役。井口是南满铁路工务局的高级工程师，家里有四口人，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一家人来自于日本东京都。
日本女人吃苦耐劳，女主人奈子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家里人的饭食和家里的卫生必须由她亲自动手，她把那些事情视作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我爸爸主要负责外路的一些杂事，比方说跑腿采买，给上班的井口先生送饭，每天早上打扫院落，接送他们家上学的女儿。这些事情对于从小在农村务农的我爸爸而言，简直太轻松了。当然，这种轻松也不会让他有太多的惊喜，井口先生只管他的吃住，除此而外，没有一分工钱。
我爸爸勤快、朴实、寡言，每天早上坚持练武功，井口先生有日本柔道的功底，所以非常喜欢看他练功，居然会为了看他练武功，每天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井口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不过问政治，每天默默地做他的事情，回到家里也就是看资料、看书、抽烟斗，很少说话。对我爸爸这个中国小杂役他自然是不屑于搭理的，即便每天早上看我爸爸练武功，也不过就是像看耍猴一样图个新鲜而已。
井口家的樱子小姐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跟我爸爸差不多大，当时在日侨学校读书，我爸爸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要去接送樱子。樱子跟我爸爸关系很好，不像一般意义上的主仆，倒有点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朋友。樱子小姐喜欢穿中式旗袍，有一次我爸爸到学校接她的时候，樱子正被几个进城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开拓团男子纠缠不休，他们闹闹嚷嚷的非让樱子把身上穿的旗袍脱下来，樱子吓坏了，双臂紧搂着两肩退缩到路旁，他们却仍然不依不饶，张牙舞爪的要动手扒樱子小姐的衣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关东军的主导下，陷入昭和经济危机的日本把穷山僻壤和都市里吃不饱肚子的次郎、三郎们殖入东北，成立了开拓团，武装屯田。这些开拓团的三郎、次郎们根据日本传统，在家里没有继承权，在社会上又很难有安稳的立足之地，所以胸中都憋着足足的闷气、邪气。到了中国，却变成了占领者、上等人，经常找机会窜进城里享受花花世界，打架斗殴，招惹是非，不但跟中国人打，也跟日本人自己打，扰乱社会治安，连日本宪兵队都讨厌他们，见到他们就驱赶。
面对着些喝得醉醺醺的壮汉们，我爸爸刚开始也有点害怕，躲到一旁不敢吱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跑回去叫樱子家里人，又怕樱子一个女孩子受到侮辱，在这里守着又不敢出手帮忙。两难之时，樱子惊叫起来，原来，那几个开拓团已经开始动手剥她的衣裳了。我爸爸急了，再也按耐不住，冲过去一脚就把那个扭着樱子的大汉给踹倒在地，然后一把推开樱子，催促樱子赶紧回家。
樱子吓傻了，蹲在地上两只手抱着脑袋，浑身筛糠，活像一株寒风里的小树苗。我爸爸再想护着她跑，却已经被那几个开拓团围了起来。
4、性格决定命运，情商重于智商，我爸爸的经历证实了这个论断。我爸爸一生每一个命运的转折点都是由他的性格导致的，祸福及身，几乎都是与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喜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主调分不开。当时他肯定想不到，跟那几个日本人的打斗，居然成了他命运的重大转折。
日本人都是成年壮汉，我爸爸才是个半大小子，他们根本也没把我爸爸当回事，当下围拢过来，拳脚交加，想着痛揍我爸爸一顿解气。没想到我爸爸却身手灵活，使出壁虎上墙的身手，竟然在瞬间从他们的脑袋顶上翻出了人丛，然后从后面展开了当时他最拿手的七星螳螂拳，三下五除二把那几个人打得东倒西歪，每个人脸上都见了血。日本人非常诧异，却也非常顽强，明明打不过，却也不认输，拼了命般的扑上来仗着人多死缠烂打起来。
我爸爸终究是个半大孩子，体力、耐久性都比不过这些长年累月在东北黑土地上耕作的半农半兵的日本人，虽然没有吃大亏，却也摆脱不了这几个人，渐渐的就有些体力不支，身上也挨了拳脚。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宪兵骑着摩托车过来了，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动作快捷的把斗殴现场给围了。我爸爸爸吓坏了，那个年月，中国人被抓进日本宪兵队，没有几个能囫囵着出来的。
让我爸爸奇怪的是，日本宪兵没对他怎么样，却把那几个日本开拓团的家伙给抓了起来，一个军曹轮着扇那几个人大耳光，然后指着我爸爸臭骂那几个人。我爸爸那时候已经能听懂一些日语，模模糊糊地听明白了，军曹骂那几个人没用，连个小孩子都打不过，给大日本帝国丢人。我爸爸生来是个武痴，看到军曹扇那几个人耳光，忍不住提示人家：“扇嘴巴子可以用两面扇，省力更疼。”
他哇啦哇啦说的是中国话，日本军曹听到了，却没有听懂，追问我爸爸说什么呢，我爸爸便用手势告诉人家，扇耳光可以用手掌的正反面连着扇，那样扇对方顾不上躲闪，也不用那么费力每次都得抬胳膊。军曹听了个半懂，就让我爸爸做个样子示范一下，我爸爸趁机把那几个次郎、三郎每人扇了几个耳光，用的是正反掌。
日本人面对强权和上司，挨打的时候一定要“嘿咦”，表示服从、尊重。军曹扇人家耳光的时候，左右开弓，基本节奏是“嘿咦”一声扇一下，我爸爸一只手正反面扇，效率高，动作快，容不得对方消消停停说出“嘿咦”，就已经扇了两下，基本节奏变成了“嘿”扇一下，“咦”扇一下，这让宪兵队的军曹大感惊诧，瞠目而视了半晌，还自己动手比划着怎么样才能用一只手的正反掌瞬间扇别人两个大耳光。
看明白了，军曹下令驱散了那几个倒霉的开拓团，我爸爸看没事了，正要带着樱子离开，军曹却一挥手，命令部下把我爸爸和樱子拎起来塞进摩托车斗里，风驰电掣地拉回了宪兵队。
说不怕，说勇敢，那是假的。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他当时真吓坏了，说来说去人家日本人还是向着日本人，表面上看把那几个招惹是非欺负人的日本开拓团员给揍了，最终抓的还是他这个中国人。到了宪兵队会不会被当场毙了，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当时吓得他尿泡涨得要命，恨不得就地撒出来，要不是跟樱子那个小姑娘被填棉花絮棉裤一样紧紧塞在狭窄的摩托车偏斗里，他可能早就尿出来了。
蓦然间，我爸爸想到，他们抓的是中国人，樱子是日本人，不应该抓，连忙告诉日本人：“她是你们日本人，你们把她放了吧！”
也不知道是日本人听不懂他的话，还是不管是不是日本人都要抓，他嚷嚷了一路，人家就是不停车，一溜烟地把他们俩拉回了宪兵队。
到了宪兵队，军曹让宪兵们把他和樱子关进了一间黑屋子，樱子嘤嘤咽咽地哭，我爸爸劝慰她，说她是日本人，肯定没事，大不了他让宪兵给毙了，樱子肯定不会。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扔在山东的弟弟，弟弟从小身体不好，他本来打算在沈阳安下身来之后，就把弟弟接过来跟他一起生活，不让弟弟再受后妈的气，可是现在看来，这个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实现不了了……本来他是劝慰樱子，说着说着，不知道怎么就说到了自己身上，自己把自己说得忍不住想哭，可是，当着樱子那么一个小姑娘的面，他又实在不愿意流眼泪露出孬相儿，就咬紧牙关忍着，牙根都咬疼了，最里面的两颗大牙都咬劈了，他硬是没让眼泪流出来。
过了一阵儿，日本宪兵打开门，给他们递了两碗高粱米饭，两碗酱汤，让他们吃饭。樱子哭哭啼啼一口也不吃，我爸爸心想，即便死了，走在黄泉路上也不能当个饿死鬼，不但把自己的一大碗高粱米饭吃了，还替樱子把她那一份也吃了，然后又把两个人的酱汤也喝了，这才安心地扶着圆滚滚的肚子等死。他心里算定了，樱子肯定没事，他却是必死无疑，好在，死，他也是吃饱了才死的。
5、日本宪兵又打开了房门，看到碗已经都空了，就把我爸爸叫了出来。我爸爸暗想，这就要上路了，忍不住悲从中来，叫着樱子小姐的名字，嘱托她有机会给老家山东威海螳螂庄带个话儿，告诉弟弟，这一辈子他是见不到弟弟了，但愿下一辈子能够还做兄弟。下一辈子他一定要好好照顾弟弟，绝对不再让弟弟受苦受累了。
樱子小姐对中国话半懂不懂，茫然地看着我爸爸指手画脚捶胸顿足，连连点头，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点头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可能，那仅仅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已。宪兵没有耐心等待我爸爸向樱子小姐安排后事，一把将我爸爸拖了出去。
外边，宪兵们排列整齐，军曹也乖乖地站在队列里，一个中佐站在队列前面，看到我爸爸过来了，叽里呱啦地说了一串日本话，我爸爸一句也听不懂，不过从中佐的脸上看，好像并没有要杀人的那股煞气，这让我爸爸暗暗松了一口气。
中佐说了半会儿，看到我爸爸懵懵懂懂没有反应，就把那个将他们抓回宪兵队的军曹叫了出来，让他跟我爸爸交流。军曹连比画带嚷嚷，我爸爸好容易弄明白了一个大概意思，好像他说要跟我爸爸动手打架。我爸爸不敢确认，也就不敢动手，中佐不知道对军曹下了一道什么命令，军曹就开始动手，使用柔道手技中的“浮落”，要把我爸爸拽倒。我爸爸自小练的七星螳螂拳属于童子功，对于外界的攻击和扑打有的反击和躲避几乎已经成了生理性的本能反应。看到军曹动手整他，他立刻用脚踢了个虚招。军曹眼疾手快，随机应变，以脚对脚，将“浮落”变换成了舍身技中的“送足扫”，想趁我爸爸单腿踢他的时候，一腿把我爸爸扫个大跟头。
他却没有想到我爸爸小小年纪在武技的运用上已经炉火纯青，这就是童子功的好处。我爸爸随即用了真招，两只胳膊探了过来，两只手就像螳螂前肢上的大剪刀，迅雷不及掩耳的朝军曹的眼睛抠了过去。两个中指都已经按到了软软的眼球，我爸爸却忽然灵醒，如果把这个军曹弄瞎了，他武功再好，也只有死路一条，临界点，我爸爸硬生生地把手指换了个位置，没有抠他的眼睛，拍了他的两耳。这一招叫灌风耳，击准位置，功力用足，两耳耳膜立破。我爸爸既不敢，也不愿用足功力把这位军曹整成聋子。因为，迄今为止，这个军曹并没有作任何值得让他下杀手的事情。
军曹也不是等闲人物，我爸爸的两根中指刚刚压到他眼前，他惊叫一声，用了柔道舍身技中的腰滚，侧身倒地，连滚三滚，总算从我爸爸稚嫩的魔掌中逃脱出来。尽管这样，因为我爸爸中途换了招式，灌风耳虽然没有击准位置，两个巴掌仍然拍到了军曹的后脑勺上，其情其景活像大人打小孩。
军曹脱出了我爸爸的控制范围，爬了起来，我爸爸暗暗心惊，怕他恼羞成怒，更怕宪兵们一哄而上，连忙按照山东武道上的规矩双手抱拳，一个劲道歉：“承让，承让，对不起。”
军曹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好像有点羞赧，又好像挺得意，跑到中佐跟前立正敬礼，叽里呱啦地一顿报告。中佐连连点头，看着我爸爸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走到我爸爸面前，伸手要拍我爸爸的脑袋，我爸爸闪身躲过，中佐拍了个空，有点尴尬，然后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我爸爸：“小孩，你的技击跟谁学的？”
我爸爸的武功是自小跟他舅舅学的，我爸爸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嗜武如命，一直到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练功，从来没有间断过。听到中佐这么问，我爸爸就如实告诉：“是跟我舅舅学的。”
中佐又问：“你舅舅在哪里？”
我爸爸回答：“在山东威海。”
那会儿，山东地界还没有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听到我爸爸的老师在山东，中佐有点遗憾：“那就这样子，你的留下，她的可以回家。”
中佐用手指了一下关着樱子的房子，我爸爸连忙求情：“我也回家，你们的留下。”
中佐哈哈大笑起来，其他宪兵不敢像长官那么大笑，却也忍不住抿嘴乐。看到他们笑，我爸爸发懵，不知道自己这话有什么可笑的。多少年以后，我到了日本闯荡，跟日本人接触多了，才发现，他们的笑点跟我们的笑点位置有差别，往往我们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事情，他们会乐不可支。往往他们认为没什么好笑的事情，也许我们会觉得非常搞笑。
中佐挥手下命令，两个日本兵就把樱子从房子里带了出来，樱子胆怯地瑟瑟发抖，中佐看到樱子穿着中国旗袍，以为她是中国孩子，操着夹生中国话问她：“小女孩，你的回家，他的留下。”
樱子看到中佐的态度和蔼，就用日语对着他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中佐大愣，脸一下拉了下来，我爸爸有点惊慌，不知道樱子对他说了些什么，以至于他突然间就阴天了。中佐把军曹叫出来，左右开弓就是一顿大耳光，一边打一边“八格”、“八格”地骂。我爸爸放心里，估计八成婴子是告了那个军曹的状，中佐的火不是冲他的。然而，看到军曹挨揍，我爸爸又有点不落忍，不管怎么说，当时跟那几个屯垦队的次郎、三郎打架的时候，毕竟是这个军曹从客观上说是帮了他。
樱子不愿意扔下我爸爸自己走，中佐就让两个宪兵架着她的胳膊往外送，另一个宪兵已经发动了摩托车，我爸爸明白了，他们是要强行把樱子送回家，把自己继续关押在这里。他急坏了，却又无可奈何，他真的不敢想象，自己被强行关押在宪兵队，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6、我爸爸眼睁睁看着樱子让两个宪兵带了出去，紧张不安有如魔爪抓挠着他的心。未知的结果总是让人惴惴不安，紧张、恐惧让我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他居然想当着一帮宪兵的面逃跑。
这个时候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闹闹嚷嚷的，中佐跑出去察看，宪兵们站在队列里不敢乱动，却也忍不住扭头东张西望，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宪兵也不例外，他们都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谁敢到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来大吵大嚷。趁宪兵们分神的机会，我爸爸扭头朝身后的房子跑去，没敢上墙，墙上面有铁丝网，他听说过，那种铁丝网上都有电，能把人电死。我爸爸可不愿意趴在电网上变成烤肉。
宪兵们看到我爸爸跑了，马上追了上来，我爸爸还企图攀登着窗框门框上房，宪兵却已经追到了他的跟前。宪兵们很守纪律，没有人下命令，也就没人敢朝我爸爸开枪。可是我爸爸也没能跑得了，虽然他已经攀到了屋顶，探出山墙的房檐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攀住了房檐，整个人吊在房檐上晃晃荡荡，却无法翻上探出山墙半米多的房檐。一个宪兵跳起来，抱住了我爸爸的双腿，其他宪兵连忙帮忙，齐心合力把我爸爸从房檐上拽了下来。
我爸爸和拽他的宪兵们一起滚落下来，他在最上面，底下有宪兵垫着，没有受伤，却把宪兵砸疼了，宪兵们怒气冲冲地围殴我爸爸。尽管我爸爸身上有武功，可是被那一坨宪兵屎壳郎滚粪球一样挤在中间拳脚交加，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只能抱着脑袋硬捱着。
我爸爸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那些宪兵一旦动手，就变成了疯狂的野兽，对我爸爸拳打脚踢，似乎不把我爸爸捣成一团肉酱不过瘾。眼看着我爸爸就要被活活打死，从院墙外涌进来一堆人，一个日本人大声喝止，宪兵们立刻住手，乖乖地集合排成了一排。涌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日本大官，起码比那个中佐要大，因为他身上穿的是呢子军服。喝止宪兵的是中佐，在大官面前战战兢兢，一个劲鞠躬。
大官脸色阴沉，活像即将泼下冰雹的天空。站在他身边的是井口先生，他牵着樱子的手，看到我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血渍，井口过来扶起我爸爸，满脸的怜惜和愤怒，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一手牵着他的女儿樱子，一手牵着我爸爸，掠过大官的身旁，在大官有几分茫然、几分惶惑的神色中昂然离去。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来到了日本，跟富士雄先生成了莫逆之交。每当我看到富士雄先生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想起我爸爸口中的井口先生。我从我爸爸粗略的叙述当中知道，当年他闯关东落脚沈阳之后，正是这位日本人井口先生和他的妻子奈子给了他人性的温暖，让他在那寒冷陌生的关外，能够有勇气面对生存的挑战，挣扎出一条活路来。
富士雄是我到日本以后，成为朋友的第一个日本人，也正是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用超越民族、国家的宽广胸怀，为我做了一切他们能够做的。他们，让我能够在异国他乡享受到亲情一般的温暖，让我能够在遭受人格屈辱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我仍然是一个人，在我被繁重到残酷的体力劳动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时候，坚定活下去、活得更好一些的信念。
我经常在恍惚中，把富士雄和井口混为一人，仿佛影视里面的重合画面。有时候，我也会把我的经历和我爸爸当年的经历混为一事，似乎我走的过程就是我爸爸人生的重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状态，可是，这种情境经常发生，好在，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在回家的路上，井口先生告诉我爸爸，宪兵们把他弄去，目的是要让他教授中国武功，提高宪兵的搏击能力。我爸爸没弄明白他们的意思，也就没有给他们教拿手的七星螳螂拳，即便教，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学会的东西。我爸爸暗自庆幸，多亏他没有弄懂那帮宪兵的意思，不然，他就会混成日本侵略者的教师爷。
“你爸爸要是那一次真的教了他们武功，现在就得算汉奸了。”多少年以后，我爸爸给我说起这段经历，犹感后怕，满脸都是余悸。
宪兵们没能学成武术，却学会了用正反掌扇人耳光的技能。日本军队上级扇下级耳光、老兵扇新兵是最普及的教育管理方式。后来日本军队中正反掌扇耳光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军官扇士兵、老兵扇新兵的效率。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爸爸的功劳，遗憾的是没有人专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井口作为南满铁路的高级工程师，在日本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那个带他找到宪兵队要人的大官，是他在东京大学的同学，他们学的都是铁道，井口先生一直干他的专业，那个同学却入伍加入了战争的狂飙，靠杀人挣扎成了高级军官。